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丽江九河乡农民情况考察报告

西红柿收割机

云南丽江九河乡农民情况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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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在考察中学习考察，只要迈出第一步，后面的路也只是时间问题；大家都应该潜下心来为革命做些实事，融工宣传调研；自己当自己的教员，亲自去实践去观察。
•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从多方面介绍了九河乡农民的生存状况。
  

一、农民运动的严重性

我这次回到丽江，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仅仅考察了九河乡的两户人家的情况。

我在七月下旬到那里去，听老农讲述了这四五十年的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得来了不少从人民公社时期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资料。许多农民劳动的道理，和在互联网上或是资产阶级学者脑海里臆想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事情，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想如果时机成熟，我们无产阶级忍无可忍，那么这几万万的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北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主席还说：“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如今我们的敌人已经变化了，我们的同志也已经变化了，这是因为社会运行的基本矛盾已经变化了。然而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史，却不断地演化，而这样的巨变，却是完完全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毛主席那时候提出的三个问题，仍然是当代泛左翼需要思考的问题，也仍然是马列毛主义者在实践运动中要去回答的问题。

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九河地区

九河地区（尤其是笔者采访的地区）处于深山之中，海拔相对较高，地势起伏大，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土地基本是比较贫瘠的红土地。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和云南地区的解放，九河乡这个偏远的小地方迎来了他从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的斗争阶段。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当地已经成立了合作社，基本开始了集体劳动时代。从解放初期的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时的每一户都能分到一头牛，就可以看出来新中国前三十年对于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大飞跃的积极影响。在人民公社时期，公社本身是名副其实的生产上的、文化上的、行政上的革命组织。过去的九河乡革命性地成立了九河公社，这并不是名称的转化，而是质变的革命过程。具体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和生产组织的完善性，包括九河在内的所有公社都有会计和监察人员。九河公社当时有二十多户人家，每户人家可能有五六个娃娃，共一百二十多人，后期公社中已经集体饲养了二十多头牛，以至于分产的时候每户人家都能分到一头牛。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贫穷，直到现在九河地区都很少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只能使用相对小型的农机。在二十一世纪之前，九河地区都基本是人和牛的耕作模式，对于农业机械的使用要到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

在经历了十年不到的合作社阶段和十年多的人民公社阶段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要求下，九河地区开始推行“包产到组”。注意此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产到户，人民公社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是已经被强制性退化和实际性弱化，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社会主义中所谓的“行政机关”不能和实际上的生产组织、革命组织结合起来，那么它的革命性几乎已经消失殆尽，成为一座空中楼阁。毛主席曾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也充分证明了，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在生产中、在政治实践中、在文艺斗争中夺取领导地位，就没有可能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也就决没有可能“解放生产力”。就这样过了三年，像九河这种落后偏远地区对于承包到户的响应相对慢一些，因此在一九八一、八二年时，才开始推行承包到户。这时的承包到户已经是全国统一的强制性要求，所有公社就地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县、乡等行政机构。集体时代、公有制时代基本终结。

从改革开放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看得出一些端倪，即使不去看分产到户的资本主义复辟本质，这种对劳动群众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强制改变本身就是不符合群众路线的。全国如此大的范围内，总归会有不同情况的公社，将集体劳动和人民公社路线一棒子打死，却不去看劳动群众的真正需求，其心可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毛主席的观点，不可不说是指导我们工作的基础。

于是就这样，九河乡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上被重新建构后，走向了私有制的老路。

三、满山白紫和满目疮痍

其实在作者本人看来，“满目疮痍”这个词用在这里倒是有些过分夸大了，不过当地农民的处境确切是不好的。追溯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上下闹了大饥荒，饿死不少人。这确切是一场很大的天灾，然而在当时的九河乡却说并没有饿死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了。前文提到当地相对寒冷，在人烟稀少的山谷环境下，当时分田时每户人普遍都能分到二三十亩地。这在中国可是了不得的，要知道在许多平原地区家里能有二三亩地都已经不少。就这样，这个小地方的人们全靠当地广阔的山丘，几乎全体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幸存了下来。

