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香港“终局之战”的反国安法抗争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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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瑞典支部党报《进攻报》（Offensiv）的记者 Per Olsson，日前采访了香港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抵抗”，讨论香港近期剧烈发展的事件

Per Olsson：香港的“新国安法”似乎带来了重大改变；您认为这会引发比去年更大的抗议运动吗？从社会主义行动的角度来看，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来激励当前的运动，并建立足以击败这个恶法的运动？

抵抗：这部法律标志着香港部分自治的终结。实际上，中共独裁现在可以随意把矛头对准任何反对派团体，就像在中国大陆那样。他们不需遵循本地法律，还能随着情事来修法。这部法律的目的是粉碎香港的民主斗争。

现在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取决于许多因素。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独裁政权正在利用疫情，假借公众健康为由禁止8人以上的聚集，而人们也对于多人集结的场合抱持警惕。实际上，从去年10月开始，香港已经禁止大部份的示威活动。所以现在任何抗议行动都是违法的，警察也已经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更成熟的策略迅速压制抗议活动。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极大的愤怒。一项对37万人所做的线上民调显示，98.6％的人反对《国安法》、70％的人表示这仍不会对反政府的抗议活动有所影响。民众普遍觉得现在已是“终局之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输掉。但同时，当中也有一定的沮丧情绪，因为去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上街，甚至一度多达200万人，而且还以如此激烈方式进行抵抗，然而，独裁政权不仅没有让步，反而诉诸更残酷的镇压。

从策略上以及纲领方向上解决这些运动仍欠缺的要素，一直是社会主义行动参与运动的主要重点。如果香港的抗争要胜利，就需要采取工人阶级的方法，包括建立工会等工人组织，并且将民主权利的需求与迫切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需求联系起来，从而把我们从即将崩溃的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要赢得中国大陆乃至全球工人的支持。当前香港抗议活动未能做到这一点，只可惜目前人们的眼光还太狭窄，看不到中国群众的巨大潜力。因此运动必须重新建立，并改变方向，才能赢得胜利，这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自一年前爆发大规模民主抗议以来，香港警方已逮捕了8,000人。

Per Olsson：“习大帝”正面临着历史性危机，但似乎仍然决心通过《国安法》来结束香港的特殊自治。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共政权宁愿冒上诸多风险，却仍然想终结“一国两制”？

抵抗：这显示了中国危机已走到多深刻的程度，这场危机在疫情爆发前就已开始发展。疫情在国际上和在中国都加速了危机的进程。这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放缓。中共是靠着粉饰GDP，才让数据还能看得过去。中美贸易战对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且警示北京要正视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的意图。去年香港和台湾发生的事，对北京来说是场灾难，意味着政权正在失去掌控。

因此《国安法》实际上是让中共直接统治香港，并违背过去的一切承诺，尽管这会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和代价，但独裁政权感到别无选择。它宁愿承受这些新的成本和危险，也不愿失去掌控。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当局的如意算盘不会打响。独裁政权现在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定时炸弹之上。他们可能会采取短期措施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但这些措施会越来越造成反弹，反而埋下更严重的问题。

这正是2008至2009年全球经济大衰退期间，北京的刺激经济措施招致的恶果。当时刺激措施看似是大胆果决的行动。但是，这么做就使他们的债务问题失控。今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祭出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占各自GDP的10％以上，相较于此，中国在疫情危机期间的刺激措施却使用得非常节制，迄今只占GDP的2.6％。

Per Olsson：《国安法》将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这会如何影响新的中美冷战？会有新的关税和制裁吗？

抵抗：美国极有可能实施制裁。据推测，他们至少会撤销1992年授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从贸易上来看，今后香港跟其他中国城市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尽管我们还不确定，但欧盟也有可能效仿跟进。欧盟，尤其是德国，过去曾经试图在中美冲突中采取中立，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但是现在，大多数西方政府都归队到了一个相当宽松且内部矛盾的反中联盟。不仅在香港问题上，在华为和技术等其它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阻止中国公司并购欧洲公司。这次的疫情已把其他资本主义政府推向美国，并主张：必须要围堵、压制中国。历史经验看来，这种帝国主义冲突往往会导致战争，而此刻的表现形式是经济战。

