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左派女性主义的批判 —— 20世纪作为劳动机器的妇女

风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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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芙洛尔号的炮声撕破静谧的夜空，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妇女却不仅仅只是顶着半边天空。传统左派不断的宣称他们在解放妇女方面取得了成就，为女性指明了解放政党。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作为本系列的第三期视频，我们将回顾苏联和中国前30年的妇女生活状况，并讨论传统左派的理论，从而检验他们的说法。

     沙俄时期的妇女们被囚禁在家庭中，做着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对于他们来说，苏联于1928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是解放的标志，而且也是经济上的需要。消灭家务劳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男性劳动力已经消耗殆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新增了大约400万工人，其中有82%是女性，女性在工业中的总占比达到了42%。为了进行工业化，苏联需要大量的人口，而安置这些人又需要修建大量的私家住房。但苏联很快遇到了一个难题，修建私家住房的速度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结果导致了人均居住面积的下降，远低于理论上的每人9㎡。苏联政治家拉林认为，不能再继续修建私家住房了。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导致的这种拥挤的居住环静是有害的。《当代建筑》报道，在家中，工人得不到休息，他的妻子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他不可避免的受到压迫，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红旗报道，酗酒、纵欲、殴打妻子是工人的日常。这种拥挤的居住环境还导致了地下的生产效率，很多人把时间消耗在生活琐事上，无法彻底的发挥他们的劳动潜力。拉林认为，为了一次性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改造私家住房，例如把私人淋浴间从私家住房中移出去，建立公共淋浴间。也有人可能会提到，将资产阶级公寓分配给共用浴室和厨房的诸多家庭，由地方企业和政府机构分配食物和稀缺的工业产品，以分配实物来代替支付工资、义务劳动等等。这一想法和苏联政府一拍即合，毕竟，苏联政府早已决定要把私人厨房拆除。企图让一半的国民在公共食堂中就餐，志愿食堂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1931年的莫斯科，拉林统计出了64家志愿食堂在为12000人提供饮食，工人们也自发组成了很多5人小组，其中4人去就职，第5名成员则处理家务。拉林认为，如果能够推广这些尝试，那么不需要修建昂贵的公寓，也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物质条件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还必须成立集体组织，用沙俄的术语来说就是合作社。这种组织非常简朴，可以建立在一户集体居住的公寓房、一栋公寓楼、一个社区中，同时集中配给卡在以前被当作厨房的房间里，建立起生活必需的一些设施，剩余的空间要么分配给居住者们，要么改造成日托所。

虽然这种集体生活表面上欣欣向荣，但是渐渐的，公共浴室、公共卫生间和公共餐厅前排起了拥挤的长队，工人的居住空间也被挪用作走廊和暖气管道，使得工人在家只能睡觉。这种剥夺了工人的私人空间和生活便利的行为激起了公愤。苏联忙于工业化，无法拨出额外的资金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结果过度拥挤的问题再次出现，需要更多的新住房。这种集体化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不大，恰恰相反，它们更像是苏联在20年代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这一应急措施的延续。这仅仅只是将家务劳动流水线化，但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设计师们心目中，他们却被认为是摆脱了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新生活方式。苏联于1927年规定离婚自由，但当时很多男性与不同女性多次结婚，生育，然后离婚。这些男性千方百计的逃避支付抚养费，他们的雇主也会庇护他们。由于政府和男性对于抚养问题的相互推脱，很多儿童得不到足够的抚养费和照顾，最后成为流浪儿童。在1928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苏联政府设置了托儿所，收容了大约19万名儿童，但仍有大约95000~125000名左右儿童在流浪。于是苏联政府就把他们交给工厂农民或他们的父母抚养，并给予部分补贴。结果并不理想，很多被交给农民抚养的儿童立刻成了该家庭的奴工，其中有些孩子逃走了，宁愿流浪街头。苏联无法忍受流浪儿童犯罪的问题，进行了整治，结果儿童之家马上被塞满了。例如，在苏联的一处国力抚养机构中，300名儿童生活在300m2的空间中。他们紧挨着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儿童之家急需维修，缺少盘子、桌椅、床，传统家庭被破坏，而托儿所又没能很好的照顾孩子们，结果大量儿童无人照看。因此，苏联放弃了拆散传统家庭，转而去巩固他。斯大林开始减少对女性的就业支持，鼓励女性重返家庭，剥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禁止堕胎。宣传机构也大力渲染男性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女性应当成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在1978年，一位名叫索尼娅的苏联女性在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他认为女性医生太多了，应该由男性来当医生，因为男性有更多时间学习专业技能，而女性因为要做家务，总是很劳累。索尼娅认为，苏联的兼职岗位很少，苏联女性常常由于要做家务劳动，不能全职工作。而能做全职主妇。


