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和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之路

社会主义者应当揭穿资本主义偏见来挑战国家概念，借助这种形式来与之斗争

Rob Rooke所作（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支部）

我们正亲身经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阶段：尽管特朗普的任期助长了右翼的气焰，但我们也目睹了罢工运动的回潮，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为首的新左翼崛起，亚历山卓雅·欧卡西欧-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惊艳表现使她得以成为美国政坛内的新星，甚至现在桑德斯（Bernie Sanders）当选总统也并绝非并无可能。埃里克·布兰克(Eric Blanc)近期在《雅各宾（Jacobin）》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考茨基为什么是对的》（4/2/19）明显旨在帮助新一代社运分子解决如此问题：社会主义者的选举胜利是怎样对制度性变革乃至终结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的。该文章主张建立超越候选人的选举运动，以及组织运动重要性，文中还提出有必要在DSA内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这些观点都极具积极意义。

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近来的执政经验和英国科尔宾（Corbyn）执政的可能性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左翼政党在议会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对社运分子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替代欢迎这种讨论。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几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这个进程起始于1917年，工人阶级在俄罗斯掌权。尽管苏联后来在政治上堕落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危机仍然不断将劳动人民推向革命。今天，对于那些为民主、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的人而言，熟悉这些革命进程至关重要，因为其能帮助我们了解工人阶级是如何根据自身的胜利和失败来检验自己的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潮流和政党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布兰克正确地批判了那些极左的组织，他们“原则性地”反对参与议会并且把革命斗争的一切策略缩减到只剩下如何“夺权”的问题。然而，通过把列宁与考茨基、俄罗斯革命与芬兰革命作对比，布兰克要求读者在两个错误的极端概念中做出选择。由于缺少了每场革命最重要的教训，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而这会误导年轻的社会主义者。

考茨基现在还有价值吗？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是19世纪末德国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一位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当时，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渐进的立法改革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首次被工会领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一派提出。考茨基起先反对这种改良主义，他是基于马克思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当时工人阶级曾掌权了三个月。考茨基和列宁都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旧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能被逐步地夺取，而是需要被全面摧毁并且以民主的工人国家取而代之。

正如布兰克自己指出的那样，考茨基最终也被改良主义所蛊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考茨基与SPD的领导层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支持德国统治阶级的战争动员。这个历史性的背叛被欧洲几乎所有群众党和工人党的领袖一再重复，它导致了1600万劳动人民的牺牲。战争过后，革命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

芬兰的议会和政党

布兰克文章的核心观念是，俄国革命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无足轻重，并且我们可以在芬兰1917-1918年的革命中找到考茨基所设想的新模式：“议会式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些革命爆发之时，芬兰与俄罗斯都被沙皇铁腕统治，选举自由受到限制。俄罗斯的政体不仅有利于大地主与新兴资产阶级，还阻止了工人与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有任何政治权力。沙皇所创造的杜马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它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而且随时可以被沙皇解散。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民主议会是沙皇反对派的重要诉求之一。尽管如此，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仍然参加了绝大多数选举，并且恩能够当选杜马代表。据阿列克谢·巴达耶夫（Aleksei Badayev）所著的《沙俄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in the Tsarist Duma）》一书中的资料显示，在1912年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赢得了一百万产业工人中88%的支持。

在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1905年的革命后，沙皇于1907年让步容许当地设立一个有限度的议会。1908至1916年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凭借第二次“俄罗斯化”期间组建的俄罗斯帝国军军官政府，几乎完全剥夺了芬兰议会的权力。几乎每年都会解散并重选议会。当芬兰社会民主党(SDP)在1916年大选中赢得了多数时，沙皇又一次关闭了议会。因此芬兰未曾经历过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同于考茨基所在的德国或是芬兰的邻国瑞典那样。在那些地方改良主义的思想更为强势，愈来愈受工会官员和议会代表所把持的社会主义党派也越发官僚化。

布兰克把芬兰社民党的选举胜利归因于“阶级意识的耐心组织和教育”。这虽然是对的，但他忽视了诸多事件——尤其是战争——所带来意识上的戏剧性变化。芬兰未曾经历过稳定的、全面的经济增长，在很多方面这与俄国的经验更加相似。俄罗斯与芬兰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断进行对话，布尔什维克对民族压迫问题的正确举措与对芬兰自决权的支持加深了这种联系。在1917年6月的芬兰社民党代表大会上，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关于社会革命和芬兰独立权的呼吁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布尔什维克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这一点可以从他们领导层中的许多犹太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得以反映。

