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大产业和自然科学部门的技术发明，是中华初民集体智慧之结晶，总称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对人类进化和世界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貢献﹐不仅绝不亞于其七﹑八千年后近古中国的四大发明﹔而且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历史意义超过人类已有的任何发明。这是因为它们都是使人类最终告别动物界而全面进入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根基性科技和产业大革命，它们标志着人类已开始学会从劳动实践中认识自然、继而应用从中得到的理性知识，来按人类的需要，实现物质的力学变化（制作器具)﹑实现物质的物理﹑化学变化（制造陶器)，和利用生命物质的生物学过程来生产产品（驯化生物物种生长发育和演替过程为农业生产过程)，全面实現了由享用自然到改造自然的根本性转折，开创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之延续至今的新时代，为其后乃至今日之发明创造开辟了永续前进的方向﹑奠定了亙古不绝的基础。 以上对计数工具、新石器、陶器和农业在世界各地起源和初期发展过程的比较表明，这四大技术的起源和初期发展，只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成连续系列相继发生。这四大技术起源和初期发展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中华远古先祖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依靠其原始氏族集体智慧的独特优势，来造就这四大发明的过程，正合恩格斯揭示的自然科学部门发展的顺序，成相辅相成的连锁反应之势。其原始数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一经领先世界，就随之有原始力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技术接着而来的世界领先趋势；就像欧洲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依靠新兴资本的力量，在使其近代数学发展领先世界之后，其近代力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技术接踵而来成世界领先趋势一样。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所证实的计算工具、新石器、陶器和农业起源和初期发展过程，确实同恩格斯揭示的自然科学部门发展的顺序是一致的。在恩格斯的这一原理看来，由于宇宙间物质以其运动形态由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到生命的以至思维运动形态的依次转化而循环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引导的科技实践，必然相应地经历一个依次由力学科技、物理科技、化学科技到生物科技以至思维和信息科技的循环发展过程。依据这一原理，我1986年于拙著《新的农业革命》一书中，编制了人类起源开始以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周期表。该表把旧石器时代当做人类科技和产业发展的第一周期，将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人类科技和产业发展列入第二周期的第一个轮回：即继计算工具的发明使原始数学产生之后，新石器技术取代旧石器而使力学技术进入这一新轮回；陶窑的发明使人类超越钻木取火而跃入物理技术的这一新轮回，促使泥土烧制品质变成陶器而导致其化学技术随之跃入这一新的轮回；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综合本轮各门技术发展的成果来实现动植物获取到动植物生产的大转变。这就是我在该书论及此轮回所说的：“原始人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栽培开始的。这标志新石器时代的物质生产由化学形态发展到了生物学形态，开始将物质的力学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形态综合到生物学形态中来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变换。从此，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开始从人手所能触及的广度和深度上将自然物质运动的四类基本形态都利用起来了。” 既然在远古中国所有与这四类物质运动形式相对应的产业技术都在旧、新石器时代交替之中实现了革新而进入这新的一轮，那么，接着而来的应当是物质运动最高形式—-思维运动形态的变革，来使远古中国人的思维科技也跃进这新的一轮，而适应新石器、陶器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这思维运动形态的变革就是以伏羲氏族发明八卦为开端的易学起源。因此，科技发展内在的顺序决定了，远古中国四大发明的发生和发展必然导致易学的起源；而易学作为古代中国人独有的理性认识方式、抽象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而使他们最具独创能力，其起源和发展就必然主导中国各地物质和精神文化于多元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格局中持续发展，以致层出不穷地推出一批又一批发明，乃至近古的四大发明，使中国科技于17世纪之前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强大的支配地位（Needham 1965、1975、1981）。 