当今的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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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的发展主线是什么？千年后，人们会将当代与哪个朝代做类比？我们的时代在历史上的名字将会是什么？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时代称为现代，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资格在断代史上占据新的一张。秦始皇眼中的现代是大秦，古代是夏、商、周、唐，高祖眼中的现代是大唐，古代是秦、汉、晋、隋。后世承认秦皇开创之功，却常将隋唐并称，因为周秦之间是变革，而隋唐之间是延续。那么我们呢？     从秦皇到汉武之间的百余年，中华文明完成了划时代的历史成就，经济基础体现为令前守自食田，上层建筑体现为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帝国。而辛亥革命到当下也是百年有余，也是划时代的历史成就。经济基础体现为完成工业化，上层建筑体现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中的名字。我之前概括过，古代中国的发展主线是生产资料平民化的过程，那么近百年来中国的发展主线就是为工业化寻找投资的过程，它包括原始积累和追加投资。生活在成熟工业社会里的人们会误以为寻找投资只不过是填几个表格，向银行申请一笔抵押贷款。但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它意味着调集全国人力物力，汇集无数资源能量，处理各种内外关系，承担巨大血汗牺牲，工业化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大过滤器。
     当混乱纪元开启时，它会决定国家的生死存亡。让我们从头开始吧。百年的中华大地上，三种思想分别在各自的时空内茁壮成长，他们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随着工业化进程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有着一个微妙的循环模式，一、为了某个政治目标，其中两派会组成联盟，而第三派受到压制，暂时沉默。二、政治目标初步完成后，联盟破裂，角逐出的胜者登上王座，成为主流思想，中国将重心转移至经济，而主流思想背后的阶级将主导中国为工业化寻找投资的过程。三、随着政治目标的更新，原本的主流思想失势，另两派非主流思想组成新联盟，共同实现新目标。四、新目标初步实现后，新联盟又会破裂，再次角逐出新的主流，五等到下一个政治目标出现，现任主流又会失势，开启下一个联盟破裂。主流的循环。这个循环完整的进行了三次，也意味着中国完成了三个政治目标，出现了三次思想联盟与破裂，有过三个不同的主流思想，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梳理百年现代史，感受历史的规律性，理解那些顺势而为、借浪行船的人和那些逆天而行、无风起浪的人。第一个政治目标，救亡图存的革命。第一个政治联盟，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联盟。旧中国用无数人的青春和鲜血探索道。在与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民族主义。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在思想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构建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相比于古老的华夏族和汉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年轻的概念，从义和团发端，到梁启超复名，再到孙中山定型，经历抗战以后，完成民族主义有两个必要条件才能成为近现代民族主义。第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从君父子民升格为国家公民。第二，用政治力量塑造国族认同，从家族、宗族升格为国族。孙中山先生在著作中反复宣讲公民和国族这两个概念，民族主义正式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从南辰北里到嘉兴渔船，在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萌芽，在瞿秋白、邓恩明、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带领下，红色在中华大地上逐渐晕染开。随着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左派真正的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强调阶级利益共同体，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无论是否属于同一国，都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及维护私有制，他们内部也有斗争，但在剥削无产者的问题上却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无产者有着跨国家的阶级利益，左右两派起初是合作关系。
     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二者是可以联手的，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一个代表国家民族利益，但二者的阶级基础不同，右派的代表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的基础是无产与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是亿观望。这里补充一下，民族主义虽然理论上代表全体国民，但最终解释权会不可避免的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里。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的30余年间，中国一方面要维护辛亥成果，一方面要反击外来侵略，一方面要进行原始积累。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生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依托西南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些轻重工业的积累，然而其远远不足以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而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势力被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尚未成型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种阶级真空期是千年一遇的，把握住可以让社会连跨两步。在3000年历史上。
