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王社长按：这是我三年前评方方们的文章。那时，我就预言此妪必将在国际市场上得奖。今天果然了。其实，只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论在中国正行，国际文化市场还必将为中国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方方、莫言，张艺谋们来。所以，川总统想让中国与国际市场脱钩，真蠢了。 2020/5/23 =============== 国际市场生产了现在中国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老王社长 近日，读了郭松民等先生几篇评论老地主家族女儿，“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反攻倒算翻土改的案，“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长篇小说”《软埋》。很好。里面一句评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他说：“这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之前，经常在报纸的社论中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反攻倒算，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郭先生跟着说：“当时觉得这句话甚为荒谬，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现在想来，却是至理名言” 错了。郭先生呀，那时的前地主，特别是他们的后代，岂止是“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他（她）们个个，那简直是求进步的很，要革命的很的呀！文革那时有个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愤怒的很，绝不愿跟随反动老子作“混蛋”。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方方女士，那时的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一定是跳起来反对“血统论”，支持遇罗克，宣称“家庭出身不由己，革命道路可选择”的，发誓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发誓“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再不信，你请那方方（还有海内外的胡平们）把她当年的作文和文章拿出来看看，那一定都是写得红通通的，绝不会有“人还在，心不死”一说。当然，今天有人为自己洗白说，他们当年都是说的违心话，是要“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不要信这些鬼话。可能有极少几个人，绝大多数，都是真心要以后来果然作了“革命接班人”的胡锦涛、温家宝们作他们前途的榜样的：入团、入党、提干、上升（至于温家宝们今天心里有无重燃为其汉奸家族翻案之方方心？只有鬼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今天出身“地主后代”的方方们，或未必出身地主后代，甚或可能出身“革命”家庭的张艺谋、莫言、茅于轼、王长江、陈有西们这些影视家、作家，经济家、哲学家、法律家们，都不再红了，都要骂红仇红，纷纷要用他们的作品反共，声讨控诉共产党的革命罪恶，为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所打倒、推翻和剥夺的一切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官僚反动势力“鸣冤叫屈，哀哀哭坟”，反攻倒算了呢？真的是方方、莫言们从来都“心不死，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么？老王觉得不是。那时的老地主们，大多心是真死了的（据说，特别是抗美援朝胜利，原子弹爆炸后），而地主们的后代，若方方们，五星红旗下的老地主的孩子，则更早已全无此心，一心想“革命”，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了。如此，咋今天早死了的心又活过来了呢？怎么变的？是社会变了。一种社会可以把鬼变成人，又一种社会则可把人再变成鬼。“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共产党邓后近四十年玩“改开”，新兴大地主大资本家遍放眼皆是，且多为先富的“革命后代”，他们为证明自己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就必得质疑乃至否定其父祖辈的革命价值。所谓“挖祖坟”。但这一来，老地主老资本家的后代们不服气了，他们“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心，便随其血缘基因的激活，而燃烧起来。他们想，和说：“既然你们也知道了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合理的，为什么不反省你们共产党父祖辈的革命？为什么要抢掠我们的父祖，剥夺我们的父祖，杀戮我们的父祖？为什么不清算归还我们父祖的土地财产？你们的父祖是共匪，你们今天也是共匪。你们总有被推翻送上绞架的一天！”