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阿尔都塞访苏回忆

越梓流

就是在这几年里（1974年），我因为参加国际黑格尔哲学大会，有机会去莫斯科旅行。我只是在作报告时才在大会上露面，我的报告被预留在大礼堂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讲的是青年马克思及其思想演变的深刻原因。对我的报告《真理报》大概事先就作了报道，报告结束后，官方默不作声，可是有几个大学生却留在礼堂里，走来向我提了些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显然他们并没听懂我所说的话。这令我大为惊讶，但也不难理解。
我之所以能够理解，是因为在这一星期里我不常到大会去，而我非常亲密的朋友梅拉布﹣﹣这位天才的格鲁吉亚哲学家，像他的朋友季诺维也夫一样，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苏联（"因为在这里你至少还可以看到事情赤裸裸的、未被掩饰的面貌")---﹣他使我认识了上百个各种身份的苏联人，他们跟我谈到他们的国家，谈到物质、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条件，使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从那以后我能读到的所有关于苏联的严肃读物，都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认识。
苏联并不是像在我们国内通常描述的那样一个国家。当然，对政治生活的一切公开干预在那里都是禁止的，也是危险的，可是在其余方面，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首先，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前所未有的、甚至在我们国家也从未达到的尺度上，解决了文盲和文化教育的问题。219其次，在这个国家，劳动权得到了保障，甚至可以说是有计划的、义务的：自从劳动户籍取消之后，劳动者的流动性已大为可观。最后，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极其强大，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警察也从不干预工厂的事情，于是这个工人阶级便在酒精和做黑活儿﹣﹣盗窃集体的设备物资去给私人干活﹣﹣中找到发泄的方法。这是一个总有两条挣钱途径的国家，在工业、教育、医药和（已得到官方允许的）农业生产各部门里都能做黑活儿。后来我还听说了当时并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在工人们当中形成了一些班组，向企业高价出售劳务，以挽回被计划耽误的时间。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尽管我们也有做黑活儿的；因为这不是"老板"决定他们的工价，而是由工友的班组来决定，他们组织起来向耽误他们时间的企业出售劳务。K.S．卡洛尔曾在苏联生活多年，很熟悉那里的情况，在那本不同凡响的书（《索利克：一个波兰青年人在战时俄国的苦难经历》）里，他讲述了那段令人震惊的历险生涯。我相信他说得有道理：随着渴望各种消费品的新生代的兴起，在值得高度关注的适应外来文化的背景下，在对伟大卫国战争中两千万死难者的记忆所哺育的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尽管有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种种做法的丑闻，不过在另一种尺度上，在我们法国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并不都是由于直接的政治原因，可实际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也是在彻底地毁灭农民、毁灭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甚至毁灭他们的劳动本领的基础上（农民要通过电台广播才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这与中国有多么不同啊！!)，人们可以耐心地而又合情合理地等待苏联出现缓慢的变化。应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一代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破天荒地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当然，我在苏联也看到了一片名副其实的哲学的荒漠。我的书，就像在其他国家出版那样，在那里也翻译出来了，不过都放在图书馆的"十八层地狱"里，仅供在政治上可靠的高级专家翻阅。当哲学系主任送我到莫斯科机场时，他找到的要和我说的话就是："代我向巴黎的小妞儿们问好！"

越梓流

阿尔都塞这份回忆显然是比较客观的，他本人是法共成员，但在苏共20大后对苏共高层搞人道主义十分不满，写了保卫马克思一书。有人指责他是多元决定者，其实这是个翻译错误，应译为多层决定论

还是公平

越梓流 发表于 2024-1-19 12:17
阿尔都塞这份回忆显然是比较客观的，他本人是法共成员，但在苏共20大后对苏共高层搞人道主义十分不满，写了 ...

这种人道主义我怎么觉得有点像苏联版的身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