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毛主席对苏联看法的演变过程

越梓流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5月6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与此同时，针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提出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但对此一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为了解一些兄弟党可能的反映，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多数意见均对文件表示赞赏。当毛泽东询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说: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时，这位新共总书记当场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只有越南党的领导人主张应多加点糖，少些辣椒。

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于6月14日公开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映可想而知。在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严辞抨击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此后不长时间，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300篇之多。

7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会谈后，毛泽东已经断言: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 “九评”。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冲突再度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经过了一连串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泽东反倒是对现在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他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争论很难再停下来了。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了。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才最终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话，但是，肯定两党矛盾已经属于敌对性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
毛泽东在１９６3年和１９６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１９６4年１月3０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4年版，第５２０页。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１９６4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与金日成、１０月７日与崔庸健、１０月９日与巴卢库的谈话
中共中央在１９６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１９６５年９月２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９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１２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马齐彬、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１９4９-１９８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２页。

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但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１９６4年１月3０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4年版，第５２１页。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作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５００万人。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２５０、２５５页。

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１９６８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

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

实际上，１９６4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６０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２９２页。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

也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１９６９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７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参见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５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

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首次揭秘：回首“文革”》张化 苏采青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

越梓流

在毛主席看来与苏联一起输出革命和对内继续革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感觉九评苏共不只是对赫鲁晓夫说的，很可能是对党内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