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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 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意见 ...

2024-2-29 13:44|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6079| 评论: 14|原作者: 远航一号

摘要: 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 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意见


远航一号


      1962年底、1963年初,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等分别举行了代表大会。这些党的领导人分别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对中共进行了公开批评。此外,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中共。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包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 ——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中共反驳了各兄弟党的批评并不点名地批判了以苏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希望停止公开论战、恢复两党团结。苏共中央来信说:“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气氛。”

      “公开的,越来越尖锐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局势。”

      “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苏共中央来信提议,举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为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协商会议做准备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关于会议的内容,苏共中央来信做了进一步说明:“此次会议关注的中心应该是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作斗争的任务,为了各国人民自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毛主席读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很重视。2月23日,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共同在毛主席的卧室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时毛主席患上了感冒,是半坐半卧在床上与契尔沃年科交谈的。

      毛主席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结束两党论战的想法。但是,毛主席说,苏共和另外42个兄弟党都在谴责中共,然后,引用中国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毛主席对契尔沃年科说:你们骂我们,就给了我们“往”的权利,我们就可以骂你们。毛主席动情地表示:“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43 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但毛主席也同意,这种“来”、“往”在某些地方必须要有所限制,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主席指出,双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不同。说到这里,毛主席特别强调,苏共中央的2月21日来信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问题。

      毛主席指责苏联单方面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契尔沃年科表示,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可以参加提议中的马列主义政党协商会议;契尔沃年科说,这个问题要由参加会议的各个兄弟党来决定,也就是不置可否。

      毛主席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邀请南共盟参加他们各自的党代表大会。契尔沃年科表示,苏共希望通过各兄弟党的努力,对南斯拉夫产生积极影响。毛主席不容置疑地表示:“应该遵循81个党的决定”(这里说的是1960年《莫斯科声明》谴责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关段落)。契尔沃年科表示,苏共在与南共盟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毛主席认为,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靠美帝国主义的钱过活,并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比利时共产党没有邀请南共盟参加他们的党代表大会表示赞赏,暗示不赞成南共盟参加提议中的马列主义政党协商会议。

      毛主席解释说,中共还将继续发表文章,以答复法共、意共和美共对中共的攻击;此后,中共将暂停发表新的论战文章。

      毛主席向契尔沃年科表示:“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帝国主义。”毛主席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争吵就像“家庭中的争论”一样。毛主席继续说,听说赫鲁晓夫同志有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柬埔寨的途中顺便访问中国。对此,契尔沃年科表示,两党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经常会晤有助于消除中苏之间目前存在的紧张关系。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主席提到中国仍然缺少大型精密机床和轧钢机,还主动提到1962年中国实际的粮食产量比西方报刊所报道的要低一些。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运中各个重大问题的看法。

      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首先解释说,赫鲁晓夫没有在近期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将要对柬埔寨进行访问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然后,来信用热情而友好的态度邀请毛主席第三次访问苏联:“我们记得,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说,他只到过苏联两次,并且只访问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表示希望再次访问苏联,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当时他说,他愿意在我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一次旅行。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愿望,我们表示了欢迎。一九六○年五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写信给毛泽东同志,邀请他到苏联来休养,并且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遗憾的是,那时毛泽东同志未能应邀。苏共中央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问。即将来临的春天或夏天 —— 我国一年中的好季节,是进行这种访问的最好时间。我们也愿意在其他任何时候对兄弟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同志给以应有的接待。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到我国访问的时候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会同他在一起,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同志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如何劳动,看到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在实现我们党的纲领方面获得了哪些成就。”

      然后,来信提议,为了给即将开始的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应该停止公开论战,“不再发表那种不能缓和而只能加深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