那种认为芬兰社会主义者“受到奥托·库西宁（Otto Kuussinen）为首的一批年轻『考茨基主义者』所指导”的观点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概述。库西宁在1918年5月芬兰白军胜利后逃离芬兰，于年底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在流亡中成立芬兰共产党。不幸的是，他后来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考茨基的著作确实被芬兰社会主义者广泛阅读，但这只持续到1917年为止，俄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给予他们更有用的理论思想。

芬兰革命是如何开展的

芬兰革命在社民党1917年的选举失败后爆发了。随着罢工和示威的升级，国内的氛围越来越紧张，芬兰的资产阶级组建了武装志愿军对抗社会主义者，准备把社会主义运动和一个布尔什维克芬兰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中。

社民党的领导、工联（工会联盟）、赤卫队（工人的武装自卫军）组成起新的组织：革命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发起了一次大罢工，以展示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总罢工瘫痪了整个芬兰，工人蓄势待发准备夺取政权。然而此时工人领袖在未来的道路上发生了分裂，总罢工被取消了。这个关键的错误给了统治阶级重新动员的机会。

受德国支持的芬兰资产阶级随后发起了一场内战，20000人因此丧生，布兰克根本没提到这些。在那些老板们胜利之后，超过10000名抗争者被处决，芬兰人口的大约5%被送进了政治集中营。如果你把芬兰革命视为理想中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可不是一个你可以忽视的次要记录。这次可怕的失败把芬兰变成了21支帝国主义军队入侵新生苏联的跳板，其中包括了美军在内，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1921年布尔什维克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当中的巨大代价就是牺牲了他们所试图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为什么俄罗斯革命仍然重要

资本主义雇佣了一大批御用文人，他们编造出海量的著作来歪曲和诋毁布尔什维克革命。学生们被灌输1917年蓬勃发展中的真正人民革命，被一个叫做“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团伙所领导的叛乱所骑劫，并由此建立起了独裁政权。资产阶级所有关于1917年的历史都只不过是这个主论调的变体，他们没法接受劳动人民可以做出选择并成功开始建立起工人民主政府的事实。不幸的是，布兰克也对这个虚假但广为传播的说法俯首帖耳。

1917年2月俄罗斯爆发革命，沙皇被关押了起来，但接下来掌权的临时联合政府既不敢挑战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权力，又妄图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他们的杜马代表因为反对战争被驱逐出议会——越来越受欢迎，几乎有二十五万人加入了党。

工人委员会

在革命形势快速发展的时期里，工人阶级会用他们认为可行的一切组织来推动进步。比如在罢工中，工人们会赶制出各种各样的组织用来给他们活动的空间以超越缓慢的——有时甚至是过度集权的——官方工会制度，类似的例子出现在去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西维珍尼亚州）发生的历史性教师罢工。这些机构可以补充抑或与现存的工会机构发生冲突。在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中，来自首都圣彼得堡各个工作场所的三、四十名工人一起组织起了政治性的总罢工，罢工委员会的代表直接在工作场所产生并可以随时被召回。这成为了第一个“苏维埃”（俄语意为“委员会”），这种组织的方式允许工人完全参与到决定革命的方向中。正因为它符合运动的需要，这个典范迅速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

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领袖仍在流亡时，工人阶级就重建了苏维埃，主要来自农民的水兵和士兵也组建了自己的革命代表组织。这些组织经常举行选举，可以随时反映大众的情绪及意见，最后都并入了由工人、士兵和水兵代表共同组成的全市委员会。这是在有史以来所有被创立的民主形式中，最灵活、最民主、最透明的一种。

尽管未能在苏维埃中取得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仍然为工人权力最清晰的途径做出号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们为了一种没有资方代表的更全面民主而奋斗。面对着布尔什维克可能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危险，资产阶级在科尔尼洛夫（Kornilov）将军的领导下于9月发动了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其阴谋被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们所粉碎。在十月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翼（一个主要的农民政党）取代了倒台的临时政府并开始采取实际措施以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他们派出工人和士兵去控制所有政府机关，去逮捕旧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目。这些“残酷的”行为是颠覆资本主义的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俄罗斯实施它们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革命中的起义措施造就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革命。

苏维埃在俄罗斯夺权后的几天内，他们就宣布结束战争、把所有土地给予农民、取消了所有地租、沙俄的殖民地可以自由宣布独立、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被禁止、通过快速离婚的权利、银行收归国有、以及同性恋合法化。在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中，革命要蔓延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如果他们能够如愿以偿，那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将首次成为现实的前景。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老板在干草叉靠近时都会惊慌失措。