然而真正的世外桃源怎么会有呢？海拔两三千米的九河乡，粮食作物只能种出马铃薯一种而已，蔬菜瓜果都要看天，如果天气差了就没有收成。就连玉米都种不出的地方，环境是可想而知的坏啊！

当地的农民说：“我们这边只能种的出土豆来…就连苞谷都种不出，种得活，就是长不出苞谷来…”就算到了现在，化肥工业、育种技术、农业机械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九河乡的土地上都种不出别的作物来，漫山遍野都是白色和紫色的土豆花，预示着这个地方土地的贫瘠和发展的落后。我们来的时候是七月下旬，平常这个时候马铃薯早就开过了花，但是今年雨水来得晚。所以，有的品种的马铃薯刚刚开始采摘，大多数的马铃薯才刚刚开花，就变成了山坡上的一片白与紫。景色是好看的，这毕竟是劳动人民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啊！其实当地除了马铃薯，还会种植一些反季节的油菜花，但是产量相比江南就少的可怜了，植株要矮小得多，花朵也小。

我所采访的一户人家，家里有三四十亩地，一年一季的土豆，一季收成最多也只有两万斤，而这已经是很好的气候条件下的产量，他们的地多，劳动力少，而且田地大都散落在山地中，常常会有土地抛荒的情况。一亩地总的投入大概有三千元，对当地农民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春天当地是三到四月播下种子，按照不同的品种，在七到十一月收割。但是收割上来了，土豆的价格又如何呢？当地的农民告诉我们，土豆的价格只有到了一块钱到一块七一斤，才能够有利可图。实际上，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土豆收上来的价格卖出去只有三毛四毛钱一斤，这种价格，土豆即使收上来卖掉，也弥补不回成本，所以只能放在地里烂掉。这是多么悲苦啊！一年到头的劳动、投入的金钱和时间，全部都付诸东流。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浪费性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生产上存在着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而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如何来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作用呢？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竞争、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价值规律…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又有多少资本家盲目地随着市场价格波动而生产着并同时浪费着资源？又有多少工农因此而失业，穷困潦倒？

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虽然使私有制的商品经济能够建立某种秩序，但必须明确，这种秩序的建立是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资产阶级学者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把价值规律描绘成一架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自动“调整”的机器。那么它如此神通广大，为什么不能够调整农民的土豆价值呢？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价值规律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作为一种自发的不受人们驾驭的力量来发挥作用的，每个小生产者和资本家都屈服于它的支配。生产的盲目扩大和缩小，资本的盲目转移，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大量减产、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等等，也就是说，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

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各个生产者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盲目地进行生产，他们事先不了解市场的需求状况，他们“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市场价格的涨落便成为商品生产者了解市场供求状况的晴雨表。各个商品生产者，就是根据市场价格的涨落来安排或调整自己的生产的。价格高了，生产的总体投入就多，价格跌了，所投入的就相应的减少。丽江九河的农民们是这样盲目地、且以双倍的压力被迫地年复一年地种植马铃薯，周期性地遭受着这样的折磨；

历史事实和实践证明，受价值规律调节的资本主义生产，绝不是“自然地和谐地”进行的，而是在不断的震荡和经济危机之中进行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才有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经济中，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使社会生产得以协调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优越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能比拟的。

四、小生产的悲歌

其实，像九河乡这些地方的农民，多少都算是小生产者。这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少见，改革开放后，小农经济的复苏是很快的。小生产本身是没怎么改变的，那么小生产者在封建社会和现在的中国的待遇有什么区别呢？

在满清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之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小生产者在这个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的生存，是不主要依靠和别人的商品交换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普遍低下，他们手中的余粮或多或少，遇到天灾则没有，应付了官府的重税后，剩下的结余通常是少量参与交换罢了。并且在民间的交换过程中，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可以是“多余的使用价值—（相等的抽象劳动）—多余的使用价值”的交换，没有压迫性可言。