      来信强调,中苏两党之间的会谈只是为所有兄弟党的会议作“初步”准备:“不言而喻,当我们两党讨论涉及所有兄弟党的问题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具有初步性质。... 只有所有兄弟党集体参加,只有在应有的程度上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切队伍的全面经验,才能顺利地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然后,来信开始谈到涉及中苏两党分歧的实质性问题:“在这封信中,我们也愿意谈谈若干原则性的问题”。苏共中央来信对这些“原则性问题”的阐述,实际上反映了苏共中央对一份新的国际共运纲领性文件的设想。


      苏共中央来信认为,由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国际共运的共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声明通过以后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不但没有动摇它的任何一个基本结论,相反完全证实了在总结现代经验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正确性。”

      然后,来信说明了在苏共看来当前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苏共的出发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这段话,基本上照抄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内容。

      来信指出,这个新的历史时代 “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

    来信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壮大,“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强大堡垒”。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进一步加深”。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帝国主义阵营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掠夺和侵略了:“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及其经济和军事威力的加强,帝国主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明显地缩小”。

      来信据此得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当时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人民群众为了推翻法西斯和其他暴虐制度的斗争,反对民族压迫的一般民主运动,这一切在当代正在汇合成一股冲击和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革命的洪流。”


      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观点出发,苏共中央来信进一步阐述了苏共的“和平共处”纲领。

      来信指出,“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掠夺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掠夺本性,不能放弃用战争来解决国际舞台上的矛盾的企图。”

      帝国主义的这种企图是必然要失败的:“只要裁军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在其武装力量方面一直保持对帝国主义者的优势。我们将要迫使帝国主义者记住,如果他们发动战争,要用武力去解决人类沿着什么道路 —— 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将最终地被粉碎。”

      来信同时也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严肃对待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危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新的条件制定自己的方针时,也不能不十分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 进行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这种质变是同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热核武器的出现和积累相关联的。”

      为了避免热核战争毁灭人类,“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战士的义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有利的可能性,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

      防止热核战争或新的世界大战,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 ——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来信指出,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不企图发动世界战争。共产党人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也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狂热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侵略者在目前条件下的处境,根本不同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尤其是不同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从前,战争的结局一般都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胜了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战败国继续生存下去,过一个时期又恢复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甚至能够再一次发动侵略,德国的例子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热核战争不会给任何侵略者提供这种前景,帝国主义者是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的。”在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不能去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而不考虑这会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应当说,苏共关于核战争的毁灭性危险客观上有利于防止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设想,是基本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和世界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根据上述分析,来信认为:“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力量越来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越来越超过战争力量,这正导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来信直接引用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关于“和平共处”的论述:“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段话的分量在于,不仅指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列宁最早提出的,而且指出有中共签字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都承认了这项原则,而且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明确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并不意味着不准备战争:“苏联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进自己的国防,增强军事威力,使武装力量经常处于准备状态。但是,过去和将来我们利用我国越来越增强的威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威胁任何人,不是为了燃起战争的狂热,而是为了巩固和平,为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并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采取调和的态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预计到两个社会体系之间进行毫不松懈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斗争;预计到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当人民认为它是必要的时候;预计到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不断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也不意味着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为防止世界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相反,它把极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来信指出,从根本上来说,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对帝国主义阵营不利:“社会主义各国,利用和平共处的形势,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我们的敌人了解,他们在同我们的竞赛中,是难望获胜的。他们无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对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的吸引作用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社会主义激发起了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经济方面,苏联已经超过了欧洲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居了世界第二位,而在不久的将来将占居世界第一位。”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竞赛中必然超过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简单化的甚至是错误的。由于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规律的限制,特别是受到核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剥削的限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处于外围、半外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在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竞赛中占据上风。未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也不是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而是体现在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劳动时间以及实现世界范围的生态可持续性。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际共运普遍接受的观点。


      来信接下来阐述了苏共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策略的观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是相互援助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 —— 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

