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一）

军事力量“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一）

作者：井冈山卫士

引言

在近几年的战争新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看似弱小的军事力量阻滞、消耗、乃至打败强敌的报道。

被自由派和亲帝“左”派共同鄙视为“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揣着核武器的沙特”，“经济总量不过广东水平”的俄罗斯，以可控的伤亡击毙了70万由“文明世界”武装的基辅“天兵”，稳步走向战争的胜利。被嘲讽为只会种鸦片和骑毛驴的阿富汗民族解放武装塔利班，击败了武装到牙齿的50万美、仆、伪军，把帝国主义的称霸企图再次埋葬在了“帝国坟场”。被戏称为“拖鞋军”的也门胡塞武装，用反舰导弹打得美帝国的“重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抱头鼠窜。被污蔑为只会搞自杀式袭击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力量哈马斯，也成功地将犹太复古主义武装拖入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绝境。如果再算上被笑称为“只会朝天放枪”的西非“黑叔叔”们把法、美殖民武装赶出本国的壮举，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帝国主义的军事优势如果不是已经完全消失，那么大概也不剩下什么了。

世界被压迫人民从“四引擎轰炸机”的喧嚣轰鸣中回归神来，从“橙剂”的漫天毒海中缓过气来，从“沙漠风暴”的痛苦噩梦中惊醒过来，从“伊拉克自由”的蛊惑宣传中脱离出来。当这一切结束之后，他们发现，什么“北约天兵”，什么“灭俄神器”，什么“网络中心战”，什么“数字轻步兵”都是些徒有其表的玩意。相反，自己手中“傻大黑粗”但是有效且耐用的武器才是制胜之道。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解，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正在急剧朝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倾斜。以往最多只能在联合国大会里哭上几嗓子的弱小国家和民族，今天也终于能在塑造未来世界格局的战争和冲突中“用枪投票”了。“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不再仅仅是句革命口号，而是世界军事史的现实。

这就是世界军事力量的“民主化”。为了看到这一天，世界劳动人民已经痛苦、挣扎、战斗了五百年。

要探讨为何会出现军事力量的民主化，就必须要研究过去为何会出现帝国主义对军事力量的垄断。而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相关关系在历史上的曲折波动。这也是本系列文章将要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

在第一篇中，我们探讨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相关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的常态。所谓常态，就是这两者基本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的通常状态。

在第二篇中，我们探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与军事/经济关系的异态。所谓异态，指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不仅仅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还存在相互扶持的正反馈循环。

在第三篇中，我们探讨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衰落走向崩溃，军事/经济关系重新归于常态的过程，即世界军事力量民主化。

在后记中，我们设想军事力量民主化对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意味着什么。

第一篇：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军事/经济关系的常态

要探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上述两者的含义有大体清晰的认识。所谓经济力量，通常指的是物质财富。这既可以指有形的剩余产品，如仓廪、宫室、衣帛、武备，也可以指通过消耗剩余产品形成的“非物质文化”产品。从最抽象的概念上讲，所有累积起来的剩余劳动产品都是经济力量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则很模糊，因为军事力量往往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如果没有直接交锋的记录，往往很难在绝对军力水平上判定孰强孰弱。不过，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延伸，如果某一国家、政权、民族的军队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了其政治目的，那么这只军队就是相对够用的，否则就是不够用的。在任何时候，政治目的都是多种多样的。政权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的时候，也往往会出现某些派系希望政权失败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但从总体而言，相对够用的军事力量通常伴随着该政权实际控制地区和势力范围的有序扩张，而前两者不可控的萎缩也通常意味着军事力量（相对）减弱。

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经济力量最强的政权通常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帝国。除清朝以外，中国历代的正统王朝开创时期的总人口通常在两千万以上，在鼎盛时期能达到六千万到八千万。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人口约有五千万。波斯、莫卧儿、印加帝国的人口也有数千万。农耕帝国的人口数量通常要占到古代世界总人口的八成以上，这些农耕帝国通常也是当时物质生产的中心。然而，农耕帝国的军事实力往往要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力量在世界上的地位。除了鼎盛时期以外，农耕帝国的“武德”往往乏善可陈，时时遭劫掠、年年有边警是农耕帝国漫长历史中的常态。