然而我们在九河乡所看到的情形则不一样了。在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在城市和发达地区立足，并且企图将自己的垄断地位深入中国的乡村。这时候小生产者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边缘化的生产群体。平原地区的小生产者不断地消亡，要么背负贷款，通过兼并土地变成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要么进入城市打工，放弃自己在老家的土地，抛荒或外租。而因为农业生产客观的受自然因素制约，和丘陵山地地区天然的不易有组织地机械化生产的特性，这些地区的小生产者并不直接受到垄断资本的雇佣，但是蛮横的收购价格和相对于这些收入的高昂的工业品，都让小生产者们喘不过气来。背朝黄土面朝天的日子啊！我们辛苦一生的农民兄弟啊！

综上，小生产者们在私有制社会受到了严酷对待。但也不乏一些声音：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社会主义生产下面对剪刀差和城市化，同样遭到残酷的对待，在私有制下农民反而生活的更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首先我们要明白，中国和苏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落后、贫穷、封建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难道路。我们无产阶级不能搞殖民主义，没有外国援助，要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就只有工农业剪刀差这一条路。我们应当承认，这条路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工农业剪刀差？就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通过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农产品，通过外销或进一步加工，来达到原始资本积累的目的。很多人认为统购统销中存在的“剪刀差”，是对农民的剥削。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最终所有经济都转变为全民所有，国家工业化积累，同时是工人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因为国家的政权和经济本身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且在工业化建立的同时，工业一直在尽可能地反哺农业，例如大修水利、农业机械化、化肥生产、种子革命等等。因而这只是一种农民在生产力解放道路上的阵痛。反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圈地运动强行使农民与生产资料脱离，为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无法翻身，苦不堪言。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要尽可能地消灭小生产。要注意的是，消灭小生产，不代表在肉体上消灭小生产者，而是将这样一个已经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的落后阶层消灭掉，积极地改造和团结小生产者，一起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总有这么一小部分走资派希望利用小生产者的自发性复辟资本主义，顺从小生产者的自发性，而不是耐心的对小生产者进行政治教育和引导，实际上是给予眼前利益而剥夺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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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民口中的集体时代怎么样？

二十一世纪前，几乎九河乡的所有耕作都是由人和牛完成的而不是由机械完成的。

在集体时代，社员太苦太累。上面下达的指令太重，要缴纳的公粮数目有些超出承受范围。社员们去粮食局缴纳公粮，再由工作人员来评定你的这批粮食质量如何。指标有许多，比如成色，是否晒干，饱满程度等等。这就有了徇私舞弊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如果一家劳动力少、小孩子多，那么剩余的粮食可能就不够吃，每年都只能欠粮，一家人过得很苦。而这正好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

公社里有监督员和会计。劳动社员一天工作可以至多获得十个工分，换算成货币，一个工分等于两到三角。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说，三角钱就能买一碗肉很多的牛肉粉，这已经相当值钱了。社员如果干活卖力就能得到十工分，偷懒不卖力就只能得到六到七个工分。这些都由监督劳动的社员来判断，因此并没有某些人口中的“社会主义养懒汉”的说法。

在最后分田地的时候，社长往往拥有裁决权，裁定哪块土地归谁、哪头牛归谁。然而这土地却是有肥沃和贫瘠之分的，牛也有力大力小之别。因此这又带来了一种新的不平等。监督员、文职社员和队长社长都有或多或少的特权。而这种不平等与特权就是滋生官僚主义和走资派的土壤。这些特权是社会主义要批判和消灭的。不去消灭这些特权，就没有平等一说。而消灭人脑海中的对特权的渴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他去参加劳动，在实践中解放自己。

六、农业集体化好不好？可不可行？（本段引自《共和国的历程》）

农村被作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农村是当时城市政权较为薄弱的地方，而城市涉及多方的利益，关乎党政官僚的经济基础，因而农村改革引起的冲突和阻力会小很多。而且农村本身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薄弱环节，极其容易向私有制退化。