虽然革命的初期几乎是不流血的，但当地主和资本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内战时，俄罗斯处处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芬兰也被卷入其中。参加了芬兰革命的许多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工人领袖相信，总罢工可以迫使资本家们接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会改革，然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过革命半途而废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和芬兰社民党都植根于工人阶级，但两者关键的区别在于，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进程中的工人阶级力量有着清晰的愿景，且他们有着正确的组织形式，能够领导决定性斗争直至胜利。

议会、国家和暴动

马克思反对由少数团伙依靠密谋活动领导的“暴动主义（insurrectionism）”，他支持群众运动，列宁和早年的考茨基都同意这种观点。而十月革命正是一次群众民主运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行动是自卫性的举措，是为解除科尔尼洛夫叛乱迫在眉睫的威胁。但布尔什维克从不畏惧在关键时刻采取“非法的”果断举措，因为他们知道不这样做就等于为反革命打开大门，而粉碎工人的胜利果实。议会的立法在俄罗斯无法终结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也不会在其他任何地方达到这种效果。例如在美国，当奴隶主的财产权被法律威胁时，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发动美国本土上最血腥的战争——南北战争。

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一切捍卫现行经济制度的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马克思的同志恩格斯在研究了阶级社会中国家的历史后，总结出了规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工具让资本主义在免于不断地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统治下去。他还在最后的总结中补充道，资本主义治下的国家“可以被简化为一群武装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护现状。据此我们将议会视为用于维护资产阶级权力的机构。然而布兰克的论点却与之相反，他宣称我们应“专注于为政体民主化而奋斗”，该主张暗示著合法的改革可以改变国家的性质。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揭穿资本主义偏见来挑战国家概念，借助这种形式来与之斗争。我们也为所有可能的民主化改革而斗争，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改革也不例外。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揭露国家改革所受到的限制，并阐述制度性变革的必要。比如，通过建立强大的群众运动以反对警方暴力，不仅可以减少警察的滥权执法，还能够赢得重要的改革，对饱受警察暴力之苦的社群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到头来警察还是会让工人和其他被压迫者“各安其位”，凭此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唯一可以结束这种情况的办法只有革命式变革。

虽然许多美国工人把资本主义国家机关看作是中立持平的，但其他工人从自身经验中更清晰地看到它露出的马脚。非裔美国人往往认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既不民主，也不公正，而且是压迫制度的一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甚至大部分资本主义的“民主”议会都只是在维护阶级统治。如果议会不再为他们服务，他们就会试图破坏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因为资本“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工人阶级在保卫民主的同时，也感觉到政府不过是亿万富翁操纵的傀儡。

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

在社会动荡时期，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对群众运动起著关键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工党中的“战斗派（the Militant tendency , 社会主义替代的姊妹组织）”发起并引导了上百万人加入反对英国政府新征收的人头税的“反人头税运动（Anti-Poll Tax campaign）”。超过一千万人参与到罢税运动中，迫使时任首相的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港：戴卓尔夫人）辞职。所有战斗派的市议员和参议员被威胁要为罢税运动坐牢，然而大多数工党的议员团几乎未给这个试图抗拒法律的运动提供任何支持，科尔宾是少数例外的国会议员。

市议会、立法机关和国会对工人阶级来说从根本上就是守旧和反动的。一旦工人代表进入了这种机构，统治阶级就用它全部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来告诉他们大改革是不切实际的。杰里米·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党魁以来，对他左翼政策最大的支持来自该党的基层，最大的阻力来自该党当选的多数议员，这绝非巧合。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资产阶级机构中争取和赢得席位仍然是为社会主义变革获得群众基础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替代把社会主义者的参选看作是扩大与建设群众运动的好时机，赢得的胜利也可以鼓舞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组织。西雅图的市议员莎玛·萨旺特（Kshama Sawant）作为一名社会主义替代的成员，利用她的席位为变革而奋斗。例如她不把最低时薪十五美元的胜利视为终点，而看作是为了增强工人阶级参与斗争的自信与意愿的手段。

当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后，为确保他们不忘初心，我们需要正常运作的健康群众组织以及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其民主机构可以确保其问责制。这些代表不但应在竞选运动中拒绝接受公司的政治献金，而且应只保留相当于一个工人工资的份额并把剩余资金捐回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更高。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1919年制定的政策规定得十分明确：资产阶级议会代表的日常工作必须直接向党负责，他们的工作要纳入党更广泛的政治工作。这种做法蕴含的大部分理念都源于对德国社民党议员行径的反思——他们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的破坏而损失惨重。

革命运动用得上议会吗？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爆发了自1917-1923年以来最广泛的革命浪潮，当时大多数工人运动并不采取“议会斗争”的道路：1968年法国总罢工具有革命性意义；在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中，工人们通过占领和直接群众运动的方式将他们的工厂自下而上地国有化；而1979年伊朗革命时，在什叶派教士阶层领导的毛拉反革命运动成功前，工人们自己组织的“休拉斯（Shoras，委员会）”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涌现。

