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XDG 于 2024-1-5 22:19 编辑
这个论坛已经凉了快10年了,这是12年的文章,转载自一个叫“工人大学”的网站
https://prometej.info/
斯大林和毛主席在托派和目田那里常常被放在一起污蔑,反过来说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态度也能作为我们对主席的认知的参考,也因为两人身后经历都何其相似。
以下是全文机翻
…如果15年前或甚至10年前,有人告诉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肖像会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可能会嘲笑那个人,或至少不太可能相信他。但今天,斯大林的肖像真的挂在我的房间里。 这个小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我这一代人,甚至更年轻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斯大林在我国历史和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角色和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可以说,我个人走向斯大林的道路并非例外。今天,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报纸对斯大林的角色评价越来越积极表示恐慌。即使根据官方的、亲资产阶级的调查,也有45%的人口对斯大林在我们历史中的角色持积极态度。这个数字在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需要进行“去斯大林化”运动后,立即增加了6个百分点。2008年由“俄罗斯”电视台实施的“俄罗斯之名”项目旨在通过互联网用户、电视观众和广播听众的投票,选择与俄罗斯有关的重要人物。这是英国的“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和乌克兰的“伟大的乌克兰人”的类似项目。尽管当局和项目作者的拼命努力,斯大林仍位于领先三甲之内。他长时间领先,且领先幅度很大,项目组织者只能通过“行政资源”勉强将他排在更安全的、对俄罗斯资产阶级政权更安全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子之后。显然,这不是老年退休者通过网络表达对威权政治的喜爱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怀念。这表明我们看到了中年和年轻一代的选择。
目前俄罗斯当局对斯大林的恐惧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在他去世近60年后!他们今天开始的“去斯大林化”是诋毁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一种绝望的尝试,旨在将人们从越来越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拉出来。但是,那些在80年代末对资本家和机会主义者有效的办法,今天已经不再有效了。 斯大林的重要性和角色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迫使我们重估的——比任何书籍、电影和其他宣传手段都更有说服力。当我们比较他作为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成就,与过去20年来整个俄罗斯统治阶级的灾难性成果时,我们不得不对他持积极态度。
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和我的同代人几乎没有想过斯大林。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就像彼得大帝一样,但我们并没有特别思考斯大林在建设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创造我们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时候,尽管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同样的想法,就像现在一样——人民“自己”建设了社会主义或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当然,这些胜利和成就是由人民实现的,但人民有具体的领导者。不应该忽视他们的作用。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电视节目中,斯大林只是在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背景下出现——无论是在纪录片还是在艺术电影中。他被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体现了他在那一时期我们历史中的角色,但关于战前和战后时期他的工作几乎没有提及,就好像在那些时期,与战争相比,我们的人民没有具体的领导者,而是被“党和政府”这样的笼统词汇所代表。这种对斯大林的半吊子看法,受到了当时我们的历史课本的影响——一方面,它们摆脱了赫鲁晓夫时代的极端,另一方面,仍然保留了有关“个人崇拜”和“镇压”的立场,但只是在一个段落中提及,并且是关于斯大林去世的。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但人们更愿意尽可能少地谈论这一点。“个人崇拜”和“镇压”被宣称为,就像在赫鲁晓夫时代一样,那个时期的“副产品”,特别是斯大林个人特点的特点——而没有任何尝试对那个时期的事件进行阶级分析。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来说,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人民可以真正、真诚地爱和尊重他们的领袖。像我们当时的政治局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已经不再引起任何感觉,除了嘲笑,尤其是当他们试图“强迫”我们“爱”他们时,比如像勃列日涅夫(我现在虽然不爱他,但对他有足够的尊重)。这影响了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们对从朝鲜传来的杂志上关于金日成的故事的反应。基于我们自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历,“个人崇拜”在我们看来是对现代、思考人类的深度侮辱。但是,上一代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并没有“被洗脑”——他们只是遇到了另一种类型和规模的领导者,而不是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我真正开始理解这一点是在我去朝鲜旅行之后,我有幸在实践中看到和感受到人民对领袖的真诚爱。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学校历史课本中,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及,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种潜在的感觉,好像社会主义是“自发”建立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历史课本中,对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企业和刚刚建立的集体农场实际进行破坏活动的“民族经济破坏者”也被带有尴尬地提及,但语气是“有些人在某处偶尔”,就像在关于苏联警察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出色系列剧《专家们进行调查》中唱的那样。我们几乎看不到斯大林的肖像周围(据我记得,教科书上有一张他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照片)。斯大林的理论遗产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甚至没有被考虑。商店里找不到他的著作,据我记得,图书馆里也只有特别许可才能借阅。在论文和论文中引用他的作品作为方法论基础是不允许的,他的名字被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行列中删除,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被归结为纯粹的组织和管理。