事实上，正如本卷系统化的考古出土材料所证明的，远古中国这四大发明的起源和发展，确为易学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充分兼必要的条件。计算工具的发明，既为易学思维提供了作语言表达的重要工具，也为应用易学思维进行学习、模拟、概括和推理及发展易学思想准备了工具；陶器的发明，不仅为易学思维的应用和发展开辟重要领域，而且为易学思维提供了记录、表达和交流的主要媒介；农业一起源，便作为其主要应用领域而成为易学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四大技术和产业的同时具备和相互促进，对易学起源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正是由于缺乏同时具备这四大技术及其相应产业相辅相成、连锁发展的条件，以致未曾出现易经这样的对应物（Needham 1965）。 这样说中国距今3-1万年间的“文化大爆炸”中的四大发明直接导致易学起源，在逻辑上说的通，在史实上是否这样？却似乎难以令人置信。其实，中国各地距今万年前后的文化遗存中确实有原始数字卦的客观存在，特别是那些有陶器、农业和新石器发明遗迹的遗址，如发现最早石磨盘、棒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就有奇、偶数分别排列的岩画（F28），发现最早陶器和早期稻壳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就有原始数字卦出土（33），与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相邻的彭头山遗址发现早期稻粒的同时也出土刻有早期数字卦的新石器（F44），与其相邻的湖北枝城、宜都一带的城背溪文化也有早期稻粒与原始和早期数字卦同出（F46），至于作为水稻起源中心之一的贾湖遗址从一开始便保留有原始数字卦的残余而成为早期数字卦传播的大本营（F38），…（对此本书系第四卷有详述）。这些距今万年前后文化遗存中明摆着的事实表明：易卦及其表达的易学是紧跟农业起源之后的中华先民的第五大发明。 西亚原始农业也出现得早，为何没跟着出现数字卦，而只有中国才这样？这是由上述那时期两地自然环境生态、人类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根本区别所决定。在西亚的海洋性气候下，各家各户的原始农业，只要用各种形状的泥筹来对各种产品做好会计记数，就能正常经营下去。可是，在中国灾害频发的大陆性气候下，每个氏族一年的农作有收无收，全靠能否不误季节？挨饿的危险迫使每个氏族千方百计地摸索季节变化周期，而季节变化的计数比几种农产的计数要复杂的多，于是，中华先民摸索出对偶对称分组计数方法来记季风，直至在距今万年期间发明出原始八卦来记四时八节，从此才使原始农业开始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一旦八卦成为观象授时中记录四时八节的工具，随各地原始农业的纷纷兴起，观象授时技术传播开来，记录四时八节的八卦，便成为各地居民共用的理性思维语言和文字，并由观象授时而推广到尚象制器的各种实践；八卦便从中发展成记录、储存和传播各种实践经验理性知识的卦数语言和文字体系——中国的原语言和文字，其所记录、储存和传播的各种实践经验理性知识便成了作为民生实用科技体系的易学——中国的原科学。 正因易学是远古中国四大发明所标志的科技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易学一旦问世，其易学思想的应用和发展便指导这四大发明所奠基的产业——计算器、新石器、陶器和农业持续不断的发展起来，一直达到其各自的顶级系统——传统筹算和算盘、传统玉器、传统瓷器和传统手工农业的极限，乃至逼近到包括近古四大发明在内的支配全世界之手工技术的最高境界。这些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都是不曾见过的。所有这些只在中国发生过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其中由远古四大发明进化到近古四大发明的历史过程，正好同易经只为中国所独有的情况相对应。正是从这个意义看来，要深入理解近古中国的四大发明，要深入理解中国在15世纪以前在技术上支配世界的地位，就得深入理解易学的起源和进化过程；而要深入理解易学的起源,就得深入理解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 迄今积累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材料已证明，人类精神的进化经历了八百万年的历史﹐其结果是产生了兩种精神文化生产方式﹕以易学为基础的东方思维方式和以古希臘科学和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思维方式。这兩种方式的精神进化﹐在此八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开始分叉的﹖ 現有的证据表明﹐从距今二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中国远古居民就同其他大陆﹑特別是欧洲远古居民在取食习性和石﹑骨器的制作上出現明显差异﹐如北京人用脉石英制作細小尖狀器与同期欧洲人用火石制作“手斧”，就是由生态环境和资源基础不同而形成的鮮明对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脉隆起而从中横隔之下，人类的进化就分别在世界的东西两方平行并进，所处生态资源环境的不同，导致东西方人类在其生理、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进化出现差异，以致远古中国以其四大发明而独辟易学蹊径。 