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二）

军事力量“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二）

作者：井冈山卫士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资本主义世纪体系诞生之前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常态。对于拥有最强经济力量的农耕帝国而言，由于存在“自然边界”、“乡兵悖论”和“复杂社会”三种机制的限制，其经济力量无法不打折扣地转化为军事力量，其军事力量的壮大也未必会有利于其经济力量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于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游牧帝国而言，其经济力量的扩张必然引起“汉化”，从而将自己带入与农耕帝国相似的死胡同。因此，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存在一种在宏观上并无相关关系的常态，这也是人类阶级社会历史的通常状况。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在短时间内造就了军事技术、军事组织、社会妥协和资本积累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在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这种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和正反馈循环，让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和上层半外围国家暂时规避了压在农耕帝国头上的三种限制。世界历史地缘政治常态，也从各大帝国在其变化不大的自然边界之内此兴彼落，转变为霸权国家及其仆从国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和对地缘政治边界的掌控。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关系的异态。

国富兵强，兵强国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经济/军事关系正反馈循环的异态

当我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人总会事后诸葛亮式地认为日本在太平洋向美国发起挑战是不自量力的妄动。1941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不到五分之一。不过从当时东京当局的观点看，这种差距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日本在1895年击败了中国，在1905年击败了沙俄，在1918年作为协约国的一部分击败了同盟国，尽管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中吃了亏，但总体上保持了以（经济上的）弱胜强的优秀记录。如果从人口来看，1941年的日本人口约为美国的54%。虽然日本总体上的劣势毋庸置疑，但是日/美国力对比显然要优于蒙/金对比和清/明对比。因此，“皇国兴废，在此一举”的赌博也不是不可考虑的战略选项。这场大洋上浩瀚豪赌的结果早已为人所知。在这个结果中，有意思的不是日本输了，而是日本居然输得毫无悬念。更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力主要集中在欧洲战场，日本甚至仅仅是个次要的战略方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此时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显然不是因为它有出色的军官和勇敢的士兵，也不主要是因为他有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领土，而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美国此时的工业实力可以有效地转化为军事实力，这与过去数千年阶级社会的历史经验截然相反。要解释这种转变，就必须解释限制以往农耕帝国军力与财富同步发展的三种机制“自然边界”、“乡兵悖论”、“复杂社会”是如何被打破或者规避的。这有赖于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条件下军事与经济关系的理解。

图1:硫磺岛地形 （硫磺岛战役是美日太平洋战场的一场典型战役。美军使用远超过日军的兵力和活力，在战术战法并无创新，战斗意志并无突出之处的情况下，用物质力量压倒了对手。）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点是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地中海和西北欧。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拜占庭帝国瓦解之后，形成了大量的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逐渐由各个中等大小的民族国家填充。欧洲支离破碎的地理条件，让这些民族国家无一国有实力横扫八荒，实现欧洲的大一统。由于长期处在类似于中国战国时代的军事竞争压力下，这些国家的军力水平长期超出同等经济条件下其他地区。欧洲与其他主要人口中心和军事技术中心也有着较多的联系。蒙古、奥斯曼、波斯帝国之下的丝绸之路将先进的军事技术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欧洲。这些先进军事技术，尤其是火器，在欧洲找到了远比起诞生地更好的应用条件。这当然不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有什么“民主”、“自由”或是“香甜的空气”。这只是因为欧洲各国严峻的国防压力迫使他们尽可能的将这些技术投入到实战当中。尽管包括马基雅维里在内的知识分子对火器嗤之以鼻，但是这丝毫挡不住欧洲君主们对这些新技术热情。如果说明初的中国在军事技术上还领先西欧，到了八次意大利战争（明正德、嘉靖年间）期间，双方的技术水平就已经不相上下，到了三十年战争（明天启、崇祯年间）时期，中国就不得不从欧洲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了。尽管欧洲殖民者在与中国的最初交锋（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一些列战役）中被中国军队的庞大体量压垮，但是他们的军事技术已经足以对非洲沿海部落和美洲农耕政权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换句话说，欧洲殖民者只需要很少的兵力就能够重创美洲大陆上的农耕政权。与传统农耕民族无法有效掌控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不同，美洲的集中农业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讲并非“异质”生产方式。只要能够有效威胁当地的贵族，就能够乖乖的逼迫他们进献贡赋。美洲农耕社会也不可能通过长距离大规模迁徙来躲避殖民者。这也解释了就算是被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和他们带来的瘟疫消灭了大部分人口，美洲人民中的多数还是不得不屈从于殖民统治。由于殖民者母国的体量本身就很有限，殖民军队的规模很小，也不会产生一个过分强大的军功勋贵阶级和已有的统治阶级争抢剩余。更加“走运”的是，美洲殖民地的剩余大量以便于运输而且被广泛接受的贵金属形式存在，这近一步压低了攫取、储存、运输和管理剩余的消耗。这样，碰巧掌握了先进军事技术的殖民者，碰上了碰巧积累了大量“动产”的农耕政权，从这些农耕地区攫取剩余既不需要大量的军队，也不需要复杂的行政体系。诸多条件相互累加，以往“自然边界”机制造成的许多困难就都不存在了。殖民宗主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不仅没有过度消耗剩余，反而是在阴差阳错之间为掠夺剩余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图2:特诺奇蒂特兰战役 （科尔特斯带领的西班牙殖民军和当地仆从军击败并灭亡了了鼎盛时代的阿兹特克王国。欧洲四通八达的交通状况和支离破碎的地缘环境使当地的民族国家既能接触到最新的军事技术成果，也能有将其充分运用的环境。）

