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红柿收割机 于 2023-9-12 22:56 编辑
云南丽江九河乡农民情况考察报告
https://bu2021.xyz/t/topic/23293/1 编者按:
- 在考察中学习考察,只要迈出第一步,后面的路也只是时间问题;大家都应该潜下心来为革命做些实事,融工宣传调研;自己当自己的教员,亲自去实践去观察。
-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从多方面介绍了九河乡农民的生存状况。
一、农民运动的严重性
我这次回到丽江,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仅仅考察了九河乡的两户人家的情况。 我在七月下旬到那里去,听老农讲述了这四五十年的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得来了不少从人民公社时期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资料。许多农民劳动的道理,和在互联网上或是资产阶级学者脑海里臆想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事情,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想如果时机成熟,我们无产阶级忍无可忍,那么这几万万的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北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主席还说:“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如今我们的敌人已经变化了,我们的同志也已经变化了,这是因为社会运行的基本矛盾已经变化了。然而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史,却不断地演化,而这样的巨变,却是完完全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毛主席那时候提出的三个问题,仍然是当代泛左翼需要思考的问题,也仍然是马列毛主义者在实践运动中要去回答的问题。
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九河地区
九河地区(尤其是笔者采访的地区)处于深山之中,海拔相对较高,地势起伏大,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土地基本是比较贫瘠的红土地。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和云南地区的解放,九河乡这个偏远的小地方迎来了他从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的斗争阶段。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当地已经成立了合作社,基本开始了集体劳动时代。从解放初期的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时的每一户都能分到一头牛,就可以看出来新中国前三十年对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大飞跃的积极影响。在人民公社时期,公社本身是名副其实的生产上的、文化上的、行政上的革命组织。过去的九河乡革命性地成立了九河公社,这并不是名称的转化,而是质变的革命过程。具体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和生产组织的完善性,包括九河在内的所有公社都有会计和监察人员。九河公社当时有二十多户人家,每户人家可能有五六个娃娃,共一百二十多人,后期公社中已经集体饲养了二十多头牛,以至于分产的时候每户人家都能分到一头牛。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贫穷,直到现在九河地区都很少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只能使用相对小型的农机。在二十一世纪之前,九河地区都基本是人和牛的耕作模式,对于农业机械的使用要到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 在经历了十年不到的合作社阶段和十年多的人民公社阶段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要求下,九河地区开始推行“包产到组”。注意此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产到户,人民公社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是已经被强制性退化和实际性弱化,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社会主义中所谓的“行政机关”不能和实际上的生产组织、革命组织结合起来,那么它的革命性几乎已经消失殆尽,成为一座空中楼阁。毛主席曾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也充分证明了,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在生产中、在政治实践中、在文艺斗争中夺取领导地位,就没有可能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也就决没有可能“解放生产力”。就这样过了三年,像九河这种落后偏远地区对于承包到户的响应相对慢一些,因此在一九八一、八二年时,才开始推行承包到户。这时的承包到户已经是全国统一的强制性要求,所有公社就地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县、乡等行政机构。集体时代、公有制时代基本终结。 从改革开放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看得出一些端倪,即使不去看分产到户的资本主义复辟本质,这种对劳动群众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强制改变本身就是不符合群众路线的。全国如此大的范围内,总归会有不同情况的公社,将集体劳动和人民公社路线一棒子打死,却不去看劳动群众的真正需求,其心可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毛主席的观点,不可不说是指导我们工作的基础。 于是就这样,九河乡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上被重新建构后,走向了私有制的老路。
三、满山白紫和满目疮痍
其实在作者本人看来,“满目疮痍”这个词用在这里倒是有些过分夸大了,不过当地农民的处境确切是不好的。追溯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上下闹了大饥荒,饿死不少人。这确切是一场很大的天灾,然而在当时的九河乡却说并没有饿死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了。前文提到当地相对寒冷,在人烟稀少的山谷环境下,当时分田时每户人普遍都能分到二三十亩地。这在中国可是了不得的,要知道在许多平原地区家里能有二三亩地都已经不少。就这样,这个小地方的人们全靠当地广阔的山丘,几乎全体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幸存了下来。 然而真正的世外桃源怎么会有呢?海拔两三千米的九河乡,粮食作物只能种出马铃薯一种而已,蔬菜瓜果都要看天,如果天气差了就没有收成。就连玉米都种不出的地方,环境是可想而知的坏啊! 当地的农民说:“我们这边只能种的出土豆来…就连苞谷都种不出,种得活,就是长不出苞谷来…”就算到了现在,化肥工业、育种技术、农业机械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九河乡的土地上都种不出别的作物来,漫山遍野都是白色和紫色的土豆花,预示着这个地方土地的贫瘠和发展的落后。我们来的时候是七月下旬,平常这个时候马铃薯早就开过了花,但是今年雨水来得晚。所以,有的品种的马铃薯刚刚开始采摘,大多数的马铃薯才刚刚开花,就变成了山坡上的一片白与紫。景色是好看的,这毕竟是劳动人民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啊!其实当地除了马铃薯,还会种植一些反季节的油菜花,但是产量相比江南就少的可怜了,植株要矮小得多,花朵也小。 我所采访的一户人家,家里有三四十亩地,一年一季的土豆,一季收成最多也只有两万斤,而这已经是很好的气候条件下的产量,他们的地多,劳动力少,而且田地大都散落在山地中,常常会有土地抛荒的情况。一亩地总的投入大概有三千元,对当地农民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春天当地是三到四月播下种子,按照不同的品种,在七到十一月收割。但是收割上来了,土豆的价格又如何呢?当地的农民告诉我们,土豆的价格只有到了一块钱到一块七一斤,才能够有利可图。实际上,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土豆收上来的价格卖出去只有三毛四毛钱一斤,这种价格,土豆即使收上来卖掉,也弥补不回成本,所以只能放在地里烂掉。