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980135117 于 2023-1-19 01:19 编辑
最近几天不是中国的人口数据出来了吗,我也就顺便回顾了一下我之前对人口学的研究。然后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我就把想法发到下面,论坛网友们都可以提提意见。
https://www.zhihu.com/answer/13661632
这个回答说明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同一个社会内部,生育率和收入根本没有关系。但是宏观统计来说,越是富裕的国家,生育率往往越低。 说明生育率下降一定是其他的,和社会整体发展有关的因素导致的。
然后再重新思考农业社会的所谓的高生育率: 农业社会死亡率也是很高的。所以说即使不考虑避孕而形成高出生率,也会被高死亡率抵消。换言之人类根本不会意识到控制人口。人口增长其实是粮食增加、剥削减少等等的降低死亡率的产物。但也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根本不会考虑到规划生育,因为根本没这个需求。
当然,农业社会不是说没有人口控制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主要依靠是结婚率。例如说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里面,就提到当时的欧洲的年轻人往往需要“置业”,成为自耕农或者独立的手工业者,然后才会结婚。不过以农业社会的情况,仅仅是结婚率,就足以控制生育率了。古代因为贫穷而无法娶妻,可能是一个经常的现象。而富人多生育其实抵消了穷人结婚率低。在此之上,最多加上一定的人口贩卖以及弃婴。
原本的假说——在农业社会,必须要生更多孩子,男丁多,才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也许成立,但是也可能不成立。例如说对于黑非洲,其实就有安全考虑以外的因素:非洲其实是非常空旷而肥沃的大陆,可耕地根本没咋开垦,生育大量孩子然后直接开垦新土地,对父母来说负担其实很小,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控制人口的需要。
作为映证,有大量土地、以自耕农为主的19世纪美国的生育率能类比黑非洲。 https://www.infoplease.com/us/family-statistics/us-households-size-1790-2006 美国早期的家庭大小,考虑到死亡率,生育率就和今天的非洲差不多了:到了1890年,中位数都还是5个(父母加三个孩子),
到了近现代,才因为死亡率降低遇上了需要节育的问题。在成本侧,我们首先考虑教育的因素。一些人说什么教育是阶级上升的渠道,其实不能理解为教育是无产阶级上升到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由于小资产阶级占比达到百分之15,这个阶级上升的难度实际上是不大的。结果就是大批量的人口不得不思索怎么阶级上升,因此反而绝育,因为这种为了阶级上升的教育,本质上是人和人的竞争,因此成本是无止境的。之所以教育成本变得更高,是“阶级上升”的目标是不劳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用来辅助自己统治的,因此在数量上始终维持一个比例,例如百分之15到百分之25。要成为小资产阶级,表面看是由于“接受了教育”,实际上是“接受了比别人更多的教育”,因此教育的成本和耗费的时间会恶性膨胀,往下小升初也要择校,往上考研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教育军备竞赛以外,还要考虑,教育的“生产”非常依赖教师,很难像工业那样自动化,是典型的“鲍莫尔成本病”的行业。总结来说就是,家长对教育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而且每单位教育的生产成本,还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生产率的上升而不断上升;家长不仅要购买越来越多单位的教育,而且每单位还越来越贵。因此教育成本就成了生育成本提高的最大因素。作为典例,就是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今天东亚的儒家文化圈的内卷国家,也是例子: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生育率都是世界最低。(而朝鲜和日本,一个是“低福利养懒汉”,一个是“高福利养懒汉”,这个到后面再说)
除了教育成本以外,成本侧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也就是:1,重要生活质量的成本,例如住房,以及:2,抚育需要耗费的父母精力。城市化降低生育率可能主要在于,多一个儿童所需要的房间面积很昂贵。巧的是,资本主义的房价也是一个“鲍莫尔成本病”的产品,房租支出永远相当于工资的约百分之20到三分之一。而农村可不会遇到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即使是工业社会,农民的生育率一般也更高;尽管这也有农民是半无产阶级,不会考虑阶级上升的因素)。另外,工业的劳动是非常紧张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家想要把生育成本外部化)。农业,至少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总是有农忙农闲,总有时间陪孩子。因此,抚养需要的精力,在工业化之后,同样变得稀缺而昂贵了。
