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史第四卷·数字卦进化万年年史》摘录（3.2） ... ...
为证实中国干支系统是腓尼基字母体系唯一可行来源的逻辑必然性, 就必须先明确：（1）天干地支系统在腓尼基人发明其字母体系之先已经行用于世；（2） 干支系统与腓尼基字母体系之间独有的逻辑等同性; (3)腓尼基人只能模仿天干地支系统来发明其字母体系的逻辑必要性和可行性。下面就来讨论这种逻辑必然性的这三个方面。 （一） 天干地支系统的起源和早期行用 在明确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全世界所有符号系统中，只有天干地支系统可被腓尼基人借用来发明他们的字母体系之后，人们自然会问：这个天干地支系统在此其间真的存在于世？难道它就只会来自中国？这就要完全解开中国史前干支纪时法之谜。 本章第四节已证明了，天干地支系统是中华先民按阳历节气和星座之象剪接数字卦而构造出来的两组象形字和象意字：天干有10个字、按1到10的顺序分别命名；地支有12个字、按1到12的顺序分别命名。这10天干与12地支以奇数配奇数、偶数配偶数的原则配对，从而配出60对分别用来对每个轮回周期的60日（或月、年）命名。迄今发现它的文字记载的最早版本，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天干地支表(1600-1300 BC)。从那时以来，这个系统先是用来纪日，后来用于纪每日时辰、每月的日期、每年的月份和每个60甲子周期的年份；迄今已连续应用了三千多年（董作宾 1975）。中华先民是这个纪时系统的发明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它最早出现于何时？天干地支体系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这正好对证于成书于在战国末期的史书《世本》所载：“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尚书正义》注：“二人皆黄帝之臣，盖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迄今所积累的考古出土材料中，至少对此溯源可提供以下几方面的证据。 1.正如本卷第六章第一节所述， 距今4400年江苏澄湖遗址良渚文化遗存出土一件黑陶罐的腹部上,共有4个图画文字并列刻在一起(图6.1.1（8）)。据陆思贤先生（1993）考证，这4个原始图画文字，是代表阴阳历的八角星图同甲骨文“戊”、“午”和“寅”三字之祖型的组合，展现出“符合古史记载的古历”——“建寅”的“上元太初历”。这不仅表明，当时确实实行过初始顓頊历；而且也意味着，此八角星纹自距今7000多年以降一直做阴阳历的图式乃至图画文字，以致距今4450年前后的顓頊在位期间，它还被用来代表阴阳合历，从而表明中国的初级阴阳历已发展到进入高级阴阳历的阶段——古四分历已开始建立和发展；还表明天干地支纪时法在那时、即公元前2400年间已开始使用于民间。 实际上，这三个图画文字与甲骨文“戊”、“癸”和“寅”三字近似，将其解释为这三个字的祖型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就这样直观地比喻，无法说明这四个图画文字并列的确切含义。为进一步予以确切解读，本卷第六章第一节进而追溯其渊源。其结果证明：除已知八角星纹来自传统的阴阳历的图式外，这三个分别近似甲骨文“戊”、“癸”和“寅”三字的图画文字，确实是先民在漫长的土圭测影实践中按阳历节气之象剪接数字卦而构造出来的1个象形字 - “戊”和2个象意字 - “癸”和“寅”。 2.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三期，即公元前3500年间的文化遗存，出土十二个太阳环周排列的彩陶图案，同《山海经•海内经》所载“曀鸣生岁十有二”、《左传•襄公九年》所载“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等相对证，使考古学家们据以考证此图是“岁星纪年”的标记；而兴此岁星的“曀鸣属于祝融系统”（王震中 1986、王明钦2004）。这就意味着，祝融部落的后裔，在大河村地区把天文观测发展到新局面，以致掌握了木星运行的12年周期，于距今5000多年前后的黄帝时代，便按此星的视运动途经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段，以此星运行12年间每年所在天区的那一段来记年，由此而实行岁星纪年。