东方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主要靠植物资源维持，主要受气候资源的限制，以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为中心，实现群体采集向氏族集体农业的转变；为适应农业发展对掌握农时节气的需要，以伏羲卦数为理性思维语言和文字、阴阳八卦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思维方式——易学思维方式发展起来，成为东方科技和理性思维发展的范式，经商代被神化后，于周代由先贤实现哲学化的基础上由诸子百家具体化成中国传统科学发展起来，西汉后历代皇朝的统治下，其主流学界为巩固“独尊儒术”体制转向于哲学化成果的考证和注释，并通过强调“易本卜筮之书”持续强化了从玄虚化和虚无化两方面来糟蹋易经的退化趋势；真正联系实际的易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只在传统科技和艺术中凭道学和象数学派对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得以延续到17世纪。 西方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主要靠动物资源维持，主要受水资源的限制，以西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尼罗河流域为中心，实现以分散游猎为主的采集向家庭个体农业的转变；为适应农业发展对灌溉水的需要，以水利灌溉工程技术为基础的重视局部细节分析的思维方式发展起来，经古希腊学者加以发展并哲学化、形式逻辑化，而成为西方科技和理性思维发展的范式，在中世纪被神化后，于15-17世纪间由加利略、莱布尼茨和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人加以复兴，并充实以实验证明和分析方法，发展成科学发展的力学范式，从此近代乃至现代科技便以力学范式发展起来，由工业化而直达当今全球面临工业化增长极限的境况。 由此看来，易学思维方式是在东方自然和社会选择下东方人类认识能力和智力数万年进化的必然结果，就像力学思维方式是在西方自然和社会选择下西方人类认识能力和智力数万年进化的必然结果一样。二者的起源和进化都有其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都有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和内在的优越性；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以自己为“普世价值”来贬低和取代另一方。因此，如何对待人类精神进化过程中既成的这两种理性抽象思维方式？这是决定人类精神进化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只有在人类进化史上能名留青史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才会注意到并致力于求解这个问题。人类历史上最先提出并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欧洲思想史之核心”的莱布尼茨（Go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他率先认识到古希腊科学和哲学与易科学和哲学所分别具有的优势，并力求将二者结合起来开展理论创新，而能够在众多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划时代科学成就，在为近、现代科技革命奠定核心基础的同时，也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显示了东西方思维精华相结合导致理论创新的无限潜力。从人类实践与认识协同进化之历史和逻辑一致的顺序来看，当今全球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趋势下人类面临的重重危机日益尖锐，对结合东西方思维方式来取得杂交优势以实现人类思维大飞跃的需要日趋迫切，把东西方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华都继承下来，加以有机结合，达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的新境界，才能造就导致工业化后科技革命的理论创新,就像莱布尼茨靠其实现东西方科学和哲学之精华的结合而成就工业化科技革命一样。 上述四大产业和自然科学部门的技术发明，是中华初民集体智慧之结晶，总称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对人类进化和世界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貢献﹐不仅绝不亞于其七﹑八千年后近古中国的四大发明﹔而且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历史意义超过人类已有的任何发明。这是因为它们都是使人类最终告别动物界而全面进入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根基性科技和产业大革命，它们标志着人类已开始学会从劳动实践中认识自然、继而应用从中得到的理性知识，来按人类的需要，实现物质的力学变化（制作器具)﹑实现物质的物理﹑化学变化（制造陶器)，和利用生命物质的生物学过程来生产产品（驯化生物物种生长发育和演替过程为农业生产过程)，全面实現了由享用自然到改造自然的根本性转折，开创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之延续至今的新时代，为其后乃至今日之发明创造开辟了永续前进的方向﹑奠定了亙古不绝的基础。 