这是多么悲苦啊!一年到头的劳动、投入的金钱和时间,全部都付诸东流。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浪费性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生产上存在着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而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如何来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作用呢?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竞争、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价值规律…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又有多少资本家盲目地随着市场价格波动而生产着并同时浪费着资源?又有多少工农因此而失业,穷困潦倒? 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虽然使私有制的商品经济能够建立某种秩序,但必须明确,这种秩序的建立是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资产阶级学者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把价值规律描绘成一架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自动“调整”的机器。那么它如此神通广大,为什么不能够调整农民的土豆价值呢?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价值规律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作为一种自发的不受人们驾驭的力量来发挥作用的,每个小生产者和资本家都屈服于它的支配。生产的盲目扩大和缩小,资本的盲目转移,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大量减产、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等等,也就是说,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 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各个生产者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盲目地进行生产,他们事先不了解市场的需求状况,他们“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市场价格的涨落便成为商品生产者了解市场供求状况的晴雨表。各个商品生产者,就是根据市场价格的涨落来安排或调整自己的生产的。价格高了,生产的总体投入就多,价格跌了,所投入的就相应的减少。丽江九河的农民们是这样盲目地、且以双倍的压力被迫地年复一年地种植马铃薯,周期性地遭受着这样的折磨; 历史事实和实践证明,受价值规律调节的资本主义生产,绝不是“自然地和谐地”进行的,而是在不断的震荡和经济危机之中进行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才有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经济中,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使社会生产得以协调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优越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能比拟的。
四、小生产的悲歌
其实,像九河乡这些地方的农民,多少都算是小生产者。这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少见,改革开放后,小农经济的复苏是很快的。小生产本身是没怎么改变的,那么小生产者在封建社会和现在的中国的待遇有什么区别呢? 在满清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之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小生产者在这个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的生存,是不主要依靠和别人的商品交换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普遍低下,他们手中的余粮或多或少,遇到天灾则没有,应付了官府的重税后,剩下的结余通常是少量参与交换罢了。并且在民间的交换过程中,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可以是“多余的使用价值—(相等的抽象劳动)—多余的使用价值”的交换,没有压迫性可言。 然而我们在九河乡所看到的情形则不一样了。在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在城市和发达地区立足,并且企图将自己的垄断地位深入中国的乡村。这时候小生产者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边缘化的生产群体。平原地区的小生产者不断地消亡,要么背负贷款,通过兼并土地变成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要么进入城市打工,放弃自己在老家的土地,抛荒或外租。而因为农业生产客观的受自然因素制约,和丘陵山地地区天然的不易有组织地机械化生产的特性,这些地区的小生产者并不直接受到垄断资本的雇佣,但是蛮横的收购价格和相对于这些收入的高昂的工业品,都让小生产者们喘不过气来。背朝黄土面朝天的日子啊!我们辛苦一生的农民兄弟啊! 综上,小生产者们在私有制社会受到了严酷对待。但也不乏一些声音: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社会主义生产下面对剪刀差和城市化,同样遭到残酷的对待,在私有制下农民反而生活的更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首先我们要明白,中国和苏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落后、贫穷、封建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难道路。我们无产阶级不能搞殖民主义,没有外国援助,要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就只有工农业剪刀差这一条路。我们应当承认,这条路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工农业剪刀差?就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通过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农产品,通过外销或进一步加工,来达到原始资本积累的目的。很多人认为统购统销中存在的“剪刀差”,是对农民的剥削。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最终所有经济都转变为全民所有,国家工业化积累,同时是工人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因为国家的政权和经济本身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且在工业化建立的同时,工业一直在尽可能地反哺农业,例如大修水利、农业机械化、化肥生产、种子革命等等。因而这只是一种农民在生产力解放道路上的阵痛。反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圈地运动强行使农民与生产资料脱离,为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无法翻身,苦不堪言。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要尽可能地消灭小生产。要注意的是,消灭小生产,不代表在肉体上消灭小生产者,而是将这样一个已经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的落后阶层消灭掉,积极地改造和团结小生产者,一起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总有这么一小部分走资派希望利用小生产者的自发性复辟资本主义,顺从小生产者的自发性,而不是耐心的对小生产者进行政治教育和引导,实际上是给予眼前利益而剥夺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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