这证明，中国古代的十二辰和十二地支的起源，比古巴比伦的十二宫至少要早2500年。 即使从文献材料来看，如据《尚书·尧典》的记载，早在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12辰标志的28星宿已经全部产生了；而西方学者发现，古巴比伦人把星体和12个月关联的天文学文件《星盘乙本》（Astrolabe B，）写于巴比伦王 Ninurta-apil-Ekur统治期：公元前1190-1178年间。因此，中国夏商期间实行的12辰星历体制也比古巴比伦的12宫至少也要早大几百上千年。当今天文史学者吴宇虹（2009）已以充分的证据驳倒了郭沫若的“十二地支西来说”。 3.本书系第7卷更以中原地区各地距今5300-4800年文化遗存出土的数字卦原文字材料，证实了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各部族应用数字卦创作和使用的甲子系统的天干、地支文字，如申、乙、午、壬、甲、卯等，证实黄帝时代的先民确曾开始创作甲子系统，本书系第7、9卷所证明的夏代正式使用的甲子系统，确实渊源于黄帝时代。 4．本书系第二卷曾以彝族十月历体系中之中古历法的活化石来证明：在十二支纪日之前﹐还经历了一个十二兽纪日的历史阶段（刘尧汉、卢央 1986，卢央 1989)。这就使我们能以考古学证据同古籍记载和民族学材料的对证，来肯定干支纪历系统至迟起源于黃帝时代。 作为各地古代文化遗存中的黄帝时代遗留的五行十月历授时图一种，彝族十月历是伏羲氏族的东夷分支在黄帝时代的后裔,曾经执行黃帝五行历的铁证。它既生动地反映了由初级阴阳四分历向黃帝五行历变革的历程，又全面地体现了黃帝五行历成型后的结构和功能。刘尧汉、卢央 （1986）、丁润生(2003)据彝族传世文献证实: 彝族十月历, 在以日影观测定冬至和夏至﹑北斗柄指向定大寒﹑大暑的基础上, 按土﹑铜、水﹑木﹑火这五行將一年360日分为五季；每季72天按公母分为兩月，每月36天，全年五季共十月，分別称为一月土公﹑二月土母﹑三月铜公﹑四月铜母﹑五月水公﹑六月水母﹑七月木公﹑八月木母﹑九月火公﹑十月火母，在土﹑铜﹑水﹑木﹑火五行与公母相结合的具体体制中实行了五行与阴阳的初步结合。它同五行历基本结构和功能完全吻合, 证明它确实是伏羲氏族的东夷分支在黄帝时代的后裔曾经实行过的黃帝五行历。尽管它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了初级阴阳四分历的量年尺和置閏方法，但它以北斗星为中心的星象观测和对28宿的发现，远远超越了初级阴阳四分历的发展阶段，大大地充实了其作为星历的內容，而确立了其为典型五行历的地位。 现今所称的彝族十月历, 既然是由古东夷分支——彝族祖先实行的五行历之遗存, 那么, 究竟其起源于哪个时代? 该历的发掘者认为其源出于伏羲（刘尧汉、卢央 1986）。但是，该种历法从內容到形式遍布铜石并用时代的烙印, 最明显不过地标志着: 它绝不是源出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伏羲时代, 而必是铜石并用的黃帝时代的产物而无疑。当然, 彝族十月历作为流传至上世纪的古东夷分支实行的五行历, 尚处于由原始五行历——五行物候历向高级五行历发展之中途。它的虎至牛十二兽纪日，既是原始五行历用作物候信使之兽类的系统化,又是高级五行历之十二支纪历之前奏, 其承前启后之作用突出。殷墟卜辞大都用干支纪日, 有时用十干纪日；但在甲骨文中也有十二地支纪日，只是不太多見(黄天树2011)。 这表明: 干支纪日由十干纪日与十二地支纪日相结合而來; 而十二地支纪日又由十二兽纪日进化而來。因此，彝族保留的十二兽纪日尚处于向殷商通用的干支纪日进化的低级阶段;与其说其十二兽纪日起源于原始图腾, 倒不如说它出自物候历。这更符合历法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彝族八卦尚处于先天卦向后天卦之过渡中一样, 其据以將一年分为五季的五行也是原始五行观向成熟五行寰道观过渡的中间环节。 5.据本书系第8卷将古籍对其活动的记载同有关考古出土的数字卦原文字记录相对证，五帝之一的帝喾入主中原之时，即公元前2412-2341年间，天干地支系统的实行开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五帝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重黎之后, 羲氏和氏, 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与此相印证的是：（1）《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 生十日”, 《左传‧昭公五年》载“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 是指同帝喾部族联盟结盟羲、和氏族, 负责观测一旬的十日以纪日纪时, 并由此而派生出十天干之命名、十日旬制和十日名制的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张富祥2005）。