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托派”？

反毛者乃畜生

2010年12月22日 17:09:38 　来源： 《北京日报》


编辑同志：
　　您好！在阅读党史书籍时，我常看到“托派”一词，而且发现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及刘仁静等与“中国托派”有某种关系。我还注意到，有的文章在提到“托派”的思想倾向时还将其视为“极左”思维。那么，“中国托派”究竟是什么组织或派别？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有怎样联系呢？能否请有关专家给解答一下？
　　北京市朝阳区读者 王添翼 2010.11.8


　　本刊约请中央党校党史部祝彦教授作答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中国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 “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当年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这样一来，中共党内就有了第一个托派组织，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此后，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组织——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在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
　　二、陈独秀等人如何走上“托派”道路
　　“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由于受到当时“左”倾错误的某种不公正对待，又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但是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因此当托派组织和“老头子”（指陈独秀）没有给自己适当的职务的时候，就叛变了。马玉夫是这类人的代表。
　　第四种是陈独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讲，陈独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相同之处，两者是相悖的。陈持“二次革命论”，托氏主张“一次革命”，二者南辕北辙。陈独秀之所以投入托氏主义：一是因为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托洛茨基则表扬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托氏的话无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十分感动，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二是当时“左”倾中央在解决陈独秀问题时粗暴无礼的态度，使陈独秀十分气愤。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方面是令人感激的称赞肯定，另一方面是令人愤怒的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实际上，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选择，导致晚年陈独秀与托派集团的分手。

反毛者乃畜生

三、抗战时期“中国托派”为什么遭“人人喊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这是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黄超杀害，从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这无疑是秉承了斯大林对托派从肉体上消灭的旨意。据张国焘的回忆，王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22－423页）因为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这样说：现时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52—153页注[30]）对斯大林惟命是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就这样鹦鹉学舌地照搬照说，并在中共党内贯彻执行。
　　当时的情况是“好像托派即汉奸，汉奸即托派，充其极，凡反对斯大林者皆托派，凡不赞同苏联者皆汉奸，皆在应杀之列。于是乎‘托派汉奸’这一个名辞，便成为刽子手的刀了。”（非君《托派汉奸》，参见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8页）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说：“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许世友延安受审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0年第9期）从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湖西肃托”等事件来看，“托派汉奸”是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如此，在国民党内也如此，因为国民党政府需要以此来维系它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
其二，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如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郑超麟《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火花》第3卷第5期，1941年4月16日）这样的言论能不招来“人人喊打”吗？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
　　四、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的情况如何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469页）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派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留在大陆的托派重要成员尹宽，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另一名重要成员郑超麟于1952年12月22日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1979年6月，他和其他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同志被恢复了自由。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

赤旗

这篇文章作者本身对托派了解不清楚，很多地方是抄书都抄错了， 估计这个所谓的党史教授连老前辈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都没好好读清楚。所以，说出来的话毫无条理性，挑几个错吧。

1）“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作者在这里列举的这几个人彭述之到郑超麟，恰恰都不是莫斯科遣送回国的青年托派，只有王文元（王凡西）能算是苏联回来的青年。其他都是陈独秀老头子派的人，是跟着陈独秀在1929年前后读了托的文献前后一起转变为托派的。彭述之1927年就是党内宣传的负责人，尹宽和郑超麟是和周恩来一起的留法少年共产党后来也做宣传工作，也参加过负责过1927年工人武装起义。

“梁干乔”倒是1928，1929年莫斯科回来的人，他是黄埔一期的，但是因为投靠了军统没有算上。。

2）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这里显然要么是编辑的问题，要么是作者写文章的极端粗心， 把两个人混为一个人。唯一见过托洛茨基这话就错了。 在苏联时期不止梁干乔见过托洛茨基，见过托的中国留学生不止一个。 而在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土耳其后，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就是刘仁静了。 至于刘仁静是否投机者，这就要两说了，最后刘是中共收了，也是因为他是一大代表。

3）第四种是陈独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讲，陈独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相同之处，两者是相悖的。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

这话本身就是错误的，作者显然没有认真研究过陈独秀的思想。陈独秀支持过两次革命，但后来也认同一次革命，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就是斯大林两次革命失败的典型。 陈独秀抵抗最久是因为对理论认真，所以要穷就到底。陈独秀对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是很认同的。 可以参考我贴的陈独秀晚年最后一篇政论文章《论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

4）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如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郑超麟《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火花》第3卷第5期，1941年4月16日）这样的言论能不招来“人人喊打”吗？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