      来信指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夺取政权”、“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共产党在制定斗争策略时,应当考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然而,“每一个国家制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是各该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内部事情。” “任何别的兄弟党,无论其人数多少,经验与威信如何,都不能规定其他国家革命斗争的策略、形式和方法。”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含蓄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武装斗争经验以及自己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解强行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按照中共所认为“正确”的方式革命。

      来信指出,胜利的革命必须正确处理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互之间的关系,既要反对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的右倾保守,也要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牺牲的左倾冒险:“革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准确地分析具体形势,正确地估计力量对比,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能制止革命群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热潮。如果去制止,就等于死亡。但是,不能人为地去推动革命,如果条件还没有成熟的话。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导说:没有成熟的起义注定要失败。共产党人号召劳动人民高举红旗,是为了在争取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即便是英雄地死去。革命战斗中所必需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 这一段话,堪称精彩,即使对今天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仍然有教育和借鉴的意义。

      来信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来信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使政权集中在一小撮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手里。”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争取和平和民主的各种运动可以结成“统一的反对垄断组织的洪流”。

      来信进一步阐述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来信批判了那种“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认为如果那样做,“不仅不能赢得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而且会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疏远。在存在着具有可怕的毁灭性后果的进行战争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这类号召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关于是通过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问题,来信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应当“争取”以和平方法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 ——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但是,来信也指出:“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来信关于用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表述,与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表述是完全一致的。

      来信强调,无论用什么方式夺取政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 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


      来信继续阐述苏共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我们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的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破坏着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

      来信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最后阶段;在已经获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是团结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爱国力量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

      新独立国家是在“两种世界社会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发展的,其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受到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

      来信认为,在新独立国家,占首要地位的斗争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彻底的民族复兴、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来信认为,“不发达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是打击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最有效的办法,能给国际无产阶级以最大的帮助:“不发达国家取得完全独立,就会使帝国主义受到新的严重的削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粉碎当前的掠夺式的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的整个体系,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世界农村’进行经济剥削的基础。不发达国家的、依靠社会主义体系有效援助的、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发展,将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沉重打击。”

      来信认为,“在争取和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全力团结所有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力量。”在团结所有反帝力量的同时,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做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由于力图巩固自己在取得独立以后的统治地位,会在一定时期内建立反动的政权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但是,因为这种政权阻碍进步,阻碍解决迫切的民族任务 —— 首先是阻碍取得经济独立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它是长久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尽管受到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政权将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所扫除。”

      来信指出,“苏共把同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人民以及同半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我们党认为,帮助所有沿着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的人民,帮助所有为完全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当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的时候,苏联人民向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当也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奴隶制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向他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西伊里安、反对依靠美帝国主义者的荷兰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给予了全面的援助。”

      来信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国人民,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三大革命力量;三大革命力量相互联系、统一行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来信认为,“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就是说,在苏共中央看来,由1957年《莫斯科宣言》、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苏共认为,彻底地和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是自己的义务。... 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


      苏共中央来信在阐述了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观点以后,进一步说明了苏共对促进国际共运团结问题的看法。

      关于国际共运中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来信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完全的平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党的为首地位或者任何一种领导权的表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除了坏处以外,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它的胜利和挫折都负有责任,它们都应该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段话的潜台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这不仅适用于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要一方面打着“以苏联为首”的旗号,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苏共或其他兄弟党对中共提出批评。

      来信继续说:“我们愿意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平等不仅在于有参加集体制订共同路线的同等权利,而且也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对整个大家庭的命运担负同等责任。”就是说,既然中共参与制定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那么就有遵守《宣言》和《声明》的义务,也有维护整个国际共运共同利益的责任。

      关于不同的兄弟党之间、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来信认为,应当“从原则性的立场出发,在使我们的共同事业付出最少的代价的条件下,解决已产生的分歧。” “共产党人有责任培养人民不仅爱自己的国家,而且爱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爱一切人民,有责任教育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对全世界劳动者所负的兄弟义务。不这样做,就是不履行共产党人的首要训条,这个训条要求团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要求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我们的团结。”