胡平们早写了这一类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反血统论，曾立志“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遇罗克”、“方方”们今天变回去，要反共了，要“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了的社会风向大背景了。不是昨天“心不死”，而是死了的心今天活了。 但，这还只是四十年“改开”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总趋势。它背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直接利益推动 ----国际市场。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市场化”。它是一种“普照的光”（马克思），它将一切人们无论是物质或精神产品生产者创制的一切，都商品化了,都须投入市场去实现它们的价值和获取利润。出口国际市场，已是今日中国一切产品制作的潮流和大方向。最丰厚的利润，必须在国际市场获得。而要在国际市场卖得好，叫得响，吃得开，获大奖，就必须一切迎合国际市场顾客的需求嗜好，就必须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利益为旨归，顺应他们的价值观去构思、设计、生产和改进自己的产品，博得他们的青睐。国际精神文化市场今日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嗜好，是贬华和反共，于是，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制作商也便极力去迎合生产出贬华和黑共反共的精神文化作品以供出口，赚取利润。当我们看到中国出口国际市场的衣帽鞋袜、玩具百货都在按照这条路线走时，我们难道可以对中国的影视家、作家，经济家、哲学家、法律家们，他们在制作自己的精神产品时，同样想着出口，同样必得挖空心思去一切迎合国际市场顾客的需求嗜好，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利益为旨归，顺应他们的价值观去构思、设计、生产和改进自己的产品，而感到惊讶和不解吗？ 国际市场喜爱看到“丑陋的中国人”的影视，张艺谋们便拍出这样的影视，取悦洋人，争个好莱坞大奖，一登龙门票价十倍；国际市场喜爱看到愚昧肉欲的中国人小说，莫言们便去写出这样的小说，果然得了诺奖，为中国作家树了个迎合西方市场需要的榜样；国际市场喜爱读到推崇西方法学思想的中国法律著作，陈有西、贺卫方们便去写这类的著作，，可以吃得开到西方各大学“讲学”，出口镀金再转内销，国内获得粉丝；国际市场喜爱读到有利配合西方经济金融呼风唤雨的中国经济学著作，“茅于轼”们便接过他们预付款去搞“很有背景”的“研究所”，组织这类的著作，好忽悠中国高层推中国堕入殖民地经济圈套；再后，国际市场顾客和社会环境喜爱反共，杨继绳、方方们自然就赶紧迎合构思再加百倍的谣言，写出控诉共产党革命残忍、血腥和“反人类”，杀死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著作小说来。鬼哭神嚎，伤心惨目。杨已经得奖领奖了，方也一定很快可以得西方的什么奖的了。 （王注：哈，今天果然。老王说中！） 莫言、张艺谋、陈有西、贺卫方、茅于轼、杨继绳、方方们的作品，也常会与中国残存的革命价值观和老百姓的喜恶爱好相冲突，他们就标榜说，他们是在追求“思想和创作的自由”。国际市场给奖也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样说。骗人了。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到国际市场赚钱的自由罢了。他们都未必是“人还在，心不死”反共的，而是国际市场对其产品的要求指引了他们去反共的。也可以说，国际市场生产了现在中国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郭松民文还提起人们注意一个现象，这些所谓反体制“精英”多是体制内人，各类官员。那方方便是湖北的什么“主席”。他们诅咒体制罪恶，却不肯“耻食周粟”上首阳山去，偏要端坐在“周朝”“赵家”罪恶的树上，“法相尊严”，食丰厚的罪恶之粟，却又一边锯树。郭松民奇怪问：你们就不怕那树倒下来，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你们一起完蛋？树倒了，你们还能靠反共作品吃饭？那方方还能去青楼卖笑？ 其实，郭先生不知道，他们是很懂的。他们很明白他们的反共作品之所以能在西方市场叫好卖钱，恰是因为共产党体制在中国的存在。且他（她）们还必须是共产党体制内的官。他们的官越大他们的卖价才能越高，他们的反共作品才能越畅销赚钱。所以他们在叫卖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标上他们体制内的官衔不可，哪怕瞎吹。什么：“毛泽东的前秘书”呀，“毛泽东的前医生”呀，共产党哪个总书记的前秘书呀，共产党什么委的前“委员”，中央党校的什么“主任”，共产党什么协会的“主席”，共产党什么研究所的“所长”，共产党什么杂志的“主编”，如此等等。共产党体制内官阶越高，反共才越能被赞“难得开明”，海外市场才越值钱。为何中央党校的反共教授官员比一般学校要出的更多更积极？因为它是共产党培养高层党干的最高学府呀，卖点好啊，奥秘就在这里了！所以，他们虽然锯树，但他们还是不会希望这书很快倒掉的，倒掉了，他们什么价值都顷刻没有了呀，什么影视什么书都卖不动了呀，这怎么行？他们还是要坐在树上慢慢锯，“东食西宿”，里外捞钱。直到他们觉得钱赚够了，或自家死了，这树才倒吧，“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2017年3月8日 微信：laowang7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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