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一）

第三种解释是“复杂社会”理论。任何阶级社会的核心结构，都是围绕着剩余的攫取、分配和使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斗争和妥协的核心战场也在于此。暴力不会凭空被制造出来，也不会毫无根据的维持下去，它永远只是阶级社会与剩余发生关系的具体方式。在农耕帝国的统一战争和早期扩张战争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可以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统治阶级尚有进取的锐气，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在统一和早期扩张战争中，农耕帝国可以劫掠周边地区的存粮、财物、奴隶和土地。这就意味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进行“正和博弈”的可能性。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与其与本政权统治阶级争个你死我活，不如与其联手从其他政权那里获取剩余。获取剩余就要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要获取军事实力，就必须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动员，要进行有效动员，就必须提高政权结构的组织化程度。晋夷公族、楚倡县治、魏立武卒、秦尚首功都是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来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军事动员的方式。要动员，就要给甜头，给甜头，就要舍得花钱，舍得分享统治阶级的地位，保证被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阶级跃升”的通道。国民经济军事化与战争胜利是个滚雪球的关系。越是军事化，就越会造就一批军功勋贵，越会给被统治阶级造成好战情绪，从而越是依赖对外战争获取的剩余。战争的胜利和剩余的大量涌入则会进一步加剧军事化的呼声。

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农耕帝国通常都会形成下述几种国家机构：庞大的军队，复杂的物流（水运和道路）系统，复杂的信息传递系统，统一的财政体系和官僚机构。这些复杂的机构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攫取、掠夺和使用剩余，但是它们无一不需要大量的剩余投入来维持。军队要粮饷，退伍士兵要土地/奴隶，官僚要俸禄，道路和税率需要维护，随军商队要利润。当农耕帝国完成基本统一和初步扩张以后，周边贫弱的定居民族和飘忽不定的游牧/渔猎民族也没有什么剩余可供掠夺，所以农耕帝国无法有效进一步支持上述为了“总体战”而建立起的机构。此时，原本为掠夺剩余（战争）而建设的国家机构，就必须全面转向攫取剩余（税收）。如果转型不成功，那么农耕帝国往往免不了陷入动荡甚至“二世而亡”。中有秦隋，外有波斯，不一而足。就算这种转型可以成功，高复杂度、高维护成本的国家机器和日益庞大的统治阶级也需要面对是生产力潜能有限的被统治阶级。摆在统治阶级面前的是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对国家机器进行“去复杂化”和“再封建化”，堵死“阶级跃升”的渠道，并逐渐减少统治阶级的数量。这条道路的本质是削弱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使其适应经济基础的现状。但是这条道路势必同时得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野心勃勃的部分，除非有绝佳的历史时机，否则绝难已实现。历史上，从高度组织化的官僚国家“去复杂化”并且维持长期存在的，只有拜占庭帝国一个孤例。第二条道路则是对经济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复杂化”和“组织化”。利用较为发达的国家机器，清丈田亩，分配荒地，开垦梯田，兴修水利，加固道路等等。这些保障民生的政策通常会在一定时间内提高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创造较多的剩余，抵消国家机器自身消耗的剩余之后还有余量。这多出的剩余可以投入日渐职业化和军阀化的武装力量中，一定程度上抵消乡兵制度的腐坏，加上帝国本身的巨大体量，甚至可以让已经危机四伏的帝国军队出现短期的“回光返照”。汉有勒石燕然，唐有高宗征伐，明有燕王扫北，罗马也有征萨珊、征达契亚、征日耳曼的武功。

图5：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是唯一一个“去复杂化”取得成功，并延续了千年历史的国家。在戴克里先“四帝共治”造成东西罗马实质分裂之时，拜占庭帝国是个拥有庞大常备军、官僚机构和中央化财政体系的帝国。在不迟于马其顿王朝晚期，拜占庭帝国已经完成了向分封化、分权化、地方化的“去复杂化”转型。）