毛泽东曾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农民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虽然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了人民公社，但是由于机械化还没有普及，很多地方生产方式没有彻底实现社会化，农村工业化也由于官僚的破坏而受阻，农民的小生产倾向就还没有根本消除。而很多农村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差、官僚主义严重，集体化就更是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

教育农民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农民向小私有者的发展的自发性，“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这种自发性的集中表现。而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与统一计划的公有制经济背道而驰，因此建国以后在农业领域两个方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逐渐实现集体化，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通过机械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建设加快农村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使农村实现生产社会化；同时要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农民并对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农村开展反官僚化、反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农民的民主管理。

尽管作为薄弱环节的农村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农村改革被温和派激烈的反对，更被广大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社员反对。首先要做的是反动派的惯用手法，先给农民一些经济的好处，以换取农民的支持，然后进行剥夺农民长远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复辟措施。

七、困苦的医疗

要去真切关注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民生，不可避免的就是医疗。然而丽江地区农民普遍的医疗水平都不容乐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医疗私有化政策不断瓦解前三十年构建的基层卫生组织，村民们已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比如九河乡的一位村民，已经将近五十岁，干活时手部骨折了，消毒包扎、打石膏所有的费用全部是自费，林林总总大约有四百六十元。

那么医保去哪里了呢？这里的规定是“只要不住院，就没有补贴。”然而住院又是何其贵！从九河到丽江的医院，一来一回将近有一百公里，况且农民到了城里也没有落脚的地点，因此只要不是大病基本都不会去医院里，只能自己扛着。还有一位农民，已经六十多岁，因当地的气候而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现在他还能弯着腰走路，再过几年，他就可能瘫痪在床，无法自由行动。而这样的病，是穷人病。在医疗私有化的今天，医院不会给一个穷人看病。不过医保究竟还是有点用的，当你住院后，医保可以报销六成到八成的费用，而八成的对象是老人。高昂的医疗费用根本不是普通农民能消费得起的，家里本来就贫穷，看病付钱更要贷款，每个月光是利息就要还四百元，平添压力。

那么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是如何发展的呢？让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解决这个农村医疗难题的。下面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四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就这样，为了短时间内培养大批的农村医疗队伍，新中国采用了速成的方式。医学院学制由6年减为3年，课程也减少了。整个医疗体系的管理权被下放到了地方，所有城市医疗人员都开始向农村轮换流动。到70年代初“赤脚医生”这样的辅助队伍比1965年增加了4倍。他们往往只接受6个月的培训就投入实践，除了常见病治疗外还负责卫生保健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举措大大改变了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

如果医疗不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那么这样的医疗就是有问题的，就是浮于表面脱离实际的。我们要大力支持医疗发展，但先一步的，我们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看病问题，这就不能通过喊口号来完成，而是要改变医疗私有化为公有化，让广大医疗人才为人民服务。

八、艰难的教育

“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近年来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舆论热点。九河乡一个村子里比较富裕的家庭基本都是外出务工或者读书的，只有走出大山才能够走向相对好的条件，而“小镇做题家”类似的教育确实是一条路径。然而人们很少关注，在“小镇做题家”以外的，还有一批批走不出小镇的孩子们。他们的走不出，是被封闭的，事在人为。这正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再生产的一环。

自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之后，农村的教育就陷入了一个低谷。要知道，七十年代全国毕业的高中生人数，每年都在不断上涨，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伟大结果。即使从数据上来看，这个指标都要到九十年代末期才被超越。

然而现在的中国农村教育情况如何呢？一个农民的小孙女，现在上三年级，每周都要到九、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上小学。由于路程太过遥远，她只好选择住校。这还仅仅是小学，如果后来升上了初中，要读高中，就只能去乡里读书，这一来一回，恐怕就有了五十公里的路程。而这仅仅是乡村教育落后的冰山一角。在农村里读书并不方便，于是不少年轻人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也为了有更稳定的收入，带上孩子就去丽江城里打工了。这是一个好举措，也是资本主义城市化下的无奈之举。可是就这样的无奈之举，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孩子们，都无缘享受。