     这样的机会一共只有三次，中国抓住了两次，已经很幸运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工业化尚处于起步期，需要进行原始积累。为了回答原始积累从哪里来，中国需要在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中做选择。当时唯一的外部援助来自苏联，唯一的内部原始积累来自对旧地主就帝国主义就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没收。这二者都要求中国采用阶级叙事。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又很薄弱，所以他们主张的意识形态也必然让位于无产阶级政权主张的意识形态。但此时中国依然给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尊重。建国初期，国旗上的一颗星就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共产主义中国还在举棋不定。这颗星星的政治重量大家可以感受。此后，中国对他们进行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左右两派逐渐产生了裂痕，这种裂痕在大宅门二里进行了艺术表达。
     其中的一对祖孙，爷爷受了民族资产阶级戚老爷的恩，孙子却要革七老爷的命，把这个激进的革命者塑造的颇有些反派意味。但是当时的风气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无论民族资产阶级意愿如何，最终还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私合营，阶级趋势进一步压制了民族趋势。在社会主义指导下，中国为工业化寻找着投资。随着中苏出现裂痕，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外部助力。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利用剪刀差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政府利用行政命令，集中资源和劳动力来推进工业化。但当时中国的工业品还比较初级，无法获得足够的海外收益，却还需要继续加大投资。投资从哪里来？只能从劳动者中提取，然后将投资成果与全民分享。比如中国成功研制原子弹，每个中国人都从中分得了安全收益。而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前期投资，是无数中国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一点一滴挤出来的。那一代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为新中国做出了极大的付出乃至牺牲。随着时间推移，工业化有了初步发展，但是国家资本的积累也孕育着一个新阶级，怎么办？继续革命？在赤红的汪洋大海中，左派压制住了其他两派，成为了绝对主流。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然而这种浪潮并没有遏制新阶级产生的能力，需要付出代价。新阶级既然直接掌控着国家资本的控制权，就会希望从国家资本的扩张中获得超额收益。并且中国为了加速引进先进技术，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然而这个过程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工业业越是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越是雄厚，这个新阶级就越强大，社会主义就越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并且他们会试图与国际资本进行合作。构成了原始的自由主义诉求。当时中国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维护阶级叙事，也在思想文化上对传统中国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对外也进行了一些基于阶级情谊的国际援助，这都受到了基于民族主义的反对。毕竟选择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就一定会有民族主义产生。这二者形成了某种潜在的联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生老病死，神州日落，四海风停。人们这才发现，思想的暗流早已蓄势待发，时代的变革早已箭在弦上，弓如满月，箭射残阳。春秋两度，日落月升。中国迎来了第二个政治目标，改革开放的转型，第二个政治联盟，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在政治上树立民族叙事，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累民族资本，成为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公约束。然而，还是那个问题，工业化所需的投资从哪里来？中国尝试着借助外资加速经济发展，在一些特区进行了有限的试水。然而，想要吸引外资的国家有很多，想要对外投资的企业也很多，但他们还在观望，还在疑虑，还在等中国的明确表态。1978年，邓公访日会见裕仁首相福田鸠夫以及多名企业家参观日产公司时，对负责人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不仅仅是客套话，也是一种鲜明的政治表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注解，并且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给国际资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为此做了很大的政治让步，毕竟当年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内外政策都需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经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带着一种淳朴的江湖气，轰轰烈烈的投入到了经济建设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企业家，史玉柱、牟其中、任正非、宗庆后，大家耳熟能详。文化领域也空前开放与繁荣，大陆、港台、欧美、日韩、海子、顾城、郭靖、黄蓉、西部牛仔、小鹿纯子等一系列新形象登上了中国的舞台。在左派偃旗息鼓以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凸显了出来，联盟破裂，他们被称为保守派和改革派，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外开放的程度。保守派主张鸟笼经济，有限开放，回归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政策。这种主张既有民族主义成分，也有社会主义成分，但在事实上，开放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接纳民族资产阶级以后，民族主义渐渐成为保守派反对扩大开放的主要支撑，而改革派倾向于加速开放，实施更彻底的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产业转移浪潮接轨，为了解决矛盾，中国于1987年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对左派表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非重拾阶级叙事，对自由派表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保守派表态，坚持改革开放，向外敞开合作的大门，加速工业发展的思路不会变。这个意味深长的表态暂时调和了矛盾，为做出最终决策赢得一些观望的时间。接下来的五年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巨变，比如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等等。直到1992年，中国停滞了数年的改革到了必须做决策的时候，苏联解体不到一个月，南巡讲话就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腐朽之风，又要反对裹足不前。经典的既要又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然而，邓公也体谅各级政府在执行中的难处，一句名言，划出重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各级各地对上级指示心领神会，改革开放重新提速。此外，我们和西方的关系渐渐和缓，双方产业形成互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使得民族主义右派暂时失去话语权，在和自由派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自由主义正式成为中国第二个主流思想。中国为国肥，既然要开放，就要美化乃至模仿我们的开放对象。那一段时间也是中国对西方国家好感度最高的时期，有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当然更好的称谓应该叫缓和期，因为双方的关系始终是不平等的，孕育着新的矛盾。而且改开，2/3的外资名义上来自香港而非外国。
