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文化大革命

西红柿收割机

一次相对成功的，值得借鉴的运动-苏联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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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本文介绍了一部研究反映苏联早期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材料，列举了具体的历史事件说明了当时运动的背景和经过。 正如文末所总结的，这次运动未能逆转苏联被修正主义篡夺政权的关键原因之一便是没有类似中国以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代表的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最后运动也只是从形式上而没有从实质上对资产阶级法权，三大差别等进行有效的限制。
• 苏联早期的反官僚主义文化大革命，即便当时被国内工业化计划影响，还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在于没有意识到旧资产阶级没有被消灭，以及党内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导致党内领导权变为修正主义。
  

近期读了一下读希拉.菲茨利特卡帕克的［俄罗斯的文化大革命］，觉得很有比较意义，因此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的一些片段和感想。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英语：Sheila May Fitzpatrick，1941年6月4日—）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苏联历史和现代俄罗斯历史，尤其关注斯大林时代和大清洗，她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并属于共产主义史学的"修正主义学派"。她对极权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并在比较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争论中强调了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区别。（本结果来自维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在1928-31年期间，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到了共产主义青年特别突出的激进运动的冲击。学生们挑战他们的教授，迫使他们进行“重新选举”。在专业领域，既有的权威被更年轻、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推翻，学者们被敦促把研究重点放在与社会和经济实际相关的主题上。随着将整个教育过程与工业、集体农业和当时的政治运动等“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努力，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学生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被招募到高等教育中。文化革命者抨击了“官僚主义”的行政形式，提出了新的组织方法，他们给这些方法起了一个听起来很军事的名字——“轻骑兵”冲锋，生产“旅”，“文化军队”的“战役”。

新训练的“红色专家”进入了工业扩张所创造的工程岗位(以及那些被逮捕的“资产阶级破坏者”空出来的岗位)。共产党本身也在工厂里进行大规模的招募，并成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政党，这是列宁领导下从未有过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文化大革命”一词的使用具有特殊意义，与苏联早期或后来的用法不同。它描述了“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对抗，其中共产党人试图推翻从旧政权继承下来的文化当局。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战争的概念依赖于将旧知识分子定义为“资产阶级”，将共产党定义为“无产阶级”。

1927年，在工业化前夕，李可夫和莫洛托夫一致认为，为了成功的工业化，有必要大幅增加对文化的投资，特别是在初级教育、技术教育和扫盲运动等优先领域使用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一词来描述工业化所需要的大众教育的非战斗性发展。而“文化大革命”的新概念是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克里尼茨基在夏赫蒂审判期间召开的文化问题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克里尼茨基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没有阶级战争，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必须与“受旧社会影响、传统和习俗的残余和残余支持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

阶级斗争背后的实质是产业工人和工人阶级党员大规模向上流动，进入高等教育和行政管理岗位。文化大革命是培养未来的共产主义精英和创造新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工具。

这一社会工程的壮举——在苏联的经验中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没有重复过的——是在一场文化剧变中完成的，其中一些方面是由党的领导层直接操纵的，其他方面则超出了领导层的视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方面。这是一场工人晋升运动，与一场诋毁党内“右翼反对派”的政治运动有关。这是一场反对“官僚”权威的反传统青年运动。

1928年，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宣传者的大量精力都用于证明，倾向于安抚富农的党内“右派”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安抚者，因此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这一点在李科夫身上无疑是正确的，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全苏国家委员会主席)，他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右翼的主要政治人物。通过引用列宁关于需要与资产阶级专家合作的声明，他试图说服政治局迫害工程师是错误的政策。托姆斯基——工会的右翼领袖——对资产阶级专家或反对阶级战争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毫不关心。