这话又是不懂装懂的典型了。 首先，当时郑超麟代表的是少数派，他的言论不能代表托派的大多数人，又不符合第四国际决议的精神，如何能说是托派的言论，只能说是某些托派的言论。而且既然举了郑超麟代表最多几十个托派的言论，为什么不举一下第四国际就抗日战争的决议说了什么？

其次陈独秀与“托派”绝交，主要是和彭述之的多数派的意见，甚至是他和彭之间的矛盾， 和郑超麟的少数派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该文作者的事实和分析都是有问题的，虽然大致内容尚可， 但有意无意混淆的地方太多。

反毛者乃畜生

赤旗兄：
1）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

二者是并列的，没说都是从莫斯科遣送回国的。

2）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

说的是接见，不是见过。我在飞机场老远还见过张学友刘德华，不代表我是他们的粉丝被”接见“。而且这话还有个定语”托派留学生“，你说的在土耳其见过托洛斯基的不算数。

3）陈独秀的事还是陈独秀自己说了算吧。赤旗兄根据主观的判断”思想“是什么什么的于是这人就是托派，这和当时肃托的时候主观的指定某个人是托有什么区别呢？

4）文章讨论的是”中国托派“，不是什么第四国际。郑超麟是中国托派的少数派吗，为什么托派总是让”少数派“来发声。再者，这个”少数派“和现在红中网上的自称托派的说法一样样的，我怎么知道现在红中网上的不是”少数派“呢？

赤旗

“反毛者乃畜生”，既然你提到了“文法”，那我们就这讨论较真一下

1）”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绝大部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以及”当然是从属的，但是一共举了四个人的名字，其中三个是在中国受影响的，而只有王凡西是从莫斯科回来的。

2）刘仁静也是留苏学生，只是在回国途中自己中途转道去土耳其见了托洛茨基。 而至于梁干乔他们在红场游行喊口号，事后托洛茨基会见的不只他一个人，这是历史事实，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后来不方便提了。（并非是老远在机场上见上一面，作者自己写作不严谨而已）看下面的文章， 这个“等人”可不止是梁干乔一人。因为他们在红场游行与其他托派一起呼吁支持托洛茨基，所以托见的也不是就梁一个人，甚至也不但是中国学生。

http://mag.laicar.com/Maga/TxtContent/948618
在离开莫斯科前，托洛茨基秘密召见了梁干乔等人，亲自交待了他们回国以后的任务：“你们回国后的工作，应该站在大革命失败的经验上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利用一切社会事件与刚被击败的工人群众重新发生联系。”

3）关于陈独秀，假如1942年的文章的政治观点都不能说明问题。，陈独秀正在1939年给托洛茨基回信（可是在1937年出狱后），用的都是我们，并非“你们”。 如果一个人真的和托派和托洛茨基恩断义绝，用得着说“我们如何如何”？这里的“我们”说的可都是托派成员。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 ... inese-chen-1939.htm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里，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

4）这个少数派是郑超麟和彭述之他们分裂时自认的。 这个问题你该与“真相123"去争论了。 他可是拿着彭述之的言论作为中国托派的代表， 你又说第四国际和彭述之不代表中国托派。 那么你们两个之间哪个做准呢？
你们各说各的自相矛盾着“反托”，我该如何回应呢? 不是托派总是让“少数派”来发声， 而是有些人只挑最自己有利的攻击托派， 关于第四国际和多数派的抗日观点在前面我已经贴过了。这里就不再贴了。。。

反毛者乃畜生

1）文章作者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个才是关键，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是看了托的书信的只能是从属。再说，作者明明说的是“其中著名者”，而并非和你讨论从莫斯科回来的占多大比例，自己读了托的书之后相信的又占多少比例。顺便还有你提到的梁干乔，因为他叛变了，所以不归入此类，可见你也知道，分类的方法是按照是否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个标准来分的。

2）作者说的是“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你说“刘仁静也是留苏学生，只是在回国途中自己中途转道去土耳其见了托洛茨基。”这个算不算接见，有待商榷，要说的话，作者这有这一小点上可能有毛病。但是你接下来说“这个“等人”可不止是梁干乔一人。因为他们在红场游行与其他托派一起呼吁支持托洛茨基，所以托见的也不是就梁一个人，甚至也不但是中国学生。”这个很搞笑了，因为你也说托接见的等人可能不光是中国学生，那你怎么能成几个中国学生被托接见的证据呢，如果是中国学生一人，其他国家的学生若干呢？
3）你就是喜欢钻字眼，说了个“我们”就是托派了，陈独秀清清楚楚的说自己不代表任何党派的话却不算数。我不评论了，让大家来评论。
4）我搞不清楚你们托派哪些是多数派哪些是少数派，因为我不是组织上的托派也不是“思想托”。我就是感觉很奇怪，少数派为何总是能发声。现在鼓吹分裂中国的是托派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那个什么第几国际对藏独疆独是什么说法？拜托你这位精通托派的专家解答。