殖民扩张为欧洲的核心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贵金属，刺激了商品经济和货币地租的发展，让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财力和权势迅速膨胀。以北意大利城邦、天主教会和犹太财团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势力进一步扩大了对欧洲各国战争和殖民扩张的信贷支持。这在明显提高欧陆战争烈度的前提下，刺激了欧洲各国的军事技术进步。与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技术不同，驱动火器的能量来源于火药的化学能，而非人和牲畜的生物能。化学能可以富集在体积很小的火药中并在燃烧的瞬间被释放出来。使用火器也并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且火器的生产也容易进行标准化。因此，火器代表着一条拥有巨大潜能的技术进步路径。和人类其他的一切技术进步一样，火器这条技术路径的存在是随机的、偶然的，但它一旦被启动，就会给那些拥有适应火器发展社会环境的政权提供巨大的优势。当时的欧洲正幸运地处在这个时间点上。频繁的战争吸纳了封建社会解体之后流向城市的大量剩余人口。这些脱离农业生产的剩余人口被欧洲君主从商团处借得的资金武装起来，在历次战争中成为了新军事技术的试验品。最初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公们把雇佣军编组成长矛手和火枪兵相互掩护的“西班牙大方阵”，荷兰的奥兰治家族和瑞典的古斯塔夫国王则利用了火枪射速的进步将军队组织成了纯火器的线列横阵。海军舰船较大的体积也给火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一切的恰好在“正确技能树”上的技术和组织进步共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即专业的雇佣兵团的战斗力要远强于封建主临时拉起的不脱产乡兵。换句话说，拥有火器及其相关军事组织的职业军队相比不脱产的乡兵而言拥有了代差优势。一方面，早期的西欧民族国家由于行政机构简陋，通常无法动员出高质量的乡兵武装，另一方面，职业军队相对于乡兵的巨大优势使得乡兵武装从一开始就是不必要的。所以，困扰古代世界农耕帝国的“乡兵悖论”在近代军事技术和组织进步的影响下被成功的规避了，早期近代欧洲的军事组织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军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的职业化与国家经济实力是明显正相关的。越大的政权越有剩余组织起更加专业的军队，越大的政权也越能够长期“购买”常备军的服务，而不是短期“租赁”忠诚度和战斗力都很可疑雇佣军。因此，在地理、行政水平和均势包围网的限制下，大政权对于小政权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也使得欧洲主要强国逐渐完成了对本国封建割据势力的清理，使得欧陆上实际独立政权的“稳态”或“均衡”体量明显高于中世纪时期。当然，如上一节所讲，职业军队也有职业军队的问题。但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又让当时的欧陆强权规避了这些问题。历史上统一的农耕帝国往往在地理上是一个整体，各地区虽有生产方式和文化上的些许差异，但是通常都有较为完整的行政体系。这些通常可以自给自足的地区之间是由帝国行政体系联系到一起的，只要军阀大帅们掌握防区内的行政体系，就可以实现割据。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中，主要强权的政治结构是宗主国+殖民地。宗主国依赖殖民地的剩余输入，但是宗主国也通常不允许殖民地掌握完整的工商业和金融业。同时，殖民军的主要武器装备和军官都需要宗主国提供。这样，屯驻在殖民地的职业军队虽然有意愿割据一方，但是一旦他们脱离了与宗主国的联系，他们就会迅速陷入被当地人民包围而无法持续存在的窘境。屯驻在宗主国的职业军队也因为剩余的输入而通常能获得足够的物质报酬，所以他们虽有能力，但是缺乏意愿造反。只要这种结构可以维持，职业军队军阀化的危险就可以得到遏制。当然，一旦这种脆弱的平衡被打破，欧陆强权也免不了出现军阀割据的情况。例如，当北美殖民地的白人人口达到300万，有了相当程度的工商业，并且有大量退休军官当地主的时候，英国就很难彻底镇压北美军阀地主领导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也是同理。对于长期缺少殖民地剩余输入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在宗教战争中就经常出现职业军队无视民族和宗教忠诚叛附无常的景象。总而言之，军事技术与组织进步的偶然性和世界体系的“核心-外围”结构让欧陆强国规避了“乡兵悖论”，也让其职业军队可以与资本积累一道长期稳定维持下去，实现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同步增长。

图3: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 （只要殖民地拥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和军官团，出现华盛顿这种割据一方的枭雄就是时间问题。反之，只要能从“人”或“物”的任意一方面扼杀殖民地的军事能力，就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固殖民统治，避免军阀割据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