图1:汉家大将西出师 （农耕帝国往往不可能维持与其经济力量对等的军事力量，寥寥几场惩罚性远征的背后是年年遭到劫掠的惨状）

有许多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这些理论之间也有很多的联系。

第一种解释是“自然边界”机制。以中国为例，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扎根的最低界限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是小麦、小米等主流抗旱作物稳定生长的极限。哪怕在气候温暖的时期，这条“农耕边界线”也不可能明显跃出贺兰山脉、阴山山脉、燕山山脉以外50公里以上。一旦农耕生产方式无法维持，帝国政权就不可能长期有效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无法建立稳定的行政机构。行政成本、驻军、治安力量的需要会明显增加，而稀少的人口也不可能带来足够的税收。长此以往，维持这些“域外”领土势必是个赔本买卖。明末东林党主张仅仅保留辽西走廊，放弃宁远、锦州以外的地区，固然是因为其代表东南豪强地主，对东北人民的死活毫不在意，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为了维持辽河平原地区的军事控制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罗马帝国治下的达契亚（罗马尼亚）和日耳曼尼亚（德国）地区的叛附无常，也反映了依赖农耕生产方式的官僚机构无法有效控制渔猎、游牧、游耕民族的窘况。

图2:中国年降水量分布图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传统农耕和非农耕区域的分界线，也通常是农耕帝国的边疆防线。）

此外，同时维持农耕和相当的非农耕区域也会加剧农耕政权的离心倾向。战国时期的赵国拥有代（游牧）和邯郸（农耕）两个中心，在抵御秦国进攻方面有了更多的军事底牌，但是这种相互竞争的二元结构也给赵国时时刻刻带来内乱的危险，让一代雄主赵武灵王殒命的沙丘宫变就是代集团和邯郸集团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数百年后北魏的“六镇叛乱”也是由类似的原因引起的。“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这也是许多农耕文明选择主动放弃非农耕区域的原因。当然，对游牧边疆的广大区域实行羁縻统治，让游牧地区主要以兵员的方式供应剩余也是一种可选之策。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将边疆地区的防务外包给了羁縻汗王，后者的军事力量显然是独立于帝国中央的，甚至有可能在帝国出现危机时对其倒打一耙。汉有内附五胡，唐有南迁突厥，明有朵颜三卫，罗马亦有哥特酋邦，畏威而不怀德，强附而弱相侵，并不能根本解决农耕帝国军事力量跨区域投送和维持的问题。

以上就是“自然边界”论。它虽然解释了为何农耕帝国的扩张难以越过某些地理界限，但是它却无法解释为何许多农耕帝国就算是退到了“合理自然边界”以内，也最终被非农耕民族消灭的命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农耕民族军事力量消长的内因中去探寻答案。

第二种解释是“乡兵悖论”。农耕帝国最有力的武装通常是富裕自耕农和小地主组成的民兵部队。这种民兵部队的编成和组织通常以乡土联系为纽带。在古罗马军事力量战斗意志最强、纪律最严明、最能够以弱胜强的共和国中期（撒莫奈战争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队的主体就是以拥有小片土地的自耕农公民兵组成的。在战场距离家乡较近，战争时间持续不长的情况下，罗马乡兵的战斗意志由保卫祖田的实际利益所维持，其组织性由父系氏族纽带所保证，其纪律性由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所训练出来。无独有偶，中国的汉、唐、明这三个以武力强盛闻名的古典王朝，在其立国初期也有良家子、府兵和卫所兵三只乡兵武装。在上述三王朝的统一战争中，乡兵都以其强大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大放异彩。

图3:坎尼战役中的罗马军团 （尽管由于指挥体系的紊乱导致战役失败，布匿战争中以自耕农为主力的罗马军团仍然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战斗力，并在数年后最终击败了以雇佣兵为主的迦太基军队。）

