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二）

限制古代农耕帝国军力发展的第三个因素“复杂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时期也被成功规避了。“复杂社会”中的国家机器逐渐会成为压垮自身自身的负担，这种趋势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复杂社会”的崩溃却不是必然的，这种崩溃可以被拖得很久很久。拖延“复杂社会”崩溃的关键不在国家机器结构本身，制度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剩余生产、攫取和使用方式演变的结果，而非原因。革命和改革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历史的吊车尾。通常并不存在同等复杂度（剩余消耗）水平下显著提升剩余攫取能力的可能性。而拖延“复杂社会”崩溃的关键，在于剩余输入和攫取的数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时期，有三个有利条件显著地增加了欧洲核心国家获取剩余的数量。第一个条件是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前资本主义经济通常被称为“自然经济”，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慢，但也反映了其对自然利用程度之低。在自然经济中，人所消耗的植物、动物、流水等能量都是近几十年的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储存下来的结果。煤炭和石油的大规模使用使人类可以利用化石燃料中储存的在亿万年中积累的太阳能，人类能够利用的能源库陡然扩大了。英国由于高工资和丰富的浅层煤炭储量搭上了能源革命的快车。大量廉价能源的输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总产品和剩余产品的数量，为欧洲核心国家建立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进一步榨取本国劳动人民生产的剩余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个条件是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土豆，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只需要较少的土地就能养活相当数量的人口。辣椒的引入又可以一定程度上代替只能由粮食酿造的酒类。供养一个劳动力所需的劳动产品减少了，劳动产品中可供剥削剩余比例明显提升了。近现代欧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国家能够支配的剩余的总量。第三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殖民掠夺和不平等交换。在掠夺了美洲的黄金之后，殖民政权从非洲掠夺劳动力，将其和本地残余原住民一起赶到矿井和种植园中强制劳动。在压服了莫卧儿帝国之后，帝国主义不仅直接掠夺财富，还直接破坏印度本土纺织业，迫使印度称为原料产地。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勒索巨额赔款，而彻底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使中国无法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对埃及和土耳其，帝国主义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被迫从事低利润高竞争的行业，而帝国主义国家则从事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帝国主义从外围半外围国家剥削的剩余一方面用于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也用于进一步投资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进一步拉大了与外围半外围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差距。而外围半外围国家在殖民掠夺和不平等交换中失去了大量的剩余，它们不仅无法有效组建现代军队，甚至逐渐失去了维持有效中央政府的能力。总而言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结构和碰巧有利的技术进步路径，在扩张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形成了兵强国富，国富兵强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限制古代农耕帝国军事力量扩张的“复杂社会”机制，在源源不断的剩余涌入中被规避了。

图4:《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殖民掠夺和不平等交换抽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积累基金，使其长期处于兵弱国贫的屈辱地位。）

当“自然边界”、“乡兵悖论”和“复杂社会”三大机制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出现，而正相关关系之间的相互累加又最终形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正反馈循环。除了极少数孤例（如日本）外，绝大多数以外围地区的地位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地区，无论其仁人志士多么激昂慷慨、挥斥方遒，都最终免不了看着自己与列强越来越大的差距望洋兴叹的结局。“练兵也，海军也”，最终不过“纸糊的房子”，烟消云散。

以上解释传统历史教科书的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历史教科书中，地主阶级洋务派搞“师夷长技”，学习列强的器物，他们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搞“变法维新”和政治革命，学习列强的制度，他们也失败了。进步知识分子搞新文化运动，学习列强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最终让中国看见了脱胎换骨的曙光。而马克思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也长期被认为是“德”、“赛”二位先生的学生。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先有了先进的思想文化，民智开化，故而庶议决于公论，形成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先进的政治制度，自然政令畅通、商旅繁盛、坚船利炮横行四海。一句话，军事是毛，制度是皮，思想文化是才是脊梁骨。不客气地说，这是教科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错误，其错误的根源在于把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当成了决定性的东西。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必须搞清楚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先说思想文化，在世界殖民史的开端，西葡两国显然没有什么“民主”和“科学”，相反，他们在迫害犹太人、屠杀穆斯林、火烧同教“异端”这几个方面尤为积极。再说制度，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的那几十年，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有什么民主自由。英国忙着砍杀游行工人，法国忙着镇压市民起义，美国还享受着南方奴隶制的最后时光，德国和俄国还有大量的农奴。最后再讲思想文化，除了小资产阶级圈子里自吹自擂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外，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文化就是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思想。不过国际共运的嫡传子孙第二国际一碰到殖民扩张和争霸问题就和本国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从唯物史观出发，正确的理解方式应当是这样的，列强在多国竞争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强大武力，在其没有“先进”政治制度，“先进”思想文化未占主流的时代就打开了其他地区的国门，直接和间接地奴役别国劳动人民。从此中攫取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列强劳动人民也能分享的“帝国红利”。在此基础上，才有什么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和形式民主。而在这种相对缓和的国内阶级格局下，帝国主义世界才慢慢吞吞地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大政府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政等），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先进”思想文化。所以，洋务派认识彼兴我衰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有枪能抢（器物），有剩余就能投资（资本积累），有财富就能搞国内妥协（制度），长期妥协的结果就是所谓的“文明灯塔”（思想文化）。而本节中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期，为什么会出现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有枪”（军事力量强大）和“有钱”（经济力量强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法国大革命到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期之间达到了顶峰。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这个顶峰。