      来信不点名地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在参与亚非国家反帝工作时排斥苏联和东欧兄弟党的做法:“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作为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煽起各社会主义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纠纷的源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斗号召,意味着这种联合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团结,而不是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仅仅根据属于这个洲或那个洲—— 无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欧洲的原则,来团结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这会给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带来损害。这将不是联合,而事实上是拆散反帝统一战线的力量。”

      1964年2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经透露:“中共领导不仅进行诽谤。他们在国家方面以及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里采取的行动,都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加强反帝力量的团结上面,而是集中在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上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就是这样搞的。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同我们的代表们交谈时说:‘东欧国家不应该干涉亚洲和非洲的事务 ... 我们遗憾的是你们终于来到这里了,这里要你们来干吗,这是对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的侮辱 ...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们将反对你们。’ 中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向亚非国家代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俄罗斯、捷克人、波兰人是白种人,因而‘不能指望他们’,他们‘总是同美国人 —— 白种人勾结’,亚非人民有特殊的利益,应该建立自己独特的联合组织。”(这里说的“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即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的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坦噶尼喀后来与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关于苏方指责中共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犯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错误的问题,目前仅有苏方资料,是否可信,请网友自行鉴别。)


      苏共中央来信表示,苏共将继续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来信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可以成为主要危险,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不小于修正主义”。

      来信列举了苏中两党会谈应当讨论的五个最迫切的问题: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斗争,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

      来信解释了苏共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然后,来信重复了苏共中央2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呼吁:“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时刻。今后我们是在同一行列中一起前进,还是让自己卷入对两国工人阶级和我们人民、对所有劳动者都有害的斗争 —— 这种斗争只能导致彼此疏远,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

      来信指出:“苏共和中共作为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损失会少一些,但是对其他兄弟党,特别是对在复杂情况下工作的兄弟党来说,将会造成很大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困难。” 这里所说的“在复杂情况下工作的兄弟党”,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来信向中共提出严肃的问题:“一切都取决于在这种严重而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行事。是走上进一步论战的道路,受激动情绪的摆布,把争论变为互骂和对兄弟党的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抑或是意识到自己对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所负的崇高责任,把事态的发展引向另一个轨道,即有勇气超乎那些今天使我们分离的东西之上,停止非同志式的论战,并集中努力来寻求巩固苏中战斗合作、巩固所有兄弟党的友谊的途径。”

      来信呼吁中共,“使陷于新的一轮争论的危险过程停止下来”,不要“叫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无论什么样的分歧,无论对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的行为怎样不满,都不能为采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斗争手段作辩护。”

      “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


      苏共中央于1963年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为了挽救国际共运团结而做出的重大努力。

      这封来信阐述了苏共中央在当时对世界主要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运团结问题的主要看法。实事求是地说,苏共中央在这封来信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超越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有关问题的论述,符合当时公认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中共后来指责苏共违反了《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是不公正的。

      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尽管这封来信中的有些观点已经过时或者错误(比如指望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和平竞赛”在经济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来信中的大部分观点还是经得住时间考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在这封来信中,苏共中央表达了真诚的与中共恢复团结的愿望,言辞恳切,态度真挚;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篇来信,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和理论水平。

      苏共中央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的方案,那就是:基本承认中共自己签过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或一些问题的具体表述上,可以参考中共意见进行修改。希望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其主要方面,能够与国际共运总路线保持一致;即使不能,也不要再搞公开论战,不要公开抨击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以及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和平过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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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公平 2024-3-4 08:56
俞聂 发表于 2024-3-1 13:54
至于国际上的中苏、中美关系,是不是跟列宁之后一代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关

列宁之后的一代人都同意 ...

还是陷入了军事决定论。

应该说今天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归马克思,回归到《资本论》、回归到资本的起源是商品交换,正是在商品交换关系当中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俞聂 2024-3-1 13:58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4-3-1 13:59 编辑
君行早 发表于 2024-3-1 13:34
这么考虑的话,是不是当时不应该过度进行什么“整风”“反右运动,因为阶级力量对比决定了这只能是清除异 ...