1949年，新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活贫困。中国政府逐渐把农民组织成集体劳动的人民公社，希望借此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供养工业。为了增加劳动力，人民公社要求不论男女社员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干多少就记多少工分。尽管政府宣称多劳多得，1956年全国妇联却重申要把工分计算给个人，而不是户主。这表明，仍然存在很多农村女性的公分被计算到他们的丈夫或父亲的情况。1950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允许男女自由结婚和离婚的新婚姻法。这本是一件好事，饱受奴役虐待的女性终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离开压迫者。可是，当他们想运用这项权利时，招来的却常常是丈夫的殴打，甚至被丈夫杀害。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1950年至1952年间，大约有100万件。约80%的离婚是因为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早婚、重婚以及遗弃等，其中大约有77%是女方提出离婚。根据中南区各地的报告汇总，该区从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一年之内因婚姻问题被杀和自杀的达1万人以上。其中河南省截至1951年6月就有2042个妇女死亡。中国传统左派掌握着政权，却没有及时介入这种暴行。在50年代互助组刚建立时，陕西省妇联指出，要把妇女带到田里去劳作，有组织的对孩子进行托管是关键，而保娃组应该自力更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向当地政府寻求少量帮助，最好能够动员人民群众提供房屋、床垫子、玩具和其他花费。虽然官方大力号召农民组建产院。改善了解放前产妇得不到良好护理的状况，但却没有提供专项资金支撑。产院由于点油灯等开支无法解决，接生员就采取给附近养路工人洗衣、做针线、抽空到山上拾桐子等办法赚一些钱贴补产院。他们又提出每个产妇住院收1.5元，以便添置接生用具及药品。产院的卫生很差，房子墙壁很黑，尘土很厚，接生用具乱放，没有现成的敷料，齐卷、扎脐绳等药品也不齐全，消毒用的蒸笼放在床下不用以多食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被子，不少户都是一家人一条被子，产妇要带走，全家就没有被子盖了。陕西有两个产院，在建院时由妇女群众集资给各置了一块公被，如果有两个产妇住院，就得盖接生员的被子，妇女们还需要自费付工分给帮助自己照顾孩子的工作人员。


前30年的农村男性相当反对计划生育，农村妇女则相对赞同计划生育，因为生养孩子太辛苦了，一些农村妇女会瞒着丈夫偷偷的接受节育措施。虽然妇女在人民公社中享有产前和产后各一个月的休假资格，但是这样他们就会欠下公分，得到的口粮将因此减少。结果他们中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和儿女们吃饱，在经期还是下地劳动了，其中一些人患上了子宫脱垂。在陕西，一位名叫淑萍的女性在宫缩时还要下地挖土豆，直到她的女同伴注意到她的羊水破了，并急忙把她搀扶走。除了在生产队内的劳动，妇女们还要在生产队外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生孩子、做饭、纺织衣物，照顾小孩和老人。既然女性的劳动力在这些活动中消耗了。那么他们夏天时做的就很难和男人做的一样多。女性自己在种植棉花时，也偏好招募不太需要做家务劳动的未婚女性，就说明了这一点。在1956年，一份有关陕南四个县的报告谈到妇女们的一些评论，社会主义咋带来幸福，人变成牲畜，咱每天都翻土，这就叫妇女翻身。如果妇女要辛苦干活，为啥还嫁给男人？报告中还提到，两名妇女由于过度劳动而流产了，还有两名则在山上的地里分娩了。领导需要对妇女的健康投以更多的关注。
  在1958年，政府为了急速工业化发动大跃进，提出吃饭食堂化、劳动军事化、穿衣缝纫化的口号。在苏联发生的悲剧终于成了在中国发生的闹剧。苏联为了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工业，以轻率的态度执行了废除家务劳动和抚养儿童社会化的政策。在遇到挫折，发现维持压迫女性的传统家庭更方便后，苏联逐渐放弃了自己所谓的妇女解放政策。在中国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得以十施之后，全国男性在农业集体化17的平均工分为14.74分，女性的平均工分为9:01，男性公分比女性公分高出了63.60%，即5.73分。大部分地区包括陕西在内，仍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但即使同工同酬了，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工分制度没有为女性额外付出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传统左派要求女性承担半边天的社会义务，才有半边天的社会权利。实际上是说，女性自己做完所有女性的工作，还要跟男性平分男性的工作，才能拥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