甚至是依赖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市场的澳洲，也因为当地政府要求独立调查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原因，而与北京发生冲突。于是中国政权通过打击澳洲的大麦和牛肉进口来进行报复。

习近平和其执政集团可能低估了他国以香港为由进行报复的规模。特朗普（台：川普）本身并不在乎香港；就像他显然毫不关心民主权利，但疫情正威胁他的连任，至今疫情在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字已经直逼一战，因此他有压力必须表现得对中国很强硬。

春华

Per Olsson：这对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有何影响？美国是否会借此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西方采取的行动会在香港得到支持吗？香港现在对西方有更大的幻想吗？

抵抗：中国力图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作为它在亚洲的贸易联盟，并扩大“一带一路”来缓和西方的抵制。但是，这两个计画都面临巨大的矛盾。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债务危机加剧，“一带一路”现在就是寸步难行。中国是许多贫穷国家的最大的债主，其贷款占全球GDP的6％。这些贷款中有许多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亚洲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减免这些债务。

中国内部也会激发权力斗争。因为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存有一定的声音反对“一带一路”，认为这是浪费钱。“一带一路”的问题非常敏感，因为这是习近平的亲生儿子，习近平把这当成是一个面子问题。要他愿意缩小“一带一路”规模都不容易，更遑论说放弃。

台湾已经成为中美冲突中至关重要的“棋子”，也是习近平的帐本上的污点。因为有人把他和其前任胡锦涛处理台湾关系的方式加以比较，看起来胡锦涛比习近平处理得好很多。习近平恫吓和威胁台湾，好让他在国内看似强人，但在台湾却引起灾难性的反对声浪。

蔡英文以“反习反中”为主要政纲连任总统并获得70％民意支持，此后的疫情亦更没有帮北京在台湾赢得任何好感。中共独裁对于香港的镇压，几乎代表当局承认台湾问题已经无可挽救。

在香港，对于美国、台湾和西方的幻想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这表明，尽管对独裁政权感到愤怒和仇恨，但人民感到群众斗争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他们寻求外国帮助。这也是我们在其他冲突中见过的状况：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不同时期都幻想美国会拯救他们，但最后都被出卖了。因为美帝国主义只是利用这些议题来推动自己的全球野心，无论香港、台湾、库尔德斯坦、乌克兰的人民，全部都可以随时抛弃。

Per Olsson：从社会主义行动的角度来看，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应该如何回应？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声援？

抵抗：国际声援行动可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他们可以激励香港人，同时也可以打开香港群众的视野，看到国际上哪些势力值得或不值得信赖。美国民众抗议警察暴力、种族歧视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的大规模抗争让我们看到，特朗普面对自家的后院爆发抗议时，态度与习近平如出一辙。他抨击示威者是“恐怖分子”，为警察暴力辩护，这一切都跟中共独裁和林郑月娥的说词一样。

可惜的是，香港本土派／港独派中有部份人支持特朗普和美国军警，指责美国目前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憎恨，使他们对事实视而不见：需要把美国、香港和中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反对国家暴力。

而西方的工会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抗议中国对香港、新疆、中国罢工工人的镇压。许多西方的工会运动中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一部份所谓“左派”分子和工会干事拒绝批评中国政权，甚至受中共宣传的蛊惑，认为香港抗议活动是亲美的。不幸的是，很多人对于中国和香港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因此，如果有工会官僚拒绝声援香港或声援中国罢工工人，指这些是“亲帝国主义”的运动，通常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资讯和论据反驳。这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成员有一项重要的教育工作任务，随着新冷战的来临，上述问题将会更加错综复杂。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本身就是错误的逻辑。显然，不论特朗普或英国首相约翰逊都是自己国内工人的敌人，但这不会代表习近平就是西方工人的朋友。习近平政权没有任何一点进步价值。与欧美相比，中国政权甚至把更多的社会财富转移到了有钱人手中。

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团结和教育，重建工人阶级运动优良的国际主义传统，再次强调为什么工人的主张与行动始终需要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客。草根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家暴力、专制政策、残害工人的政权，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