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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命运之决战 2013年6月10日 ----- 温内阁“政改”述评 奇 光
开头话 一、鼓吹“普世价值”及其政改的实质 二、“大领导”的政改总动员 三、在美国人“督导”下，“大英雄”的政改决心 四、一次有领导有计划的“突然袭击” 五、如何破解重庆事件之谜 六、所选择的政改突破口，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开头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曾进行过“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决战。 新中国成立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次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决择。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党内经过反复争论，建立并初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两条道路斗争并未结束。在毛主席去世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权复辟，以改革开放名义，重新把中国拉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坚决斗争。走资派一再说“改革”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2005年私有制占居主体地位后，他们借助外国势力支持，把改革着重点转向政治领域，鼓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精英”扬言“决战三年”，要在十八大前后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实现所谓“民主宪政”。 从2005年以来，特别是近三年多，围绕政治改革是否要坚持共产党执政这个核心问题，政治思想界展开了激烈交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力主“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被极右势力称为“改革派代表”或“大领导”。本文就是对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政治交锋和温的有关言行，依时间顺序, 作个简要述评，供有兴趣者研究参考。
一、鼓吹“普世价值”及其政改的实质 对于中国改革的进程，美国政要向来十分关注，并及时发出很有影响的信息。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针对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盛大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演讲。认为近30年来，美国政策是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维护和加强美国所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从1978年起，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现在“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已融入世界”。而今后中国应向何处去呢？他主张美国适当调整策略，支持中国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强调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制度转变，‘封闭的’共产主义不能永久成为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应彻底改变政治制度，为实现自由民主而努力”。那种以为“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就可维持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想法，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同时又说，美中双边关系仅仅以经济利益为基础还是浮浅的，只有“建立分享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双边关系才能深厚而持久”。所以，佐利克这个讲话被称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纲要”，其要义是不像过去对苏联那样“围起来”，使其从内部“和平演变”，而是要把中国“拉出去”，在经济、政治和价值观方面完全“融入”到美国操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中。 当时，西方一些媒体如法新社、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对佐利克“敦促中国政治改革”、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观点作了重点报道和评论。国内主流媒体不究其里，只看作中美合作的“利好消息”，加以宣传。而作为国家高层领导顾问的郑必坚，因同左利克“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就中国发展道路和中美关系等进行过长时间讨论”，对其演讲的意思则颇为认同，并有深刻理解。2006年1月，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一唱一和地对左利克《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作了“诚心善意”的回应。他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还“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国际资源”。又说“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我们是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这里，郑必坚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竭尽阿谀奉迎之能事，是在为美国做宣传，向中国人民散布幻想。他公然背离党章和宪法，不仅要把中国纳入美国统治的现存国际秩序之中，而且还敌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他还根据美国所主张的“普世价值”，用中国的传统语言和领导人所能领会的方式，别有用心地曲解党的“核心理念”、“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所认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等等。这充分说明，他是忠实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说客和帮办。 但是，就是在郑必坚这类顾问的参谋下，国家一些政要和精英智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纲要”，很快就心领神会，以佐利克《中国向何出去？》讲话精神为指导，开始了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的战略思考。从此，如何进行政治改革，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便成了我国政治思想战线反复争论的焦点或实质。 2006年3月，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受政府委托邀集20多位知识精英，在西山杏林山庄秘密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走势座谈会”，被人称为“新西山会议”。与会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如何跨入政治改革，目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现行权力架构不是“法制宪政”，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其存在是严重“违法”，已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现在是“图穷匕首见”，要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土地私有化，要学习台湾民主模式，全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面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面对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和质疑，他们议论纷纷，却苦无对策，迫切希望提出“新的理论根据”，形成“新的共识”，以便在改革中“拿到主动权”。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提出的口号，它以全民名义反对封建特权，实质上只是为了本阶级的私利。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早已揭露了这个口号的欺骗性，批驳了“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8页）如今，连普通工人从日常生活中也认识到，亿万富翁和贫苦百姓之间无平等可言，雇佣劳动者除了受老板剥削之外谈不上什么自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博爱，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其实就是保护少数富人的权益，对广大无产者来说并无意义。可是，中国的某些当权人物，连这个常识都不顾，竟然把西方资产阶级这种古旧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作为理论根据，以此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口讲“改革创新”，其实并没有什么创见。他完全承袭了赵紫阳崇洋迷外的衣钵，对马克思主义讳莫如深，而对佐利克倡导的那种“共同价值观”却情有独钟，一再重复“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一类陈词滥调。2007年3月中旬，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意思是,我国进行政治改革也必须以这种价值观为根据。这样一来，撇开唯物史观基础，用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价值观去诠释和推动今天的政治改革，无疑也就默许和认同了谢韬在同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果不其然，5月4日温家宝就去视察谢韬所在的某大学，鼓励师生“发扬‘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在此时此地，以往民主派这句老话却被注入了非同寻常的新义。谢韬深悉其奥，高兴至之，不久便获准随《炎黄春秋》总编杜导正赴香港参加“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他在记者会上说：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这是长期在我心中的历史感受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20年中国社会就会有大的转变。”公开叫嚷，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关键就是“反毛非毛”，“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 “新西山会议”派及谢韬等人散布的“普世价值观”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以及“反毛非毛”观点，受到了广大网民的猛烈批判，使其在道义上很快陷入被动。但是，有高层“大领导”的偏袒和庇护，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张狂，真有点变本加厉。 2008年3月在同样的场合，温家宝又以王安石的“三不足”为誓言，表示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并对这种价值观的政治体现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既不效法共产党的马列毛“祖宗”，也不体恤人民的真挚之言，更加直白地说：“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些话不仅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味道，也是同我国宪法相抵抵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公平正义”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那就否定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否定了工农及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也就否定了对一切反对或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反动势力实行专政的必要。社会主义国家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体，对两者从来都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关系或“公平正义”。温总理一方面以各种形式把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使广大工人农民变为受剥削的雇佣奴隶，另一方面又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一类空洞说教，许诺“为每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可谓阴阳两面，“半是怪兽半是天使”。扮演这种角色，对共产党一位高干来说确实不易，总难免有点太滑稽而令人捧腹。 温家宝宣扬的“普世价值”和政改主张，给思想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在舆论界持续酝酿发酵，以致被某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成了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理论工具。臭名昭著《零八宪章》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根据而炮制出来的。该“宪章”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是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深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诀择。”“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苦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宪章除了像“新西山会议派”那样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台湾民主化模式”之外，还提出“要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公然按照帝国主义意图分裂和肢解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所以宪章出笼不久，在3月和7月，欧美操纵藏独分子和疆独分子就分别在当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打砸烧杀事件。面对反共反华势力内外勾结，连连制造事端，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观”和政治改革的真实用心和本质。 《零八宪章》遭到了左派网民激烈批判，其主要代表人物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了法律惩办。但是，主流媒体并没有对其荒谬观点进行系统清算，政府也没有清查钻在《零八宪章》幕后的主要参与者。所以，从2009年开始，极右势力进一步掀起了“政治改革”浪潮，声称要同毛派共产党人“决战三年”，争取十八大“全面胜利”。并在一片恐怖声浪中，直接抬出了自己的“代表人物”或“大领导”。
二、“大领导”的政改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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