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雨魔里莎网友在另一个帖子下面问：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727
“随着中资治理下的中国，社会矛盾愈发凸显，在舆论场上反建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其中在左翼反建制派中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类自由左声音格外的大，他们和‘中帝论’者一起占据了左翼的生态位，几乎垄断了左翼的话语权，我想问一下各位，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现在的中国还有多少市场？我曾经见过一个社民人叫嚣：‘康米能给工人的，社民能给，康米给不了工人的，社民也能给，一旦工人发现社会民主主义能把康米不能给工人的权利给他们，他们就会支持社民，唾弃康米。’ ”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来聊聊“社民”，并且简单分析一下它在当今中国资本主义的环境下还有没有生命力。 “社民”的前世今生 什么是“社民”？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欧洲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往往都叫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那个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代名词。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纷纷从党纲中取消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内容，正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就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进一步蜕变为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虽然西欧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已经蜕变为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政党，但其基层党员和大多数选民仍以工人阶级为主。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快速发展的有利形势，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推动提高工人阶级实际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建立并发展各项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欧美资本主义“滞涨危机”爆发后，社民那一套就行不通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陷入积累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利润率下降的困境。为了挽救利润率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再有改良的空间，反而对工人阶级发动反攻倒算，逐步削弱、蚕食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争得的改良成果，以缩小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利润份额，提高利润率。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堕落，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演变为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党。 今天，西欧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不仅早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且也不再以工人阶级为群众基础。这些党与所谓“中右”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主流”政党，是国际大资产阶级推行反动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工具。就他们的群众基础来说，这些党的党员和选民都以小资产阶级为主。
这些党的所谓“左翼”色彩主要体现在倡导身份政治以及鼓吹对移民和难民开放等有利于摧毁本国工人阶级的反动政策。
现代社会民主党与他们的修正主义老祖宗唯一一致的方面就是，社会民主党历来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狂热支持者。
可见，传统意义上的以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为目的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今天的欧美资本主义中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社民”是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特有现象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衰史，就会看到，所谓“社民”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内以工人阶级为群众基础的改良主义运动，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广大的亚非拉俄地区，从来就没有流行过。
“社民”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区的特有政治现象。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由于种种原因，“社民”在很大程度上也局限于西欧、南欧、北欧几个地区；即使在这几个地区，传统意义上的“社民”如今也已经不复存在。
“社民”改良在其历史发祥地都已经是明日黄花、日暮途穷了，一批受了资本主义压迫却又不敢反抗、内心中既仇视社会主义又蔑视工人阶级的中国小资却还在做白日梦，幻想可以在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中既享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又可以继续在一般劳动人民面前狐假虎威。 在历史上，“社民”改良集中在欧美少数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列宁早就指出，通过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攫取的大量“超额利润”，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超额利润用于培养工人贵族，这是改良主义在欧美工人运动中泛滥的物质基础。
熟悉红色中国网的读者知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划分为核心、半外围、外围三个结构性层次。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手段，核心国家可以从外围、半外围攫取大量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有条件一方面保持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又在内部实行某些改良，在一个时期内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
改良是需要空间的
有的网友说：
“现在能有点改良就善莫大焉了，而且改良之后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空间也更大了，一步到位这种完满的走向只有做梦”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727
与很多幻想“改良”的小资产阶级一样，这位网友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改良是需要“条件”的！ 所谓“改良”，就是说，统治阶级要对劳动人民做出有限的让步，以缓和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避免劳动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或者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统治阶级、劳动人民同归于尽。
为了这样的让步，统治阶级需要放弃一些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让步必须不能触动统治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不能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存在。
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为了改良所做出的让步必须足够大，大到足以制止劳动人民革命；但又必须足够小，小到不威胁统治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如果为了制止革命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让步小于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最大限度的让步，那么，就存在着一定的改良空间。
反之，就不存在改良空间，社会矛盾最终只能以革命或社会各阶级同归于尽来解决！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改良空间呢？
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它既不能在高科技领域和核心国家全面竞争，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获取周期性的高额利润。它赖以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广大的廉价劳动力。
为了保住这个比较优势，中国资本主义绝不能允许劳动力不再廉价，因而也绝不可能实行任何有可能提高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威胁资本家利润率的改良！ 让我们看一个具体例子。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下降已经成为威胁到中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能制止，到本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将面临负增长，统治集团“民族复兴”的迷梦将沦为泡影。
不仅如此，随着劳动力加速萎缩，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将枯竭，急于发财致富、不惜过劳内卷的落后农民工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多劳动群众自觉开展躺平斗争，阶级力量对比对无产阶级越来越有利，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超长劳动时间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将无法再维持下去。
所以按说，中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都应该有充分的动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重大改良措施，及时制止人口和劳动力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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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按照育娲人口研究的估计，如果要将中国人口的生育率提高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每年需要的生育鼓励和补贴成本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5%。
但是，这还不足以阻止人口在长期趋于下降。如果要将生育率提高到保持人口在长期自然更替的水平，需要的成本更高。姑且假设所需要的成本是国内生产总值的6%。
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有能力实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6%的改良或再分配吗？ 今年五月份，红色文化网上有一篇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
https://m.hswh.org.cn/wzzx/llyd/jj/2024-05-24/88172.html
下面节选这篇文章的一部分：
“以2021年为例，中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是20.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7%;税收总额17.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在各项税收中，主要是各种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共11.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共4.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个人所得税1.4万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也就是说，不考虑非稅收入，中国政府的税收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其中间接税占10%，企业所得税占4%，个人所得税占1%。
“间接税构成了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提高间接税会提高各种物价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支出负担。所以，不宜将提高间接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那么，能不能靠大幅度提高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来搞改良呢？
“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明显偏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与2021年的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相比，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也仅占2%。相比之下，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个人部门总收入的12%。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为什么严重偏低呢?未来中国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增收个人所得税来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呢?