传统左派对解放女性不感兴趣，他们面临着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同样困境。女性在哪里更富有生产效率？在生产上还是在生育上？传统左派为了追求生产效率，不惜在家庭里开设更多的工厂，为了培养个人责任感和对工作的认同感，不惜在工厂里组建更多的家庭。在传统左派所建立的生产者社会中，一切都为生产服务。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目的都是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这不是巧合。（注：歪打误撞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既然苏联在作者眼中非人道的生产竞赛失败，难道不是先进的体现吗？） 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最关键的就是技术效率。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在同等的劳动时间内提高剥削道的剩余价值，和19世纪资本家所进行的家务劳动改革如出一辙。随后，苏联也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将核心家庭作为约束工人和确保劳动力供应最有效的有机体。而在中国，尽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国家也支持核心家庭。苏联从落后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虽然飞跃了马克思晚年所说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却没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吸纳资本主义所发展的一切工业成果。（注：资本主义国家会让苏联吸纳吗？）结果，苏联重蹈了西欧发展资本主义的覆辙。西欧通过圈地运动、殖民主义、女巫狩猎和农奴制再版进行原始积累，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吸纳大量妇女和儿童劳动力进入工厂，又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把妇女赶回家庭。而苏联通过剥削农民，把女性和男性都当成单纯的劳动力而进行原始积累，通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吸纳大量妇女进入工厂，又通过斯大林随后的政策把妇女赶回家庭。结合上一期视频，从女工到家庭奴隶19。到20世纪的家务劳动近代史，不难看出苏联的政策与西欧资产阶级曾经的做法有多么相似。当家务劳动被传统左派视为低效率时，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所描绘的低效率的共产主义理想，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家务劳动是人对象化自身本质力量的一个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对于工厂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在剥削的社会中应当予以工资承认，在非剥削的社会中，应当承认妇女们有选择做或者不做这种劳动的权利。当家务劳动被传统左派视为与工厂中的斗争无关时，我们不要忘记19世纪资本家和20世纪斯大林政府的所作所为。家务劳动对于生产健康强壮的工人和士兵至关重要，并且也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情感支持。


当马克思女性主义被传统左派纳入他们的阿尔都塞体系，并被视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时，我们不要忘记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研究方式，在破坏事物现状的运动中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传统左派不理解这一点，因而也不理解反抗无偿家务劳动的马克思女性主义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体系，进而破坏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我们不要忘记，当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成群结队的离开左派团体时，左派不得不转而支持女性主义自主权的正当性，他们无可奈何的承认女性也是运动的一部分，甚至为自己新发现的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而感到捶胸顿足。尽管传统左派四分五裂，老左派、新左派、西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脱洛茨基主义争斗不休。但是只要面对女性问题，他们就会在理论和实践上结成神圣同盟。如同《共产党宣言》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当封建势力在围剿左派时，传统左派在围剿女性。一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传统左派声称女性也需要社会主义运动，任何仅由女性组成的运动都无法取代这一点，同时又借助关于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于是便将性别斗争置于阶级斗争之下，因此建立的实际上是以工厂斗争为中心的白人、男性、异性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可以牺牲农民、其他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整个传统左派都认同家务劳动对于资本在生产的边缘性，以及家庭主妇对于工厂斗争的边缘性。而当我们发现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片段时，女性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作用以及必须采取的与之。斗争的具体形式就澄清了。当我们拒绝无偿将自己和他人再生产为工人劳动力和商品时，家务劳动就成为一项有工资的劳动。不能说获得工资就是革命，但这却是一个革命性的策略，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被赋予的进行无偿奴隶劳动的角色，改变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权力关系，这样更有利于阶级团结。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的力量，不应该用货币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无价之宝，把自己从市场上拿出来，把在家、工厂和办公室的劳动变成非经济的。

风不止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4-19 21:01
从西方哪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学术论文中抄来的

哔站某位自称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视频，链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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