（2）《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有二”， 是指同帝喾部族联盟结盟常羲氏族, 负责观测一年的十二个朔望月以定阴历, 并由此而派生出十二地支之命名、十二辰名制和十二进位法的规范化、经常化制度。这意味着，由此开始了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的时代, 也由此开始了干支纪日的制度的建立及其世代相传地实行。 6.《左传·襄公三十年》载：“亥有二首六身”。郑文光（1999）考证这是以“第十二胐日”之时新月所见的“昴、毕”两宿的星群之象来说商族先祖王亥，指出：“毕宿，象一个树丫，‘毕’原义是带柄的小网，两分叉间张以网，用以捕兔。昴宿俗名七姐妹，是一个亮星团，但实际上肉眼可见之有六颗星”，“毕宿两丫，二首也；昴星团六星，六身也。毕、昴两宿不正是一个王亥么？”他认为：“把商族先祖贬为十二支之末，并夸大宣传他的二首六身怪相，除了经常受到日益强大的商族威胁的夏族，又有谁会这样做？十二支宜乎是夏人的创作了。”鉴于自夏代孔甲开始以天干庙号帝王的礼俗开始盛行直到商代末代国王帝辛，从逻辑和历史上看来，此说是说得通的。 综合以上的考古材料、文献材料、民族学调查材料和字源考证材料，可对天干地支系统的起源和进化过程概述如下：本来新石器时代早期、特别是距今7200年间先民致力于发展阴阳合历以来，各地氏族一直是用十进制数字纪日、按月相纪月；到距今5500年间先民在木星周年视运动的观察中，开始掌握了木星运行的12年周期而实行“斗建12辰”的岁星纪年以后，为避免同阴历年的12个朔望月的纪月相混淆，各地部族开始各自用数字卦创作天干地支文字或用本地人熟悉的物候动物来依次命名旬日和12辰次； 再到距今4500-4000年间顓頊、帝喾、唐尧、虞舜入主中原而主持全国历法的制定，为统一各地对旬日和12辰的命名，便继续按阳历节气和星座之象来剪接数字卦而构造出象形字和象意字来取代兽名，并将二者相配合以组建天干地支系统，直到距今4000-3600年的夏代才最终完成整个系统的命名，并将其应用于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行之中。 （未完待续） 附：《中国史前史第四卷》在德国更新再版 中国史前史第四卷 人类文字同源新论:数字卦进化万年史 978-620-2-41420-3 本卷是世上首次公布史前世界各地人工记忆符号由原始记数刻划到成熟文字之进化过程比较研究的结果。就像达尔文以大量古生物材料的系统化来谱写原生物到高等生物的进化史一样，史前各地先民用来帮助记忆的标记材料的系统化所组成的证据链证实：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智人进化所伴随的各种人工记忆系统、特别是算策计数与契刻和图画之协同进化，导致10万年前后始现临摹算策刻符，3万年前刻符始向中文数字进化，1万年前数字始向数字卦进化，数字卦随后在各地流传和发展中成为各地氏族共同用于交流其理性思维的语文，于8000年前后通过衍生卦象文字而开始向成熟文字进化，直到2000年前后演变成符号卦。在此连续进化万年过程中, 传授天文历法, 农技等民生实用科技的数字卦陶文, 随最早起源于中国的彩陶流传到西亚至东非各地, 为各地先民模仿其线形构架, 方块轮廓, 符号排列组合原理和剪接法及“六书”造字法提供了最早样板，以致包括甲骨文, 古彝文在内的一切东方古文字,和包括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腓尼基字母文字在内的西方古文字，都可见到其最早源自数字卦的这些文字构造要素和基本符号, 从而证明数字卦是一切线形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的共同始祖。 Authors 邓宏海 Book language Chinese Published on 2024-05-29 Publishing house Number of pages 480 Price (EUR ) €66.80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