农村学校的管理也十分糟糕。刚才所说的小朋友，天生患有眼科疾病，是散光一类。她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后来托了一位教育局同志的福，猜到县城检查。后来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终于佩戴上了眼镜。但是在上层的指派下该学校是有视力检查任务的，这些任务完成之后怎么就没见到反馈呢？这些检查做完就是做完了，校方管理人员根本不会管学生的视力究竟如何，是否需要治疗。他们只是将报告放在一个位置，等待着落灰。如果没有这位教育局的同志，如果没有这个基金会的支持，这位女孩的学习生涯，恐怕也是走不远的。

教育的普遍落后，不只是在农村里。然而教育者的素质低下，却是更加触目惊心的。“学校给人们传授“本领”，但却是以保障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以保障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形式进行的。”在丽江的学校里，更加凶狠的教育工作者出现了。一方面他们享受着特权，可以将自己的子女放在一个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享受着特殊服务；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暴躁地、严厉地规训，就算学生犯了一点小错误，都可能成为被羞辱为“猴子”的把柄。阿尔都塞的话再一次应验了。在偏远地区，学生不是从出生开始就被严苛地被教育过的，他们的行为往往不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往往更多地表现出孩童的天性。限制于城乡差别，他们走向社会的处境，相较于城市里的孩子，也可能是更加低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每一个零件，都要紧绷起自己的神经，加倍地、超负荷地向学生脑海里灌输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将他们扭曲成一个个合格的被剥削者。

阿尔都塞说，每种AIE的意识形态是在物质机构和物质实践中实现的，因为这很明显。我这样说有另一种意思，那些物质实践“扎根”于非意识形态的现实中。作为教育机器的AIE也一样：它所实现的意识形态“扎根”于一些实践，这些实践使人们能拥有一些客观“本领”，所以不能化约为那种意识形态。然而它的工作，却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规训，也就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九、农民的收入怎么来？

前文提到，九河乡的农民靠天吃饭，如果单靠种植土豆难以获利，那么他们到底怎么样才能生存下去呢？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往往都从采摘或者牲畜中来。

九河乡的农民，从养殖各种牲畜寻找农业的出路。其实每年仅靠吃自己种的土豆也能活下去，一两亩地的土豆，基本能供一家人生存一年。平时家里往往会养一些鸡、猪、羊来维持生计。每户多多少少有十几只鸡，多的可能有二十几只。猪和羊不是每家都有，但是养上一两只的成本是不高的，加上猪什么都吃，养猪变成了另外的收入来源。平时逢年过节，杀一只猪来吃，有的部位立刻下锅，腿部可以拿来做火腿。云南的火腿是很有名气的，是很好吃的。做成火腿的，卖出去的价格往往更高，猪肉吃不完的，也能卖出去。这竟然成为了种植以外的一大收入了。

当地政府也在经济问题上做了一些事，比如搞中草药种植、蘑菇采摘、马铃薯科学培育基地等等，有些项目还没展开，有些已经推行一会儿了。像蘑菇采摘，尽管蘑菇在云南并不是稀罕物，而且往往能卖出去一些价钱，但是这样的农业活动对于村民的实际帮助是很小的。原因有二：一是从农村运到县城的花销太大，跑一次就要花上两三百元，尽管国家给农民的柴油是有补贴的，柴油价可以达到八元，但是跑一趟还是有些亏。二是平时耕种太累，根本没时间、做不到大规模采摘，去山上采蘑菇顶多也是自己吃，吃不完才晾晒出去售卖。再有便是“科学培育”。这个项目给当地的一些马铃薯种植户带来了坏处。当地气候实在是太冷，种出政府要求的“科学培育的”马铃薯来不假，但是产量达不到要求，还要用自己其他田地里的马铃薯来补上，这可怎么行呢？由此来看，其实所谓的一些“扶贫项目”，其中的弊病是很大的。