我觉得这就是历史局限性了,当事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俞聂 2024-3-1 13:54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4-3-1 13:55 编辑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1 00:06
确实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不过,两个方面之间、对内对外之间,到底如何相互联系,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出于现 ...

至于国际上的中苏、中美关系,是不是跟列宁之后一代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关

列宁之后的一代人都同意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剥削和压迫全世界。但是对于具体怎么剥削和怎么压迫,恐怕和世界体系论、不平等交换论的认识不同。

对于独立建国的苏联和中国,都不会认为自己在经济上还受帝国主义的支配。那么就像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不打仗是不行的”,他们就主要从军事扩张、侵略上去认识帝国主义。

美国是帝国主义,苏修是社会帝国主义,两个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统治,两个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坏的敌人那么自然就有必要“利用美、苏矛盾”([url=https://www.jingjidaokan.com/icms/null/null/nsHQ6LGY6LGM6MmM5Y2QyOTA2ODc1MWQ5OTAxNmE0NDA1YjA4MzM3NjAscDosYTosbTo=/show.vsml]https://www.jingjidaokan.com/icm ... sYTosbTo=/show.vsml[/url])。

君行早 2024-3-1 13:34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1 00:06
确实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不过,两个方面之间、对内对外之间,到底如何相互联系,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出于现 ...

这么考虑的话,是不是当时不应该过度进行什么“整风”“反右运动,因为阶级力量对比决定了这只能是清除异己而非群众运动;而是应该团结国内力量从而全力进行世界革命?
李方舟 2024-3-1 13:20
俞聂 发表于 2024-3-1 13:07
我主观情感上倾向于从“思想理论”上来解释。至于客观情况,没有仔细研究,不好下判断。

毛主席既是官僚 ...

新共产党从大体上是肯定前共产党的,但是也不讳言前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有历史局限性。由于新共产党不是前共产党的简单复刻,也不是前共产党的继承者,而是新政党的建立者,因此不能说组成新共产党的当代马列毛左翼持有“亲共”立场。既然现在台上的家伙已经不是共产党,历史共产党又遭到灭顶之灾,那么当代马列毛左翼实际上处于一个“无党可亲”的状态。他们没有背靠的政治势力,而只有先贤传下来的“道”,并把这个“道”用来分析当下的客观世界。看起来我们是无所依靠的,但建立于道义的理论,比团结于领袖的理论,更有生命力。一旦意识到毛泽东也有历史局限性,那么对历史社会主义实践的态度将会更加客观,对历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会得到进化,从而臻于完善。
俞聂 2024-3-1 13:07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1 00:06
确实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不过,两个方面之间、对内对外之间,到底如何相互联系,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出于现 ...

我主观情感上倾向于从“思想理论”上来解释。至于客观情况,没有仔细研究,不好下判断。

毛主席既是官僚集团的总代表,又是马列主义革命者。戚本禹、周鲸文等不同立场的当事人都追述过,建国后不久中共高级干部(官僚特权集团)就开始腐化。面对堕落腐化的昔日革命战友,毛主席从情感上不愿意相信他们完全变了质(成为事实上的剥削阶级)。所以,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干部们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真懂马列的不多”。既然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坏影响,那么想办法把这种思想毒素清除出去,应该就能够挽救整个先锋队。于是乎,毛主席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搞群众运动,希望发动群众来帮助中共整党整风,而且还经常注意出版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印大字本和多卷本),让干部们抽时间阅读学习。

但是,帮助中共整党的群众运动,最后都演变成了中共本身的“运动群众”。从1962年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开始,向上(斗争新统治阶级)还是向下(斗争旧统治阶级)的拉锯逐渐升温。如果说毛主席之前将破坏大跃进归结于干部好心办坏事的官僚主义作风,那么至少在1964年,毛主席就认为以前的革命干部中间确实存在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在中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在苏共是“特权阶层”,他们都被认为是与劳动群众利益相对立、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分子”。