然后,我们再从回报侧来考虑问题。早期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其实儿童都能(由于童工和下地干活)很快开始形成回报。但是因为教育周期变长了,回报周期就变得很长。教育成本在上文已经有说明,这一段我更想强调教育的周期、耗费的时间。这些时间让生育的回报周期变长。如果我们把养育儿童视作一种投资,这意味着这个投资越来越变成长周期、容易被套牢、沉没成本极高的非常“垃圾”的投资,自然让“投资人”望而却步。
但是反过来,劳动力的再生产,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必须要不断的补充新的劳动力,否则社会就会在老龄化下不断萎缩,直到消亡。除此之外,即使我们从人均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更多的劳动力也在几个方面更加有利:公共品的生产,例如说国防;有利于创新。换言之,生育的正外部性实在是太大了。而经济学理论就会说明,正外部性的“产品”的产量,总是会低于整个社会需要的产量。
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个小的模型: 1,农业社会人口问题其实不大,控制手段很简单(主要依靠结婚率)但也足够了 2,工业社会有这些特点:劳动时间紧张因而精力短缺,住房空间短缺。阶级上升空间大。造成抚养所需的劳动力成本高,住房成本高,教育成本也高。收益属于社会,对于父母来说回报周期很低。总之,由于成本侧的精力、教育、和关键生活资料的价格的因素,加上收益测的回报周期太长、回报主要是全社会而不是抚养的父母,生育率直线下滑。 3,宏观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同步,因此发达国家生育率就低下。但是反过来,在一个社会内部,收入更高的生育率越高。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模型套到一些量化研究所发现的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很容易得出解释: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宗教和女权,为什么有所谓的“女性解放降低生育率”的说法。没有女权,其实某种程度上说,等于强制让一部分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来专门育儿。宗教本质则是反女权。因此就解决了三个成本问题的一个:精力成本。再加上女权不行的地方往往相对落后,不能参与阶级上升游戏的地区,所以说连教育成本也低了,最后这些地方往往是农村因此也没有房价问题。俄罗斯和一些穆斯林国家,有可能就是靠这样让生育率回升的。这在政策上的的推论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宗教和女权的本质是强制一部分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提供育儿的精力,划出一块低价的土地,再禁止一部分人阶级上升。当局理论上,可能比如说改革教育体制,让职高生回农村生娃,生完了,孩子养到三岁可以勉强自理了,再去打工。这就赢麻了属于是。
再来思考埃及这个例子。埃及也可以用上述的模型解释:首先,宗教+失业,两个buff一起来满足生育对父母精力的需求。埃及也没有阶级上升(新自由主义改革形成大量的半无产阶级),然后也有低福利养懒汉(指大饼),结果教育成本也没了。最后就差住房了,但是住房的效果可能是很有弹性的。考虑到在原始工业化(封建时代末期,商品经济大幅度扩展,农民开始利用农闲来生产并出售手工业品,而且逐渐农民的所有剩余时间都被占用,也被称作“勤劳革命”;人口学上,这时候往往人口迅速增长,土地逐渐短缺)的时候“人们可能为了补偿不吃肉,决定买一大箱内裤”,用生很多孩子补偿住房短缺,说不定也是可能的。最后,埃及的生育率其实不高,只有3,其实就是人们的意愿生育率:一儿一女然后再多一个。只是相比于其他国家还不到2的生育率就很高了,所以看起来就“人口爆炸”。和埃及类似的,可以解释为什么朝鲜在东亚的生育率相对更高。朝鲜没有宗教和失业的因素,也没有女性不工作的因素,但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都很低,朝鲜本质上也可以算是“低福利养懒汉”。
当今的发达国家的接近2但是低一点的生育率,最主要的特点是他们都是殖民主义的,而本国内部也有阶级斗争形成的再分配。这可以称作“高福利养懒汉”模式,和上一段对应,典型就是欧美。东亚的日本也因此生育率相对陆韩台新更高。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中产阶级地位比较稳固(阶级上升的压力不大),劳工阶级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因此有精力)。所以他们是没有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这个因素的。因此就有了接近自然的生育率,即略小于2(大部分家庭想生两个一儿一女。但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必然有少数不如愿的)。有的伪发达国家,由于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没有形成再分配的格局,因此生育率仍然不足,典型即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阶级上升的军备竞赛都很严重。