以上对计数工具、新石器、陶器和农业在世界各地起源和初期发展过程的比较表明，这四大技术的起源和初期发展，只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成连续系列相继发生。这四大技术起源和初期发展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中华远古先祖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依靠其原始氏族集体智慧的独特优势，来造就这四大发明的过程，正合恩格斯揭示的自然科学部门发展的顺序，成相辅相成的连锁反应之势。其原始数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一经领先世界，就随之有原始力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技术接着而来的世界领先趋势；就像欧洲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依靠新兴资本的力量，在使其近代数学发展领先世界之后，其近代力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技术接踵而来成世界领先趋势一样。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所证实的计算工具、新石器、陶器和农业起源和初期发展过程，确实同恩格斯揭示的自然科学部门发展的顺序是一致的。在恩格斯的这一原理看来，由于宇宙间物质以其运动形态由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到生命的以至思维运动形态的依次转化而循环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引导的科技实践，必然相应地经历一个依次由力学科技、物理科技、化学科技到生物科技以至思维和信息科技的循环发展过程。依据这一原理，我1986年于拙著《新的农业革命》一书中，编制了人类起源开始以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周期表。该表把旧石器时代当做人类科技和产业发展的第一周期，将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人类科技和产业发展列入第二周期的第一个轮回：即继计算工具的发明使原始数学产生之后，新石器技术取代旧石器而使力学技术进入这一新轮回；陶窑的发明使人类超越钻木取火而跃入物理技术的这一新轮回，促使泥土烧制品质变成陶器而导致其化学技术随之跃入这一新的轮回；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综合本轮各门技术发展的成果来实现动植物获取到动植物生产的大转变。这就是我在该书论及此轮回所说的：“原始人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栽培开始的。这标志新石器时代的物质生产由化学形态发展到了生物学形态，开始将物质的力学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形态综合到生物学形态中来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变换。从此，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开始从人手所能触及的广度和深度上将自然物质运动的四类基本形态都利用起来了。” 既然在远古中国所有与这四类物质运动形式相对应的产业技术都在旧、新石器时代交替之中实现了革新而进入这新的一轮，那么，接着而来的应当是物质运动最高形式—-思维运动形态的变革，来使远古中国人的思维科技也跃进这新的一轮，而适应新石器、陶器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这思维运动形态的变革就是以伏羲氏族发明八卦为开端的易学起源。因此，科技发展内在的顺序决定了，远古中国四大发明的发生和发展必然导致易学的起源；而易学作为古代中国人独有的理性认识方式、抽象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而使他们最具独创能力，其起源和发展就必然主导中国各地物质和精神文化于多元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格局中持续发展，以致层出不穷地推出一批又一批发明，乃至近古的四大发明，使中国科技于17世纪之前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强大的支配地位（Needham 1965、1975、1981）。 事实上，正如本卷系统化的考古出土材料所证明的，远古中国这四大发明的起源和发展，确为易学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充分兼必要的条件。计算工具的发明，既为易学思维提供了作语言表达的重要工具，也为应用易学思维进行学习、模拟、概括和推理及发展易学思想准备了工具；陶器的发明，不仅为易学思维的应用和发展开辟重要领域，而且为易学思维提供了记录、表达和交流的主要媒介；农业一起源，便作为其主要应用领域而成为易学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四大技术和产业的同时具备和相互促进，对易学起源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正是由于缺乏同时具备这四大技术及其相应产业相辅相成、连锁发展的条件，以致未曾出现易经这样的对应物（Needham 1965）。 