我认为,在80年代末以反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重建”能够奏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7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持有含糊、半吊子和无形态的态度,这导致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事情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当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斯大林的这种含糊和羞耻的态度不仅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而且还在人民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抗议形式。在卡车司机中,特别是在长途卡车司机中,把斯大林的肖像挂在他们的卡车驾驶室里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面朝前挡风玻璃,即面向外面——也就是说,给周围的人看。这似乎是从格鲁吉亚的卡车司机开始的,但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当然,禁止他们在驾驶室里展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的肖像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这感觉像是某种半合法的事情(这些肖像是他们在黑市上从家庭摄影师那里购买的,因为商店里不卖这样的肖像),像是对当局的某种挑战。这是一种对当时日益增长的腐败、背离社会主义规范、党的高层与人民脱节的抗议。
“实际上,这是一种抗议形式,常常是无意识的,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在道德上的腐败和资产阶级的堕落。这种腐败和堕落正在全速进行,预示着‘重建’,转变为反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复兴’。”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对斯大林的这种暧昧和羞愧的态度不仅造成了人们感觉有些事情被“隐瞒”了,而且还在人民中引发了一种特殊的抗议形式。在长途卡车司机中非常普遍的是,在他们的卡车驾驶室里放置斯大林的肖像,并将其展示在前挡风玻璃处,面向外部——也就是说,向周围的人展示。这种做法似乎起源于格鲁吉亚的司机,但很快就在整个国家传播开来。当然,禁止他们在驾驶室内展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肖像是不可能的,但同时这种行为被感知为某种半合法的行为(这些肖像是他们在黑市上购买的,因为商店里没有出售),它是对当局的一种挑战。这是对那些年日益增长的腐败、对社会主义规范的背离以及对党的高层与人民脱节的抗议。 <span]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对斯大林的这种暧昧和羞愧的态度不仅造成了人们感觉有些事情被“隐瞒”了,而且还在人民中引发了一种特殊的抗议形式。在长途卡车司机中非常普遍的是,在他们的卡车驾驶室里放置斯大林的肖像,并将其展示在前挡风玻璃处,面向外部——也就是说,向周围的人展示。这种做法似乎起源于格鲁吉亚的司机,但很快就在整个国家传播开来。当然,禁止他们在驾驶室内展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肖像是不可能的,但同时这种行为被感知为某种半合法的行为(这些肖像是他们在黑市上购买的,因为商店里没有出售),它是对当局的一种挑战。这是对那些年日益增长的腐败、对社会主义规范的背离以及对党的高层与人民脱节的抗议。
“本质上,这是一种抗议形式,常常是潜意识的,对苏联党政和经济机构的道德腐败和资本主义变质。这种腐败和变质正在加速进行,预示着‘重建’,即过渡到反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复兴’。”
我们也通过另一个渠道了解到斯大林的形象和对他的态度——通过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对他时代的回忆。
我必须说,在我的家庭中,有被今天称为“被压迫者”的人——我奶奶的两个兄弟,他们都是党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从1917年就是党员(那时他17岁),甚至还与S.M.基洛夫一起在列宁格勒工作过。他们在1937年被逮捕,并被流放到乌拉尔的定居点,但斯大林在世时他们就被平反了,并继续在那里生活。但我们家没有对斯大林的负面态度,尽管奶奶和她的亲人回忆起兄弟们被捕的时间是他们生活中非常艰难和不愉快的一段时期。这段经历让他们害怕参与政治,但也仅此而已。
即使是那些“被压迫者”本人,也没有对苏联政权和斯大林本人持负面态度。Vasily Vasilyevich Nikiforov在后来回忆起他的逮捕时带着幽默说:“我们为自己争取的东西,最终也得到了!”他非常清楚,在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永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对他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一些小的个人委屈,比如那些看不见森林的创意知识分子,而是国家和人民,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因此,我也没有培养出对斯大林的敌视情绪。30年代到50年代在我看来——无论是通过书籍还是亲人的叙述——都是精神飞扬、实现不可能的美好时代。
对斯大林的负面态度,首先存在于保留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圈子中。他们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对“镇压”的夸大、充满个人委屈的看法,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最终从社会主义中获益远大于损失。孩子和孙子们甚至不打算去了解他们的亲人是否真的有罪——他们甚至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是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而不是他们是否确实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伤害。举个小例子——有个女人现在到处喊叫共产党人如何在战争中作为游击队员的她祖父“在营地里把他折磨致死”。但当你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就会发现这个祖父虽然被逮捕了,但是死于自然原因,而且他是被纳粹从我们的公民中组建的“游击队”中逮捕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拍拍他的头表示安慰吗?当你向他的孙女指出这些事实时,她开始尖叫说她的祖父“不知道他在为哪一方战斗”。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提出“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合理评论。有趣的是,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在战斗中的立场呢?如今,她的这位祖父,一个纳粹的追随者,被新的俄罗斯当局——瓦拉索夫的继承者——平反了,而他的后代作为“政治镇压的受害者后代”获得了赔偿。
对斯大林的负面态度,首先存在于保留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圈子中。他们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对“镇压”的夸大、充满个人委屈的看法,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最终从社会主义中获益远大于损失。孩子和孙子们甚至不打算去了解他们的亲人是否真的有罪——他们甚至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是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而不是他们是否确实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伤害。举个小例子——有个女人现在到处喊叫共产党人如何在战争中作为游击队员的她祖父“在营地里把他折磨致死”。但当你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就会发现这个祖父虽然被逮捕了,但是死于自然原因,而且他是被纳粹从我们的公民中组建的“游击队”中逮捕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拍拍他的头表示安慰吗?当你向他的孙女指出这些事实时,她开始尖叫说她的祖父“不知道他在为哪一方战斗”。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提出“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合理评论。有趣的是,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在战斗中的立场呢?如今,她的这位祖父,一个纳粹的追随者,被新的俄罗斯当局——瓦拉索夫的继承者——平反了,而他的后代作为“政治镇压的受害者后代”获得了赔偿。
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斯大林这样的“暴君”的态度并没有超出知识分子(主要是首都)的厨房。这样的想法即使被表达出来,也只是以艺术作品中的“伊索语言”出现。这不仅仅是因为审查制度,更因为人民本身不会接受那些公开表达这些观点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