赤旗

"反毛者乃畜生”， 这就强词夺理了。。。

1）作者不想把彭述之等人归到陈独秀老头子派下，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陈独秀不是真地信奉托洛茨基的思想， 在陈独秀的圈子里， 彭述之等人当时的影响力可远超马玉夫等。。。。
如果按你说的， “绝大部分”有和“其中著名的“显然是冲突的， 因为举例的”著名“者原来和"绝大部分”不是一回事啊。。。我教你个方法怎么解释。 你应该说作者从来没说是1928，29年回来的那批的留苏学生。 彭述之，郑超麟等也是去过苏联学习的。。。

2）梁干乔只是和托洛茨基见了一面。 刘仁静在土耳其可是与托洛茨基在一起待了一周，请教了很多问题。你认为是哪个重要？ 而且在红场游行后， 赵济等人也见过托洛茨基，并非只有梁干乔一人见过托洛茨基。这个等可不是说梁干乔和苏俄当地人，而是指要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否则托洛茨基“面授机宜”不就不对谱了。

3）这个“我们”是不仅一般意义的我们， 而且是谈到组织人数，我们有多少人， 和中共比如何？ 如果这样的“我们”不是指托派，那又是指什么？ 陈独秀不参与托派新组织的活动， 因为青年一代攻击他和彭述之是机会主义投入托派， 而彭述之和他之间又关系搞僵了。 所以他索性谁都不理。而他1942年的最后一篇文章则说明，他仍然以托派的政治原则分析问题。

4）你见西方媒体报道过刘晓波和许志永坐牢，你见他们报道过马厚芝坐牢吗？ 不是多数派没发言，而是少数派的发言用来被攻击托派， 越是离主流声音远的越容易被攻击。中国这30年右派篡改毛的发言也不少吧。

我不敢自诩很懂托派，就谈谈自己理解的皮毛。。。。

5）中国的托派都是“托派个体户”， 所以无论“马列托、赤旗或者秋火”谈什么主张只是代表托派人群中的一家之言，谈不上什么多数派和少数派。只有有组织之后才能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6）国际上的托派组织有5、6个不同的大国际托派组织，有数十个小的托派组织，当然立场不同。

最让毛派右翼喜欢的应该是“斯巴达克派”了， 他们现在的主张是中国仍然是畸形的工人国家，要无条件军事保卫中国，西藏新疆那是美帝国主义煽动的叛乱，要镇压， 1989年民主运动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他们在中国网络上最上镜的时候，是2008年奥运火炬期间，一班中国留学生跑CNN去抗议，开着奔驰三菱跑车，穿着奢侈品牌的衣服，几个大胡子老外站在边上举着“无条件军事捍卫畸形工人国家”就是他们了。
毛右们， 记住斯巴达克派托派。

接着是USFI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就是传统最大的国际托派组织。他们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工人国家，支持新疆和西藏的自治权，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干预西藏问题, 西藏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有与中国人民一起斗争才能实现。

接着CWI工人国际委员会（socialistworld.net)，第二大托派组织，认为中国的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支持新疆和西藏的民族自决权直到其人民要求独立的权利，但似乎西藏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有联合中国汉族人民的阶级斗争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才能最终实现。但是认为在现阶段新疆和西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实现。 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终东亚是要建立东亚社会主义联邦的。（我知道这听着很拗口，但这是托派的辩证法）

接着是第四国际国际统一委员会（WSWS.ORG)，他们认为中国仍然是带有斯大林主义参与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严重的不稳定性。 支持藏族和维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但是西藏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有与中国劳动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一起才能实现。

此外还有很多托派组织，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据我说知一般都是表示原则支持民族自决权，但是在现阶段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支持民族自决权的意思就是支持直到分离和独立的权利，支持民族自治就是只支持到自治为止。当然这里面还有区别， 有托派支持社会主义下的西藏和新疆独立，这是用托洛茨基针对苏维埃乌克兰的原则，也有坚持要贯彻列宁民族自决权到底，不管什么政治制度 只要该族多数人民要求独立，就支持独立）

在这问题上，其实毛派内部的意见也各有不同，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吐蕃独立“，有人支持辛亥革命模式，有很多是不可考虑独立的，甚至毛右连自治权都不肯承认。不肯承认自治权其实和右派支持政治改革一样，是在侵蚀人民共和国的道统。。。（这点毛右们光想着民族主义了，没想到这个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