这样说中国距今3-1万年间的“文化大爆炸”中的四大发明直接导致易学起源，在逻辑上说的通，在史实上是否这样？却似乎难以令人置信。其实，中国各地距今万年前后的文化遗存中确实有原始数字卦的客观存在，特别是那些有陶器、农业和新石器发明遗迹的遗址，如发现最早石磨盘、棒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就有奇、偶数分别排列的岩画（F28），发现最早陶器和早期稻壳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就有原始数字卦出土（33），与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相邻的彭头山遗址发现早期稻粒的同时也出土刻有早期数字卦的新石器（F44），与其相邻的湖北枝城、宜都一带的城背溪文化也有早期稻粒与原始和早期数字卦同出（F46），至于作为水稻起源中心之一的贾湖遗址从一开始便保留有原始数字卦的残余而成为早期数字卦传播的大本营（F38），…（对此本书系第四卷有详述）。这些距今万年前后文化遗存中明摆着的事实表明：易卦及其表达的易学是紧跟农业起源之后的中华先民的第五大发明。 西亚原始农业也出现得早，为何没跟着出现数字卦，而只有中国才这样？这是由上述那时期两地自然环境生态、人类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根本区别所决定。在西亚的海洋性气候下，各家各户的原始农业，只要用各种形状的泥筹来对各种产品做好会计记数，就能正常经营下去。可是，在中国灾害频发的大陆性气候下，每个氏族一年的农作有收无收，全靠能否不误季节？挨饿的危险迫使每个氏族千方百计地摸索季节变化周期，而季节变化的计数比几种农产的计数要复杂的多，于是，中华先民摸索出对偶对称分组计数方法来记季风，直至在距今万年期间发明出原始八卦来记四时八节，从此才使原始农业开始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一旦八卦成为观象授时中记录四时八节的工具，随各地原始农业的纷纷兴起，观象授时技术传播开来，记录四时八节的八卦，便成为各地居民共用的理性思维语言和文字，并由观象授时而推广到尚象制器的各种实践；八卦便从中发展成记录、储存和传播各种实践经验理性知识的卦数语言和文字体系——中国的原语言和文字，其所记录、储存和传播的各种实践经验理性知识便成了作为民生实用科技体系的易学——中国的原科学。 正因易学是远古中国四大发明所标志的科技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易学一旦问世，其易学思想的应用和发展便指导这四大发明所奠基的产业——计算器、新石器、陶器和农业持续不断的发展起来，一直达到其各自的顶级系统——传统筹算和算盘、传统玉器、传统瓷器和传统手工农业的极限，乃至逼近到包括近古四大发明在内的支配全世界之手工技术的最高境界。这些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都是不曾见过的。所有这些只在中国发生过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其中由远古四大发明进化到近古四大发明的历史过程，正好同易经只为中国所独有的情况相对应。正是从这个意义看来，要深入理解近古中国的四大发明，要深入理解中国在15世纪以前在技术上支配世界的地位，就得深入理解易学的起源和进化过程；而要深入理解易学的起源,就得深入理解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 迄今积累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材料已证明，人类精神的进化经历了八百万年的历史﹐其结果是产生了兩种精神文化生产方式﹕以易学为基础的东方思维方式和以古希臘科学和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思维方式。这兩种方式的精神进化﹐在此八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开始分叉的﹖ 現有的证据表明﹐从距今二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中国远古居民就同其他大陆﹑特別是欧洲远古居民在取食习性和石﹑骨器的制作上出現明显差异﹐如北京人用脉石英制作細小尖狀器与同期欧洲人用火石制作“手斧”，就是由生态环境和资源基础不同而形成的鮮明对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脉隆起而从中横隔之下，人类的进化就分别在世界的东西两方平行并进，所处生态资源环境的不同，导致东西方人类在其生理、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进化出现差异，以致远古中国以其四大发明而独辟易学蹊径。 东方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主要靠植物资源维持，主要受气候资源的限制，以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为中心，实现群体采集向氏族集体农业的转变；为适应农业发展对掌握农时节气的需要，以伏羲卦数为理性思维语言和文字、阴阳八卦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思维方式——易学思维方式发展起来，成为东方科技和理性思维发展的范式，经商代被神化后，于周代由先贤实现哲学化的基础上由诸子百家具体化成中国传统科学发展起来，西汉后历代皇朝的统治下，其主流学界为巩固“独尊儒术”体制转向于哲学化成果的考证和注释，并通过强调“易本卜筮之书”持续强化了从玄虚化和虚无化两方面来糟蹋易经的退化趋势；真正联系实际的易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只在传统科技和艺术中凭道学和象数学派对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得以延续到17世纪。 