第一个因素是人的因素。这个时期的核心国家和上层半外围国家的阶级妥协可以将被统治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动员起来，形成战时阶级团结的“总体战”局面。法国的革命军政府（国民议会）通过没收教会和贵族土地的方式充分动员了受压迫的小农，并将其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编组成军。这些军人的射击和队列技术要远逊于当时欧洲占主流的职业军队，但是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靠着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棍棒调教出来的服从精神打仗。军队的阶级构成也逐渐从贵族领导的地痞流氓和刑余农奴逐渐转向知识分子（和贵族）领导的工人农民。这样的军队不再需要将士兵紧紧地限制在军官的身边而只能采取密集横队，而是可以大胆地采用纵队和散兵线的方式发扬士兵和下级军官的主观能动性。贵族影响的削弱也促进了军队组织的改革，固定编制的基本战术单位（师）和基本运动纵队（军）代替了原本小单位（团和营）的临时编组，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代替了指挥官和副官松散慵懒的决策体系。战斗不再仅仅是一坨我军和一坨敌军在几个小时中在狭小地域内相互碰撞和绞杀，而是双方的数只机动兵团在百余公里的空间范围和旬月有余的时间范围内反复试探、碰撞、撤退和突击。更为复杂的“战役”概念开始从简单的“战斗”概念中分离出来。原本仅仅属于天才统帅的指挥艺术，成为了总参谋部系统中可以迅速复制的生产的基本军事素质。而这一切都需要相当水平的识字率和相当规模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两个条件是那些被殖民掠夺和不平等交换折磨得民不聊生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无法实现的。殖民扩张和欧陆争霸也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也进一步促进了被统治阶级的参军热情，无论是屠杀别国工农来“保卫祖国”或是屠杀殖民地人民来完成“文明使命”，列强的工人农民都是冲在第一线的。以上情况造成了强国不仅仅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且还能动员出数量庞大、士气较好、组织有力的后备兵员，进一步拉大了其与弱国之间的差距。

图5:八国联军洗劫北京 （八国联军的数量要超出清政府在北方正规军数量很多倍）

第二个因素是物的因素。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开始直接服务于军事斗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的国家在军事上与落后国家迅速拉开了代差。拿破仑时代之前列强相比当时的农耕帝国之间确实有军事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多数来源于战术组织和技术的运用，并未达到技术代差的地步。所谓军事技术代差，指的是技术落后的一方如果仅仅通过堆积数量的方法压倒技术先进的一方，会让自己也不堪重负。要想战胜先进一方，落后一方除了数量优势以外还必须更加机智、勇敢而且还要有好运气，才有可能在先进一方犯错的情况下将其击败。换句话说，在有技术代差的情况下，先进一方的“容错率”要比落后一方大得多。拿破仑时代以前，列强的军事技术，如果农耕帝国想学，还是能够照猫画虎的。这是因为此时列强的武器装备所需要的采掘、冶金、化学、初步批量生产等技术对于农耕帝国来讲也不是什么秘密，通过大量投入剩余和长期技术积累也能防制。日本仿制的“铁炮”，明朝仿制的“大将军炮”，奥斯曼帝国仿制的“噜密铳”都是很好的范例。但是一旦列强将工业革命产物用于军事科技，其效果就不是同时代农耕帝国所能比拟的了。蒸汽锻造技术极大地压低了重炮锻造的成本减少了铸造过程的不确定性；标准化工具的出现不仅让武器的零件可以互换，还促进了定装弹药的普及，也为后膛装弹奠定了技术基础；火车和轮船不仅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还为大型武器提供了更大的武器平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合成橡胶、内燃机、飞机和电报技术不仅催生了航空兵和装甲兵的出现，还为精确协调大兵团作战提供了基础。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前农耕帝国已经基本没有了仿制能力，对它们来讲，“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路线也只是无奈的选择。在这个时候，谁的科学技术先进，谁的工业强大，谁就不仅能生产更多的，而且还能生产更好的军工产品。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吊诡，以往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与战争方式之间的直接联系似乎在工业社会又复活了：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即工业化地破坏自然，同时也是其战争方式，即工业化地屠杀人类。但是，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游牧民族战争胜利掠夺了剩余之后，会逐渐促使其转向定居化和农耕化，最后不可避免的武备废弛，但是工业社会在当时看来只存在着不断自我强化和扩张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和扩张也意味着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正反馈循环。

图6:克虏伯铸炮车间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前半期，列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正反馈循环让落后国家与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当遮天蔽日的轰炸机群飞过东京皇居，当潮水一般的坦克洪流淹没国会大厦，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顶点。富国就是强兵，强兵就是富国的信条不仅被帝国主义集团奉为圭臬，也深深烙印在许多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心中。

但很快这种看似不可动摇的信念就出现了裂痕，这就是我们下一篇将会探讨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