一旦农耕帝国完成了基本的统一，乡兵的战斗力就会开始衰弱。统一之后的边境防御战和对不同生产方式地区的征服既是统一战争的本身的延续，也是维持大一统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战争中，漫长的服役时间让乡兵从不脱产的民兵逐渐成为了脱产的职业武装，以至于“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遥远的征途让士兵无暇顾及农时，导致农业生产凋敝，造成“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局面。劫掠性和惩罚性的远征不仅消耗了乡兵阶层有限的物质财富，还造成了收入向军功勋贵和商人的迅速倾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对于古罗马而言，从被征服地区涌入的廉价奴隶也大大加强了奴隶主庄园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造成土地兼并，让小农和小地主迅速破产。这样，乡兵保卫乡土的经济动机，自耕农和小地主自足有余的物质基础，和与那些同样来自农耕地区敌人作战的确定性都不复存在了。乡兵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大打折扣。统治阶级先是发现乡兵们居然穷的居然无法自备武器了，只好由国家政权出面统一配备。随后，远征到外地的乡兵士气低落，开始出现同乡士兵大面积的逃亡和兵变，统治阶级只好将原本的乡土组织打乱，把士兵分派到不同的部队，并由中央指派的军官统领。最后，哪怕是被塞进“帝国军队大熔炉”中的乡兵也无法保证基本的士气和战斗意志，统治阶级只好将乡兵制度放弃或者将其边缘化，组建数量少但是完全职业化的常备军。于是，羽林郎取代了良家子，藩镇牙兵取代了折冲府兵，将领家丁取代了卫所兵，骑兵机动军团取代了步兵边防军团，成为了汉、唐、明、罗马武装力量的中坚。乡兵的退化在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文明中有着不同的历史轨迹，但是其基本的方向是类似的。

对于农耕帝国而言，乡兵的退化和职业军队的兴起并不会立即导致军事力量的崩溃，有时在有为统帅的领导下，少量职业军队甚至还能凭借一些局部的胜利带给人一种帝国“回光返照”的观感。但是农耕帝国军队的职业化通常也是其军事力量加速腐化的起点。相比于乡兵，职业军队往往数量很少。他们可以在某些局部战场取得优势，但是往往无力应对整个帝国边疆的国防压力。职业军队的战斗力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这通常是通过裁撤其他部队或是削减其待遇的方式实现的。这种军队内部的待遇不均也会进一步引起闹饷、逃亡和兵变。职业军队需要经常在不同战场之间调动，为了保证他们在不同战场的战斗力，一支职业军队内部的结构需要保持稳定，保持“兵将相习”的状态。“兵将相习”有至少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职业军队内部的组织方式无法被轻易撼动，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只能砸钱但无法过问的“黑箱”；第二，职业军队的大帅们往往在长期领兵的过程中成为军队的实际政治保护人，为军队争取饷银、叙功、封赏和其他待遇。久而久之，职业军队和大帅之间就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在乡兵制度下，乡兵的主要经济关系是家乡农业生产，只要中央政权不过分压榨农民，乡兵通常不会与帝国中央“离心离德”。在职业军队制度下，士兵彻底脱离了生产过程，先是依靠国家，后来成了大帅的雇员乃至家奴。而大帅们的现实利益与提升职业军队的战斗力之间也只有间接的关系。只有当增强战斗力有利于大帅们争取政治地位时，相关措施才会被采用。大帅之间的竞争也会助长边疆危机中坐视友军被消灭的情况。职业军队与大帅的关系也是相互的，大帅不可能长久地要求属下执行艰苦的或者不确定性较大的战斗任务，这既是为了保存实力，也是为了保证属下对自己的忠诚。藩帅、骄卒、私军的组合，在竞争与合作中成为了吸食农耕帝国资源的寄生虫。大量本可用于军队建设的资源被消耗在了裙带关系、市恩报德、维持军事贵族的高消费水准上。维持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所需要的成本越来越高，直到武备废弛得无法挽回。当大帅们的军事力量成为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本钱时，大帅们通常会将剩余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继续依靠中央。职业军队的防区演化为供养这支军队的“封地”。当帝国中央和大帅之间的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后者时，帝国就越来越无法通过压缩军饷的方式挟制大帅。相反，大帅们则会要求进一步扩大供养军队的封地面积，直到将整个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土纳入自己的实质统治。

图4：安禄山 （职业军队与大帅的深度绑定通常意味着帝国分裂的开始）

简言之，乡兵解体带来边防压力，边防压力催生职业军队，职业军队要求组织稳定，组织稳定导致军官控制，军官控制带来地方包饷，地方包饷终成军阀祸国。汉末豪强、唐末节度、明末镇将，罗马帝国晚期的军阀割据，都是掌控职业军队的大帅们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中，既掌握了有组织的暴力的使用权，又掌握了供养暴力手段的经济剩余的支配权的必然结果。以上种种武备废弛的征兆都出现在帝国灭亡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军队的“南朝化”，即越富越不能打的悖论。

“乡兵悖论”可以解释“自然边界”无法解释的农耕帝国退回自然边界后仍然持续腐朽，最终连自然边界也守不住的现象。但是，“乡兵悖论”仍然无法解释为何乡兵和职业军队最后都会腐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