相比之下，1970-1973的智利革命似乎确实走上来了议会斗争之路，社会主义政府的当选加速了当地事态的发展。此地的工人们也开始建造替代组织结构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警戒线（Cordones，当地的革命委员会）” 帮助协调工厂占领运动和粮食分配。但是当工人阶级要求政府将他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受美国支持的潜在军事政变时，社会主义的议会领袖却犹豫不决，盼望与智利的统治阶级达成妥协。运动失败了，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在美国支持下血腥镇压了革命，处决了超过4000名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

在这段革命多发的时期里，斯大林主义政党总在工人运动中主要起著非常消极的作用，他们不断寻求与资本主义取得和解，就像社会民主党人在1917年后所作的一样。而在所有这类革命中，缺少的是这样一个工人运动的领导层：他们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基于他们的认知制定必要的战略，以领导运动走向胜利乃至建立一个工人的民主共和国。

左翼政府的前途

用军事独裁的手段来阻止激进的改革——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常用手段，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屑于采用。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准备用极端手段保卫自己的权力。德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统治阶级曾诉诸于法西斯；在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右翼独裁政权甚至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1975年，英国君主发动宪法政变，解散了澳大利亚左翼工党政府。1982年英国政治家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在其撰写的畅销书《英式政变（A Very British Coup）》中，探讨如果英国选举出左翼工党政府，也会遭遇类似的发展前景。只要工人阶级真正尝试借用议会或国会实施社会主义政策，国家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机构都会被用来破坏这一企图。资产阶级已经对如此时刻严阵以待，而工人阶级更不能松懈下来。桑德斯政府若想成功赢得全民医保等核心诉求的实现，就需要得到街道上和工作场所中群众运动的配合，也离不开来自站在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利益上的独立左翼政党及其斗争纲领的支持。而这样的政党应当争取在国会、各州立法机构和市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然而，要对付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清晰认知的领导层会是决定性的。

在美国，统治阶级曾指责革命社会主义者鼓吹“推翻政府”的阴谋，令我们遗憾的是，布兰克竟随声附和如此荒谬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乃至全体人民的支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条件。

不过，我们同样相信，只要社会的民主意愿涉及到肉食者的权力和特权，那么统治阶级将无法容忍它；如果民主不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设法堵塞民主的通道。在20世纪30年代，国会调查了一起针对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军事政变阴谋，组织这场政变的是美国统治阶级的一派，因为他们甚至无法忍受如“新政”这样的有限度的改革。

革命组织

布兰克的文章不仅未能充分认识到国家的性质，而且忽视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却继续论证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框架下赢得社会主义。他的目的是为驳倒俄国革命，笃信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典范。除了他对于暴动主义（insurrectionism）的稻草人谬误，他还从根本上反对工人阶级需要扎根于自己的革命组织。然而，一个了解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性的群众性革命党，对于人类向社会主义成功过渡是至关重要的。如此政党必须对于前景有着清楚的认识，对于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有着明确的理解。它将努力在国内外建立一个共同组织，通晓历史的教训，以便在工会内，在更广泛的政治组织里，乃至在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的一切斗争中为其理念而战。

我们现在正跨入美国一个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的新时期。资本主义利用“共产主义威胁”制造恐慌的时代已经烟消云散，对市场的狂热和斯大林主义也双双瓦解冰泮。2013年，社会主义替代的候选人萨旺特在西雅图市议会中出人意料地获得了96,000张选票，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在新生代的复苏。该胜利是左翼浪潮的一部分，它为桑德斯2016年参与竞选铺平了道路，还转而引发了DSA成员的激增。

在我们集中精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之时，我们的运动也必须熟悉那些将决定我们前进道路的陷阱和机遇。布兰克的文章并未描绘出他那循规蹈矩的线性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背景。社会民主党派兴起的1890年代或 西方“福利国家”如日中天的1950年代，不可能再度回到我们的面前。而我们正处在一个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阶段，危机和不稳定是其永恒的特征。这将激起社会的剧变，并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意识。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者将面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交织著新时代改良主义的复杂局面。

社会主义者必须运用议会，但我们也得理解这些机构代表着什么，理解对社会主义者而言其中潜藏着怎样的危险，资本家无数次尝试把马克思埋葬土里，但他的思想老是阴魂不散。以马克思主义来判辨我们世界即将发生的变化，来剖析我们历史的教训，工人阶级就将找到进步的出路，以取缔资本主义所有腐朽堕落的体制，为全人类建立起世界社会主义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