除了上述的各个机制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即结婚率。最开始我提到,在农业社会其实就有一个控制人口的机制了,就是结婚率。毕竟一般来说是必须要先结婚再生育的。但是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女性实际上都依附于有产阶级。换言之很多穷人根本不可能结婚,而女性可以靠姿色阶级上升。这可能才是房价影响生育率的实质,房地产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金融资产(房产本质上是地产,而土地由于是任何生产生活所必须,地租就由此变成了变相的税收,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提到,房租总是工资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为税收就是和收入成比例的。拥有一个房子,某种意义上就是拥有一块土地,因此可以避税甚至收别人的税,好比中世纪的自耕农),而男性必须要有这种资产,证明自己是中产阶级,才能结婚,就好像马尔萨斯的时代必须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才能结婚一样。
结婚率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女权。换句话说,原本的由于男性女性的劳动能力的差距,女性“往上结婚”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工业化,女性的经济地位提升,但是女性还是可以靠结婚来阶级上升。这样,结婚门槛相对于农业社会就提高了不少。然后,再考虑一下“女拳”的组织。女拳和女权的不同在于,女拳的核心是借助垄断和话语权,抬高女性在婚恋市场的价格,而不是解放女性,所以说她们总是“子宫警告”啥的。中国虽然生育率已经在不断降低了,但是最近几年,结婚率又有了突然的,更加明显的下降,女拳和房价上涨(两者都抬高了结婚的门槛)应该是直接因素。
总结一下,逻辑环大概有以下的几点: 1,工业化(造成从封建等级到资本主义的阶级)——阶级上升——教育军备竞赛——只以劳动力价格为限制的教育成本——生育成本高 2,工业化——阶级上升——教育时间过长——下一代回报速度,相比于童工和农业劳动力,太长——生育回报少回报慢——生育率低 3,工业化(减少了男女劳动能力的差别)——女权——女性工作——育儿需要的精力变得更加稀缺——生育成本高 4,工业化——女权——女性能工作但是还能靠性价值阶级上升——(以房价等金融产品、资产证券的高价格和稀缺性为中介)——结婚率低——传统农业社会的限制人口增加的机制被进一步加强。 5,工业化(需要理性)——反对宗教——女性不再相夫教子——精力成本变高——生育率低 6,工业化(相比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的差别)——工作时间延长、工作需要的精力增大——(以职场排斥孕妇、以劳动时间长为中介)——精力成本增加——生育率低
所有逻辑环的第一步都是工业化、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越发展越绝育的历史现象。
所以说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不能仅仅靠所谓的“补贴”,必须考虑这些要素: 1,怎么样提高结婚率?(这是考虑到,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心理问题) 2,怎么样限制教育军备竞赛? 3,怎么样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精力? 然后才考虑所谓的生育补贴。不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生育补贴就是泥牛入海,无穷无尽,不见尽头。
我对上面的问题有一些并不成熟的思考,当然也希望大家都提点建议
对于问题1,之前论坛也讨论过以此结婚和专偶制的问题。 http://www.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77&extra=&page=14 里面提到了: “在第二阶段,革命民主政权的主要策略应当是“封闭性市场”。即关闭跨国和跨地区性市场,引导人口向小城市和农村流动,限制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向上”婚姻选择。同时使用专政手段打垮国内外资产阶级有意扶植的“女拳/女德”组织,阻止它们向(仍然存在)的性市场释放扭曲信号。” 换句话说,通过逐渐削弱婚姻和财产的联系(甚至到这一步都不算婚姻了),将实际上的结婚率/独身率降低
对于问题2,它的实质是限制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同时又普及高等教育,从而消灭“阶级上升”。对于一个半外围国家来说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实际上又和脑体劳动分工纠结在一起。没有消灭阶级上升,这也是为什么苏联的生育率仍然很低。
最后,第三个问题反而最好解决,因为降低劳动时间、增加休闲就是社会主义带来的直接的好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抚养(就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说,其实主要是增加幼儿园和托儿所),也可以降低父母在儿童身上花费的精力。此外还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让学校提供一日三餐和服装(校服),甚至国家给儿童发零用钱,进一步降低家长需要耗费的货币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