但是，古代农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农业投入在达到了充分就业以后，存在严重的“边际报酬递减”的特征。所谓“边际报酬递减”，就是随着农业投入的增加，每一单位新增（即在“边际”上的）投入的额外产出是逐渐减少的。如果我们将农业帝国视为一架复杂的机器，那么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个机器就是一个投入剩余，并产出剩余的机器。在土地开发程度较低，人口较少，有很多现存技术尚未得到运用的时候，将一单位的剩余，比如说一石小麦投入国家机器，供养职能官僚开发农业，最终生产力的提升可以获得两石小麦。这多出的一石小麦（剩余）中，五斗可以用来供养军队，两斗用来建立义仓（应急粮食储备），两斗用来满足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剩下一斗可以用来进一步扩大（复杂化）国家机器。当优质土地已经得到充分开发，多余人口不得不上山开垦梯田，已知农业技术已经得到充分运用的帝国繁荣时期，同样的一石小麦（剩余）投入国家机器，就可能只能生产出一石五斗的额外产出，而而外剩余也只有五斗了。在这个时候，统治阶级本身的扩大和腐化会加剧他们对奢侈消费的需要，用来供养军队和提供社会妥协（义仓）的剩余会被严重压缩。当土地被过度开发，引发水土流失（如意大利半岛）、“地上悬河”（如中原地区）、土壤盐碱化（如两河流域）、土壤营养退化（如中美洲）等自然灾害时，额外的剩余收获有可能还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一石小麦投入国家机器，其最终产出还要低于一石小麦。换句话说，高度复杂的国家机器将成为其本身存在的巨大负担。在帝国统一初期就面临过的“复杂化”还是“去复杂化”两条道路的选择，如今在帝国末期又一次摆到了台面上。但此时的帝国是在官僚机构庞杂无比，统治阶级声色犬马，兵无斗志将无争心，饿殍遍野流民满地，天灾不断苛政不止的情况下被迫做选择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戴克里先，无论是进还是退，面对的都不是历史走向的十字路口，而只能是帝国命运的死胡同。

当帝国复杂的国家机器将自己逐渐拖死的时候，在军事上往往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第一，帝国军队不仅仅在质量上不如其主要对手，甚至在数量上也要居于下风，这与双方的人口比例完全相反。第二，帝国往往无法从主体民族聚居区有效征召军队，周边“蛮族”的雇佣军成为了帝国军队的主力。但无论如何，农耕帝国可以有效支配的剩余随着帝国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的膨胀而逐渐萎缩，最终将帝国的军事力量削弱到无法维持的地步。

图6：沙隆战役 （在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中，西罗马帝国依靠哥特仆从兵勉强击败了匈奴军队。罗马本部的军队，哪怕是骑兵机动军团，也已经不堪一战了。）

上面三种理论中，“自然边界”解释了前资本主义历史上经济力量最为强大的农耕帝国的军事力量为何难以对非农耕去区域有效投射的问题；“乡兵悖论”解释了农耕帝国军事力量支柱为何为退化消亡的问题；“复杂社会”理论解释了农耕帝国的国家机器如何在“用剩余生产剩余”的过程中逐渐拖死自己，也拖死帝国军事力量的问题。这三种理论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即前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政权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力量的强大通常并不意味着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在“复杂社会”理论中，农耕帝国的军事力量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与经济力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中外农耕帝国的知识分子中，这种类似于“王朝周期律”或者“帝国轮回说”的思想也是层出不穷。但无论这些思想总结的具体原因如何，只要上述三种机制仍然存在，无法被克服或者逾越，那么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不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的常态会一直持续下去。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农耕帝国军事/经济关系的历史常态将其闭锁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界限以内。那么“玉门关”以外非农耕民族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除开那些没有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因而不知战争为何物的部落，农耕帝国以外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的天下。这两种生产方式与农耕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们本身就是军事组织方式。农民整年面朝黄土，其生产技能与军事技能无关，只能在农闲时节有点时间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一家一户的小农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熟悉整齐划一的军事组织。因此，农耕民族的军事建设与经济建设是互相排斥的。同样的人力、粮食和其他剩余如果被用来进行军事建设，就势必无法被用来投入生产。游牧民和渔猎民的生产技能中包括了古代军队所必须的追踪、侦查、长距离机动、武器保养和维护、隐蔽、射击等单兵素质。其生产的组织方式，尤其是围猎，也强调部落成员之间的紧密协同。因此，游牧和渔猎民族的生产过程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军事建设过程，这些民族并不需要特别的脱产的军事训练就能获得高素质的兵员。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的另一项军事优势来源于身体素质。农耕民族对土地的利用十分集约，这固然可以使用少量土地养活大量人口，支撑起远超过非农耕民族的人口数量。但是长期单一的谷物类饮食也会让人身材矮小，牙齿龋坏。优质动物脂肪和蛋白质的缺乏也会让农耕民族肌肉发育受限。农耕造成的身体素质的滑坡不仅见于各种人类学考古证据，就连凯撒本人也惊叹于日耳曼战士远较罗马士兵高大威猛的体型。在中国“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的说法也反映了农耕地区出身的宋朝军队无力挥舞女真武士常用的狼牙棒，在战斗中频繁吃亏的现实。最后，农耕地区密集的土地使用严重压缩了适合放养马匹的空间，导致马匹数量下降，品种退化，不得不从外地购买。马匹是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一支缺乏马匹的军队，在侦查、机动、信息传递上都会有重大的缺陷。游牧/渔猎民族由于土地利用率较低，可以留出大量的平坦地形牧养马匹，从而在这些方面比起农耕民族有重大的优势。这些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游牧/渔猎民族如何以极少的人口频繁打败农耕帝国的事实。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为何游牧/渔猎民族没能克服农耕民族的经济/军事悖论，征服并长久地统一（包括农耕帝国在内的）已知世界，实现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双重高峰呢？