西方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主要靠动物资源维持，主要受水资源的限制，以西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尼罗河流域为中心，实现以分散游猎为主的采集向家庭个体农业的转变；为适应农业发展对灌溉水的需要，以水利灌溉工程技术为基础的重视局部细节分析的思维方式发展起来，经古希腊学者加以发展并哲学化、形式逻辑化，而成为西方科技和理性思维发展的范式，在中世纪被神化后，于15-17世纪间由加利略、莱布尼茨和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人加以复兴，并充实以实验证明和分析方法，发展成科学发展的力学范式，从此近代乃至现代科技便以力学范式发展起来，由工业化而直达当今全球面临工业化增长极限的境况。 由此看来，易学思维方式是在东方自然和社会选择下东方人类认识能力和智力数万年进化的必然结果，就像力学思维方式是在西方自然和社会选择下西方人类认识能力和智力数万年进化的必然结果一样。二者的起源和进化都有其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都有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和内在的优越性；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以自己为“普世价值”来贬低和取代另一方。因此，如何对待人类精神进化过程中既成的这两种理性抽象思维方式？这是决定人类精神进化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只有在人类进化史上能名留青史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才会注意到并致力于求解这个问题。人类历史上最先提出并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欧洲思想史之核心”的莱布尼茨（Go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他率先认识到古希腊科学和哲学与易科学和哲学所分别具有的优势，并力求将二者结合起来开展理论创新，而能够在众多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划时代科学成就，在为近、现代科技革命奠定核心基础的同时，也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显示了东西方思维精华相结合导致理论创新的无限潜力。从人类实践与认识协同进化之历史和逻辑一致的顺序来看，当今全球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趋势下人类面临的重重危机日益尖锐，对结合东西方思维方式来取得杂交优势以实现人类思维大飞跃的需要日趋迫切，把东西方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华都继承下来，加以有机结合，达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的新境界，才能造就导致工业化后科技革命的理论创新,就像莱布尼茨靠其实现东西方科学和哲学之精华的结合而成就工业化科技革命一样。 (本文摘录自《中国史前史第三卷·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 附：中国史前史第三卷 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易学起源前后及其近二千年境况变迁史 978-620-2-41414-2 本卷是世上首部以证据链实录的上自10万年前开始的记数工具和算术、磨钻为先导的新石器技术, 窑火制陶技术，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起源和连续进化，下至秦代前这四大类技术达到其顶级系统——筹算、玉器、瓷器和有机农业而持续发展十多万年的信史。基于中国史前数据库, 在与其同期国外遗存的比较中追溯它们协同进化的全过程, 以其留下的实物证据链和相关文字证据及古籍记载整合成的如山铁证证实：这四大类科技的起源和发展在中國最早﹑最普及、最持久且其演变最呈连续进化系列，并从中沿人类实践与认识进化内在顺序升华出中国原科学——阴阳八卦为范式、书契为语文的易学，以天文历法为龙头由多个农业起源中心扩散到东方三大流域, 应用并发展于民生实用科技各领域，成为先民共同的宇宙认知体系，指导中华文明进程总体于适应宇宙规律中持续领先世界发展，并在实践与认识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发展理论思维，直到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哲学化达人类直观理性思维的顶峰; 这四大类科技为主体的中国科技便随之在在其指导下持续发展到人类手工能力之顶峰。其后在强调“易本卜筮之书”的新儒学统治下，主流学界背离了易学指导而招致十七世纪后的衰落。易学兴衰的过程回答了李约瑟难题。 Authors 邓宏海 Book language Chinese Published on 2024-03-30 Publishing house Number of pages 412 Price (EUR ) €6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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