共产党的队伍里为什么会存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革命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没有认真受过社会主义教育,因而被社会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思想的“习惯势力”腐蚀。二是旧的统治阶级混进了革命队伍。

今天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共产党队伍尽管领导劳动人民斗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这支民族国家里的队伍在与劳动人民妥协的基础上,仍然垄断着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力量,成为事实上的“特权阶层”。毛主席和继续革命派对“特权阶层”产生原因的认识,确实是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也就是归根到底不是从经济基础,而是从思想意识上来解释历史发展。


远航同志说毛主席“舍不得”邓小平,是事实。我想他对刘、邓分开看,就是从上面这种历史唯心主义出发的。恐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当然这种定性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从1921年起就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邓小平为什么始终是“人民内部矛盾”?恐怕是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就是“毛派的头子”。

xin 2024-3-1 10:10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1 00:06
确实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不过,两个方面之间、对内对外之间,到底如何相互联系,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出于现 ...

到头来,还是在自己反复强调的作风问题上跌进悬崖。
guisun 2024-3-1 09:31
我以前也想过主席与苏联决裂造成外部环境恶化是不妥的,还有高岗和彭德怀的死都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远航一号 2024-3-1 00:06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4-3-1 00:31 编辑
俞聂 发表于 2024-2-29 17:12
毛主席为什么会领导中共走上与苏共决裂的道路?是不是能够把苏共换成中共内部的官僚特权集团来考虑呢

毛主 ...

确实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不过,两个方面之间、对内对外之间,到底如何相互联系,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出于现实斗争需要,还有待研究

从国内来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文革决定,但刘还是副主席,邓小平在整个文革期间自始至终是人民内部矛盾。说毛主席一直舍不得邓小平,也不过分!

刘后来成为敌我矛盾,也不是因为修正主义问题,是因为后来周领导的专案组将刘的问题定为“叛徒”

国际上,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能团结,硬把“苏修”排除在反美统一战线之外,说不通。如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真的是中共对外的真实目标,中共只需要批判“苏修”反美不坚决,与“苏修”争夺反美统一战线领导权就可以了,如抗战期间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那样。“苏修”对中共,还能比抗战期间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坏吗?

而且中共自己后来在国际共运中“团结”的都是些什么力量?

勉强要解释,那就是继续革命派错误地认为,全面世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要进行世界范围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而且要进行世界范围打倒一切修正主义的“继续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属于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shan33 2024-2-29 23:53
主席说话真是生动自然,浑然天成!!!
俞聂 2024-2-29 17:12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4-2-29 17:19 编辑

毛主席为什么会领导中共走上与苏共决裂的道路?是不是能够把苏共换成中共内部的官僚特权集团来考虑呢

毛主席称赫鲁晓夫为修正主义,后来称刘少奇为修正主义。毛主席和继续革命派一直到65年才下决心跟中共内部的官僚特权集团公开分裂、决战。在此之前,毛主席都是抱着以斗争求团结的态度推进整党整风运动。
结合远航一号和井冈山卫士之前的梳理,中苏决裂的过程其实大致可以对应继续革命派与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保卫战):

(一)继续革命派跟中共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

1、五十年代末,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提出和执行【反官僚主义】

2、六十年代初,重提“阶级斗争”,开展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防止修正主义】

3、1966年,继续革命派对党政官僚集团发起决战,67年下半年失败【“修正主义者”刘少奇下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1968年起,继续革命派开始总退却

5、1972年起,官僚特权集团全面复出,毛主席尝试保留革命理论火种

(二)继续革命派领导的中共跟苏共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

1、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中苏从分歧走向公开论战【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2、1966年起,中共将苏联排斥在反美统一战线之外