面对游牧/渔猎民族的军事优势，农耕民族并非毫无应对之策。第一，游牧/渔猎民族的军事优势完全建立在其生产方式上，而农耕民族巨大的人力储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制造超越游牧/渔猎民族生产方式的军事设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防工事。较为“纯粹”游牧和渔猎民族并不具备有效对付这些工事的手段，只要农耕军队存储足够的粮食和水，就能和游牧军队缠斗良久。而游牧军队面对这种坚壁清野的措施，既失去了战斗的目的（抢劫），也不具备长久的自持力。其部落组织尽管可以迅速聚集大量军事人员，但是却无法培养出整齐划一的组织性。很快，部族首领就会因为无法约束部队而不得不放任族人散去。历史上，汉高祖“白登之围”的和平解决，也正是因为汉军在野战中打不过匈奴，而匈奴又攻不进汉军的工事，相互奈何不得，只好各退一步。如果这些城防工事连接成边防体系乃至长城防线，就能大大限制游牧民族的进军线路，从而为农耕军队创造有利的战场环境。

图7：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是中原农耕帝国第一次遭遇游牧民族的重大挑战）

要想克服这些城防工事的阻碍，游牧/渔猎民族就必须有相应的围城和攻城手段。而围城和攻城战斗与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距甚远。要让部落民长期脱离生产，就必须要有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结构。中央集权化的游牧/渔猎民族需要打破各部落自身的血缘结构，以军事行动的效率为原则重整军队。要重整军队，就必须要保证剩余（战利品）不再是由各个部落自己掠夺并分配，而是由中央统一分配。只有将赏罚大权抓在中央手里，才能有效保证军事头目的忠诚和基层士兵的纪律。要建立这种中央化的财政系统，就要建立独立于各个部落的官僚组织。官僚组织的触角向政权四处伸展的条件，是汗王需要掌握一批受过教育的脱产文人。同时，围城和攻城战斗所需的装备和技术兵器必须由专门的的工匠队伍来制造。这一系列条件全都指向一个方向，即游牧/渔猎政权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地区实行定居生活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换句话说，游牧/渔猎政权要想有效对付“汉人”（农耕民族）的城防工事，实现劫掠战争的目标，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汉化”自己。

初步“汉化”的游牧/渔猎民族的军事力量是古代历史上的巅峰。此时的游牧/渔猎政权既有草原和丛林之间的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又有一定程度的组织能力、集权程度和技术水平。历史上的大游牧帝国，如蒙元、清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帝国，在其迅速扩张期基本上都是此种类型。但是这种二元帝国通常处在不稳定的状态。随着帝国官僚组织的扩大，帝国需要进一步向农耕区域扩张来掠取剩余。随着帝国农耕区域占人口比例的上升，对管理这些区域和组织生产的官僚的需要也在上升，甚至为了适应在农耕区域作战，帝国中来自农耕区域的军队也逐渐成为主力。金有签军，元有世侯，清有汉八旗和绿营，奥斯曼有新编近卫军。随着帝国向农耕区域扩张的深入，帝国统治阶级发现，自己获取剩余的方式已经主要不再依靠劫掠，而是依靠农耕区域的生产。帝国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也已经不是原有的部落组织而是管理农耕区域的官僚组织。换句话说，原本的游牧帝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农耕帝国。这也意味着刚才论述过的限制农耕帝国军力膨胀的一切因素对转型后的游牧帝国同样有效。

图8: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虽然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野战机动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军可以在阵地战中同样摧枯拉朽。直到皇太极花重金组建了专门的炮兵技术研发部门之后，清军才有了正面攻克坚固城堡的能力。）

本篇中，我们梳理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农耕帝国和游牧/渔猎政权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农耕帝国存在“自然边界”、“乡兵悖论”和“复杂社会”三种机制，导致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游牧/渔猎政权在其较为纯粹的形态中并不受到上述三种机制的限制。但是，这些政权只要在扩张和积累物质财富的道路上取得一点成绩，都会迫使它向着农耕化的道路上前进，最终成为下一个农耕帝国，并不可避免地掉进三种机制的陷阱里。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是这两者基本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某一政权的扩张通常不会在世界历史规模下产生“以战养战，越战越强”的滚雪球效应。这也意味着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可能存在覆盖各自文明已知世界的大帝国。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收敛于”此消彼长的帝国兴替循环，而不是收敛于“八纮同轨，四海一家”的大一统当中。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和扩张改变了这一切，这就是我们下一篇将会探讨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