如果查阅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以及相关规定，中国的法定个人所得税率并不算低。目前，年个人收入在36000元至144000元之间的纳税人应对其收入超过36000元的部分按照1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收入区间包括了绝大多数城镇劳动者。如果个人年收入超过96万元，对于超出的部分，甚至要按照45%的税率纳税。
中国的法定个人所得税率并不低，但是政府每年实际收到的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如此之少呢?让我们算一笔粗账。2021年，中国政府部门实际收到的个人所得税是1.4万亿元。考虑到绝大多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都是按照接近10%的税率来纳税，用1.4万亿元除以10%，可以得出，作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基础的个人收入大约是14万亿元，占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的20%。就是说，在中国经济中，有五分之四的居民收入实际上根本没有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范围。2021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约为11万元。用作为个人所得税基础的总收入来除以平均工资，就可以估算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用14万亿元除以11万元，结果为不到1.3亿。就是说，在中国大约7.5亿的全部各类就业人员中，只有大约1.3亿(大约六分之一)实际参与了缴纳个人所得税。
2021年，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是1.7亿人。国家统计局在统计中使用的“城镇非私营单位”概念除了包括国有单位(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以外，还包括了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我们知道，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无一例外地依法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此外，外资、港资、台资企业的就业人员通常也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我们可以推断，上面所估算的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1.3亿人几乎全部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工作。在中国，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短期内也无法改变的具体国情，实际上只有公有制经济单位和一些外资、港资、台资企业的就业人员才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其他经济单位的就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则基本上是收不上来的。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根本的改变，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基础就无法扩大，个人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不可能显著提高。” 也就是说，中国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和就业人员实际上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这就导致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基础十分狭窄，而且因为私有化进一步缩小。
那么，有没有可能大幅度提高企业所得税呢？
“如果查阅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可知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就是说，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应占企业利润的25%。但是，目前税法对‘非居民企业’(即外资和港澳台资)实行10%的优惠税率，此外，对于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注册的企业等也有很多减免税措施。”
外资企业仅按10%的税率纳税。只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条又不能改。
“可以算出企业部门税前利润总额为24.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2021年，中国企业所得税总额是4.2万亿元，与企业部门税前利润总额相比，可以算出，中国企业部门的平均有效所得税率是17%，比法定的企业所得税率低了八个百分点。”
如果中国果真出现了“社民”政府，大胆改良，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假设未来中国的企业部门税前利润总额将一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作为提高来自于企业所得税的财政收入的第一步，首先取消对一切外资以及其他各种企业的减免税，确保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地征收25%的所得税率。至于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微企业，可以用政府注资或政府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加以扶植。这样，就可以将企业所得税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现在的不到4%提高到5%，即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
此后，可以每年将企业所得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50年时，将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到50%，政府从企业所得税获得的总收入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现在相比，企业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了6个百分点。
如果是国有企业，无论是向国家上缴税收还是利润，都不影响国有企业职工和经理的个人利益，国有企业仍将照常生产、投资。但是外资企业现在仅缴纳10%的所得税率，许多私营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也不到20%。这些企业的所得税率提高到50%以后，意味着它们的税后利润比原来减少了37.5%至44%。那么，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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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能不提到一般市场经济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改良时所面临的‘困境’。一些受到了改良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网上的业余评论家，一方面看到了市场经济中常常存在的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环境崩溃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私有制以及一些市场经济的表面繁荣。他们把被简单化、浪漫化的“北欧模式”当作典范，好像只要政府愿意向资本家征税，搞一点再分配，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就都烟消云散了。
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所谓“北欧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往的“北欧模式”也已经江河日下。这是因为资本家不是慈善家，资本家生产和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如果政府要对资本家增加税收，资本家就会关闭工厂，制造失业，然后设法将资本外逃，对“不尊重资本”的政府进行惩罚!
虽然中国实行的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私营企业家逐利的本性与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仍然是一样的。如果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企业所得税率，那么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的税后利润率就会显著低于在其他国家投资可以获得的税后利润率，外资就会大规模地退出中国市场。一些利润至上、对国际国内形势有错误估计的私营企业家也可能追随外资的步伐设法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即使仍然留在国内的私营企业家，也可能会减少投资、缩小经营规模。
如果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繁衍生存的长远大计，下决心由政府承担起生育和抚养成本的历史责任，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发生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通过减少投资来对抗改良政策的情况。尽管这些企业长久以来享受着中国的人口“公共品”红利，而且还将继续享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可以阻止他们通过“投资罢工”的方式破坏政策的执行。
遇到这种情况，该采取何种对策呢? ” 社民分子叫嚣：“康米能给工人的，社民能给，康米给不了工人的，社民也能给”。
实际上，靠着残酷剥削广大的亚非拉俄人民，“社民”一度给过欧美工人贵族的，现在“社民”已经给不了或快要给不了了。
而在广大的亚非拉俄地区，历史上社会主义曾经给过劳动人民的，“社民”从来都给不了！
“社民”好比燕雀，社会主义好比鸿鹄，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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