再稍微谈谈农业机械化问题吧。前文提到二十一世纪后九河乡才慢慢多了农业机械，现在当地牛已经不参加劳动了，基本家家都有小型的拖拉机。但是因为当地的地形原因，很多地方拖拉机使不上劲，只好让人来犁地，这样的地我估摸着还不少。加上土地多、分散在山地里面，去耕种的路也很长，得坐着拖拉机回村。遇上了收割的季节，有的人家还要雇别人来收割，因为土豆品种不同，这样的帮手还是有的。不过要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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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族陋习带来的苦难

这一部分不是我亲眼所见的，因此没那么详细。云南有许多民族，其中就有一个民族，有一些传统留下来的陋习。当地的农村女子很早就要结婚，可能是十五六岁。然而这时她又怎么会有成熟的三观和广阔的见识呢？十八九岁的时候，她们已经生下了孩子。她们去县城打工，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才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爱情观。于是便要离婚，这一离婚，就苦了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就失去了母亲或者父亲，好点的人家还会让祖父母一辈的帮忙带孩子，坏一点的家庭就只好让孩子留在农村，野蛮生长。

这种陋习，便是中国的封建主义遗毒继续在广大农村地区为非作歹的结果，是封建主义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手段。早在1845年初，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第一次审视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暗示了个人和家庭都不是非历史的抽象概念。他没有将家庭中两性关系的性质与财产占有的社会形式割裂开来，相反，恩格斯把两者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家庭和女性受压迫的现象放置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特定的社会阶段来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家庭的理论和历史进行了首次全面系统的阐述，并考察了家庭、意识形态、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诸多方面，为女性受压迫问题确立了明确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起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述了社会主义传统思想将女性地位看作是关于家庭的问题同样也是关于女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恩格斯在此书中详细的分析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条件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家庭关系组织的演化，论述了性别不平等以及妇女遭受压迫奴役的根源。他认为，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形式是扎根于当时的生产关系中的，家庭形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的。妇女的从属和被剥削的地位并不是由于生理上的从属造成的，而是与家庭结构密切相关，即阶级社会贬低了她们在社会在生产中的地位。

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以前，男女性别是平等的，并且通过性别来实现最初的劳动分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是通过家庭的特有形式而受到压迫的，性别分工逐步演化为一种等级制，与之结伴而来的是工作的分化与固化，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对孩子的照顾，包括性压迫。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前社会制度的不同在于，通过把妇女融入社会群体之中，把她们在家里的孤立的私人劳动变成联合的社会生产，以此消除对妇女的压迫。

这种陋习怎么不要去破除呢？我看一定是要破除的。而破除这种陋习，便要向封建主义父权制发起进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妇女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

十一、一位教育局的同志

鲁迅讲中国的脊梁，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现在我见到这位教育局的同志，我以为他就是中国的脊梁。前面我们讲教育问题，文中的那位同志便是他。他只是一位教育局的普通公务员，我却以为他是了不起的。有些领导不思进取，有些同事无所事事，而他工作的热情始终如一。他四处奔波，带着许多人都去丽江的各个农村里，见到中国西南的农村的情况。他除了做这些工作，还很真切的关心着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心理问题。这不存在于神话，但是当我看到他能叫出许多孩子的名字，将他们的家庭情况一一说明，我对他产生了敬佩。他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他的工作是辛苦的。没有他在丽江县城和各个农村之间的奔波，许多孩子就没有得到教育和发展自我的机会。

然而就这样一位肯干实事的同志，却又时时刻刻受着形式主义的折磨。政府机关照例是有要求干部职员们去学习党的文件的，但是却任务太重。有要求抄写整个报告的，有每天去学习强国答题的，这些都浪费了不少时间。毛主席早就讲了要反对形式主义，怎么还没有克服这些问题呢？我看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要改变如此情况是任重道远的。

远航一号

调查的成分少，抄书的成分多

看这段：

九河公社当时有二十多户人家，每户人家可能有五六个娃娃，共一百二十多人，后期公社中已经集体饲养了二十多头牛，以至于分产的时候每户人家都能分到一头牛

一个公社相当于乡，有几千户人。从他讲的情况看，他所调查的，不是一个公社，而是公社下面某生产大队下面的某个生产小队（有的地方也叫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