  当然，这些名义港资实际上来自于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大陆资金。那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国人的友好待遇是令外国人都颇感震惊的，只要你长着外国人的高鼻梁，就会得到超国民待遇，会有人用几句粗浅的英语和你打招呼，欢迎你来到中华大地上做客。某些制度直到今天也没有正式修改，当然也没有必要抱着怨怼的心态去看那一代人。时任副总理出访英国，带着访贫问苦的心态去慰问失业工人，结果发现英国失业工人有二层小楼，有沙发，有电视，还有一个小花园，而且失业不用纳税，医疗教育免费。换做是你，你回国后会给国家提什么建议？会不会优先考虑发展经济，提升老百姓生活水平？实话实说，反正我会。这种巨大差距给自由派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内外倾向，这种倾向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甚至得到了某种默许。一个民意对西方普遍友好的中国更能吸引外资流入，毕竟当时的外资也很担心。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投资会不安全。先发国家的产业转移是后发国家发展经济的绝佳机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只依靠内部力量完成工业化的，包括英国、美国、苏联，要么向外掠夺，要么对外引进。我们没有对外掠夺的可能性，只能主动引进。所以，民族主义陷入低潮时，中国没有主动刺激民族主义是一种务实的选择。然而就在不久以后，九三年银河号事件、九六年台海危机、九九年轰炸大使馆，零一年王伟烈士的牺牲，中国每一次都选择了忍让，但美国的挑衅是绝不会罢休的。中国民族主义需求闪烁其中，但政府保持了高度克制。这一段时间，中国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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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然而几个月以后，911事件爆发，美国不得不把重心放在反恐，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宽松。同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市场向中国打开。此后，中国大力发展外贸经济，积累大量外汇，延续了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让自由派的经济基础越发强大，及美元体系下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以即便发生一系列的中美摩擦，有些事情甚至堪称耻辱，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起不来，经济严重依赖人家的货币，外贸一下滑，失业率就飙升，当时的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大，所以政府也有意韬光养晦，还是没有刺激民族主义对美元的依赖，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有人喊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然而中国对美元依赖越深，美国反过来也越依赖中国商品，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就越强大，就越有能力脱离美元，美元依赖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中国提出了第三个政治目标，国家力量的回归也带来了第三个联盟，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2008金融危机以后，外需陡然下滑，再加上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需求，中国开启四万亿计划选择了政府投资拉动大基建时代，开启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     被松动工业化所需要的投资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回答，那么社会必然孕育新的思想。所有人都清楚，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必然加强。立足于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美元体系下贡献廉价劳动力的无产者共同对自由派提出了质疑。但这个联盟是相对短暂的，因为第三个政治目标的实现比起前两个要容易得多。左右两派都期待着国家的选择，外界猜测也众说纷纭。这个选择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政府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在各阶级之间分配？中国最终选择了民族主义。阶级分化可以被高速发展的经济所掩盖，只要发展速度可以维持在高位，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就有资格成为主流，在政府主导下，民族产业资本迅速崛起，成为了当代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因为其民族性，所以他对外资，尤其是美元非。
     非常谨慎，因为其产业性，所以要限制金融资本，对内抓住金融主权，对外严格管控货币，因为其毕竟是资本，所以他对牢房所受的一些不公平待遇采取默许态度。不过，近些年金融资本的扩张正在与民族产业资本争夺主导权，此处略过不谈。2012年钓鱼岛事件爆发，从事后来看，此事颇为蹊跷，与美国阻止中日韩自贸区的形成很可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一个被美国深度控制的日韩本来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伙伴，中美对抗形势已经不可避免。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中国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忍让，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开始主动刺激民族主义，这使得自由派迅速倒台。许多自由派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缓和只是阶段性的，随着中国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完成，必然会转向对抗自由主义迟早要让位于民族主义。如果他们仍不知趣，还发表日本夏令营、德国油纸包一类的观点，那自然没什么好下场。