3、1968年起,中共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将中苏矛盾变为敌我矛盾

4、1969年起,中共逐步转向联美抗苏

5、1973年起,中共正式放弃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决定,将“苏修”作为主要敌人,重新加入西方资本主义国际分工



俞聂 2024-2-29 16:02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4-2-29 22:12 编辑

下面补充一些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致信后的情况:

4月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毛泽东说:来信太长,我还没有看完,想、先昕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谈了意见后,毛泽东说:

既然大家有这个印象,就是赫鲁晓夫集团要把他们的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那末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我赞成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对案,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立即开始对苏共中央复信的起草工作。


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4月8日,毛主席乘专列到达天津,在专列上昕取了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
当汇报到天津"五反"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反浪费是很要紧的,这个问题很大,抓住这个问题后很多问题就抓起来了。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

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

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

当汇报到在"四清"中教育干部时,毛泽东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比如过去我们就教育干部如何搞土改,如何搞合作化,现在合作化这么多年了,不搞"四清"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中央有同志跟我讲,"五反"得五年搞一次。现在十年没有搞了,今年准备搞一年嘛。对百分之几的那些人,我们就是依靠群众继续管住他,还不是劳改嘛,不是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曾依靠杀人,但是未能解决问题。

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


4月9日,毛主席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山东工作。

汇报到农村干部和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

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给白如冰,说这个报告很好,请山东很好地研究一下。

在保定地委的报告谈到干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一一中央注”


4月14日,毛主席阅读了张闻天的来信:

张闻天认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绝不是为了认真谈判,谋求真正团结,而是为了制造有利条件,继续同我们作斗争。他建议中央写一复信,重申双方争论不是为一些具体措施,而是有关战略策略的原则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地公开地宣传我方观点,批评对方观点。毛泽东批示"送小平、康生、伯达、彭真、总理阅,尚昆存。"



4月25日,毛主席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毛泽东提到东北宋任穷和河南省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河北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河北邢台地委关于如何组织贫下中农的报告,指出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的注意。

当天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的过程中,毛泽东说:

如果说我们有些成绩,那是人民的。我们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的,要向人民学习。人民向我们提供意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见办事。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我们纠正了错误,就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

他还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经济情况比过去好,政治情况也好些。我们搞"五反"刚刚开始,"五反"是一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我们过去搞过"三反"、"五反",已经有十来年没有搞了,这是一条教训"。搞"五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教育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

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助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际主义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口号。不能说我控制你,你受控制,就是国际主义。如果这是国际主义,美国也有国际主义了。


5月4日,毛主席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中,说: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出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



5月9日,对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四月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将标题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写一个长批语。批语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5月22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征求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答复苏共中央的信,还没有定稿。当威尔科克斯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对方很难回答时,毛泽东说:不征求其他党的同志们的意见,这样的文件拿出去我们自己也不放心。多几个从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看一看更好,这个文件要使全世界的左派高兴,要使大多数中间派看得进去,并且使他们提高一步,要使右派像你讲的很难回答。对这个文件第一部分总路线,我不很满意。那一段的文字太长,有些重复,不够概括。所以,还要十天半月才能写成。七月五日要开会,我们准备在六月中发表,不搞突然袭击。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

在谈到核武器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想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中国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看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去。


5月29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金日成一行,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说:


这封信我们内部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但在北京和杭州几次交换了意见,杭州是我参加的。现在同志们来,请提提意见,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要小改,如果不行也可以重新写,主要是怕犯错误,请你们来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复信同全世界的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请你们多提修改意见,不论是在基本实质方面,或者哪一个观点、词句、文字方面都可以提。这个复信,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我看过好几次。我们征求意见,目的是要把问题搞得正确一点,怕犯错误,但只要正确就不怕了,孤立也不要紧,因为正确。如果错了那就可怕。


5月30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金日成一行。

金日成说:文件我看了好几次,很好。这个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毛泽东说:

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经过一段说明,使他们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才行。毛泽东还说: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末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6月3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等再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有三怕,怕帝国主义,怕群众,怕"教条主义"。我们是少数,但是一攻他就得让步。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举了手发现不对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妈妈给儿子做了一套三十岁穿的衣服,太大了,二十五岁以前都不能穿。又说: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的?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大跃进的"大"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乱,原来在莫斯科只提跃进。


6月4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


在谈到中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杜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们的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能改的。当得知越南同法国、日本做生意时,毛泽东说:同这些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守信用。


6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在复信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在复信的五月十九日稿上讲到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加写了一段话: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眼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始,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在复信的六月五日稿上,为复信拟了标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面交苏共中央负责人。十七日,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俞聂 2024-2-29 16:00
本帖最后由 俞聂 于 2024-2-29 16:01 编辑

补充一些2月23日毛主席会见契尔沃年科之后的情况:

2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
告。报告包含三个问题:(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二)争论的性质和问题,(三)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下面是毛主席在刘少奇报告时的插话:

当刘少奇讲到这次斗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时,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对修正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了一气之后,写信来又要开会。

当刘少奇讲到不是以让步求团结时,毛泽东说:但是某些让步恐怕还是要作,比如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那个时候我们所作的让步。

当刘少奇讲到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元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对左派或者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立场的人才是可能的时,毛泽东说: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否认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三无世界,首先是无阶级,"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军队。

刘少奇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同赫鲁晓夫立即分裂,认为分裂有利,并且举列宁的例子,说列宁是坚决要求跟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和决裂的。毛泽东说:那是后头,开头不是,经过很长一个时间。

当刘少奇讲到如果赫鲁晓夫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我看也没有什么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办法呀?我看中苏长期分裂不可能,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当刘少奇讲到我们不怕分裂时,毛泽东说:我们讲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准备写五六个小册子系统阐述我们的观点时,毛泽东说:都可以出。哲学问题需要写本小册子,经济学也需要写,但是经济学比较难一点,我们经验不够。

当刘少奇讲到我们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国家和军事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当刘少奇讲到就是有可能,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时,毛泽东说:根据十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来看,也有可能使我们大多数干部了解,使他们跟群众结合,首先是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就有可能团结上中农,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当刘少奇讲到今后我们大概五年要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整党,例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五反"一样时,毛泽东说:五年搞一次,太长了不好。

2月26日,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


毛泽东说:各省农村工作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讲就要备课,对自己也是提高,要提问题讨论,要解答。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第一步找贫下中农开会,然后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我们现在究竟怀的是什么孕?


当有同志提出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党的建设时,毛泽东说:要重新整党。有的党员开会不到,什么作用不起,意志衰退,他起不了模范作用那就请他不要做党员了。要加强党的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整党建党要抓,要当作大事情搞。

2月2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他说: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让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串连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各大区的党委、省委、地委、县委要注意去争取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就是贫下中农。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没有教材,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要多少时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则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牛鬼蛇神打下去。


又说:


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即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开展"五反"运动


3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阿马索纳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时说:欢迎你们。你们是马列主义的党,是决心搞革命的。现在有好些党,号称共产党,但决心不搞革命。
李方舟 2024-2-29 13:51
本帖最后由 李方舟 于 2024-2-29 15:50 编辑

其实,不解决脑体分工的话,一切历史社会主义政权都会变修。毛主席希望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永葆纯洁是好意,但客观情况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变。历史社会主义,的的确确因为其先天缺陷,而必然逐渐失去其纯洁性,从而遭到失败命运。要在失败的废墟上开出新的社会主义花朵,只能让客观看待历史共产党的新共产党人来做。新共产党不能简单复刻历史共产党,必须解决那时想不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船已经往前开很久了,跳到水里不可能找到那把遗失于1976年9月9日的宝剑,更不用说那把宝剑也有砍不动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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