其实他们也未必真正相信这些，但他们要扮演的角色是人民群众里率先开演看世界的人，他们必须要强调外边的世界有多精彩，有多么值得学习，才能获得话语权，保证其在大众间的超然地位。本质上就是一群迫切希望脱离人民群众，倒向资产阶级的又一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成为了第三个主流思潮。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美国的许多行为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慨。美国的附庸国在各个维度上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挑衅，本质上是国际资本企图打压民族资本，让中国停留在低端产业上，持续贡献廉价劳动力，而这是中国绝不能答应的。对比百年前，21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让新一代人有了自信的资本，大部分的21世纪中国符号，比如高铁、航天、奥运会，其实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另一个是中国的凝聚力和调控力也被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数十次的抢险救灾。汶川玉树的中国温度，火灾洪水的中国速度，最极端的反对派也必须承认这些客观事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行为上的民族主义者，无论内心是什么倾向，在网络上发表什么言论，在现实中都必须消费，必须缴税，必须服从政府命令。要么心甘情愿的成为民族主义者，要么骂骂咧咧的成为民族主义者。因为随着国足构建的加深，国家和民族两个概念的外延在趋同，而现代人无法拒绝国家权利。民族主义助推了中国的发展，但民族主义需要让普通人不断获取现实收益来维持动员力，否则会形成反噬。而民众的耐心是很有限的，政府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民众的民族情绪越高涨，政府越乐意，他常常要设置御用反对派来给自己做政策转向的空间，所以一些天天唱反调的人士却总能安然度过一次次的危机，民意铁板一块，有些事情反而不好办。因为民众的民族情绪常常比政府立场更激进，一方面可以替官方说一些不方便说的话，另一方面也会压缩政府的决策空间和灵活程度。尤其是出现了一位激进派民间意见领袖，可以把许多激进派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一股强大且不可控的民意，当局一定会适当敲打他，来避免反噬风险。当然，在这种大国对抗的环境下，没有激进派、温和派根本没有温和的资格。官方民意、领袖民意这三者之间的平衡该如何拿捏，在全世界都是个棘手的问题。近几年来，民族主义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包含着对官僚主义粉饰太平的反感，对民族主义集体动员的恐惧，对自由主义宽松环境的怀念，对马列主义阶级叙事的热衷，还有外来势力的刻意挑唆，但最核心的原因是经济下滑导致内部阶级矛盾加剧，这集中体现在就业形势和贫富差距上，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下，民族主义越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就越强大，内部阶级矛盾就越大，民族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多么古老神圣的共同体，如果共同利益分配不均，最终结局都是亲兄弟、明算账。没有处理好阶级矛盾的民族共同体是不可能长期团结的。这里要强调，矛盾是好事，世界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矛盾形式的进化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强大的现代工业国才有资格产生的矛盾。对线下阶级矛盾的处理，以及划分出工业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边界，是从工业化升格为现代化的核心条件，而这是中国的第四个政治目标，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站到了一起。当然，这种河流并没有能力也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而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一道，与民族资产阶级溢价，不能再用民族主义作为理由要求前者做出过多牺牲。即便现在国际环境很紧张，中国很需要内部团结，但为团结做出让步的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国字头和民间资本。一旦这个改良性质的议价成功，双方联盟也会破裂。千万不要用前几年看待自由派的视角来面对这一波左翼浪潮。当年自由派的诉求是维持自由开放的文化与经济制度，这看起来很美好，但这一切的经济基础是美元体系，他们作为中国人里最懂外国那一套的人，可以分得一杯羹。而新的左翼浪潮，政治合法性比自由派高出太多。如果对立背后的矛盾不解决，如果不合理的分配模式没有改变，越强调不要挑起对立，对立就越严重，越强调要解决问题，人们就越想发泄情绪，越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人们就越容易被虚假事实引爆全网。但这不是大众的错。从理性的角度看，民粹色彩鲜明的左翼浪潮未必有什么进步性，但其群众基础极其广泛，并且与当下中国的主导力量民族产业资本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从务实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未来，世界都是民族国家时代，中国也必然是民族主义国家。第三世界还有许多地区没有完成工业化，先发国家可以从落后国家榨取价值，然后分配给无产者，世界还不具备马克思是阶级大联合的经济基础，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还没有显现，中国目前想要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在民族主义框架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很明显需要更新，而这就是工业化到现代化之间的必由之路。有了以上的铺垫，从国内视角出发，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从国际视角看，也有四句话与这略有不同，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极度稀缺，工业化进程无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报酬，只能支付政治报酬，为什么是自由主义资本渐渐积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资本运营自由，小资产阶级要求消费选择国际流动自由，且与国际金融资本暂时媾和，为什么是民族主义资本积累完成。中国资本与展开正面竞争，迅速扩展为民族矛盾，且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什么阶级矛盾激化？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主义框架下获得了超额收益，在经济下滑期矛盾暴露出来。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的时代在历史上的名字将会是什么？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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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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