实际上，资源严重有限。由于经济限制，大规模的教育扩张被取消了，教育机会的分配——而不是扩展——成为了关键问题。选拔的标准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一味强调成就将会把那些新政权试图鼓励流动的社会阶层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如果过分重视教育机构的社会组成，那么随之而来的对学术标准的侵蚀将威胁到对经济重建所迫切需要的熟练专家的培训和供应。因此，利用优惠入学政策是对领导层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优先事项的回应，并试图在无产阶级化的目标与相互竞争的经济和社会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但是，优惠招生政策并不是塑造学校人口社会构成的唯一手段。事实上，人民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旨在扩大以前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

早期苏维埃学派的内部组织及其与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都受到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形象的影响，即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公社的自由联合。像克鲁普斯卡亚这样的教育民粹主义者试图鼓励权力下放和民众参与学校事务，无论是在学校内部还是在学校与校外社会团体的关系中。但是，中央集权和等级森严的国家官僚机构的出现压倒了这些目标，并在学校内部的权威模式与更大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间造成了越来越缺乏一致性。

更激进的无产阶级化的支持者集中在工会运动、共青团和党的下层。这是一场以内战心态为标志的运动，渴望延续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气氛，不耐烦妥协，害怕资产阶级复辟。它既代表了一种政治纲领，也代表了一种心理。然而，这并不是一场敌视专业知识本身的运动。相反，它关心的是确保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新专家中的统治地位。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的典型警告中，对阶级战争的呼吁和对专业知识的尊重都出现了，他在1921年短暂参与教育争议期间为进一步无产阶级化辩护:人口中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正疯狂地试图将自己和他们的孩子维持在革命前时期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产阶级国家决不会允许以前特权阶级的父母和子女来决定我们在学校培养未来专家的人数和社会出身问题。

目前，在高等学校的门口，在这个国家中占多数的工农阶级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统治阶级和阶层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工农阶级希望从自己国家的同阶级中聘请专家。无产阶级国家公开站在自己人民的一边反对党最担心的是“未改造”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对教育目标定义的影响。它本身并不敌视专业知识，但渴望阻止潜在的资产阶级复辟，它迫切要求采取更深远的措施，以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代表对学校的社会和政治统治。

另一种批评来自以经济委员和维森卡为中心的经济和技术官僚利益联盟。只要学校关心的是传授积累的知识，只要学习是一种与经济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更大斗争脱节的书卷气的事业，正规的教育制度就会使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划分永久化。在他看来，只有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学校课程，强调生产培训，并参与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更大斗争，才能克服这种分歧。学习和生产的融合不仅对教育的民主化至关重要，而且对教育的定义也至关重要。舒尔金更关心的是它们的道德和教育效果。他对劳动的净化本质的信念，在当代中国干部被派往农村地区的五七学校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了呼应。

事实上，有组织的劳工代表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项为工人提供向上流动机会的政策。他在文化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文学论争中反对“无产阶级”或“共产党”，为“资产阶级”的非党作家辩护;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表达了当时的领导层共识，即“我们的政策总体上不遵循煽动阶级战争的路线，相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阶级战争”。另一方面，他是党领导层中唯一一个积极参与早期“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内战无产阶级)的成员，而且，与李可夫不同，他至少有能力参加在言辞上威胁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成分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坚实基础之上。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列宁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共青团都招收了大量新的工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它们已成为以工人阶级成员为主的群众组织。1930年，36.3%的党员是工人阶级，46.3%的党员是工人出身。

新经济政策的效果是至少使一部分人口更加富裕。但与此同时，城镇普遍存在失业问题，主要影响到非技术工人和年轻人，但也间歇性地影响到技术工人、工会会员和党员。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中有一种失去动力和缺乏方向的感觉——怀疑领导层不再有动力进行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五年计划恢复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并为实现这一目标释放了相当大的能量和热情。

资本显然构成了一个特权集团，从物质上讲，它是新兴的“苏联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政府机构雇用的专家薪水很高。尽管教授们大声抱怨受到的虐待，但他们的薪水很高，而且在住房优先权和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方面享有许多特权。白领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比产业工人挣得多，更不容易失业，而且住得更好对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生活水平没有随着专业人士和“官僚”的提高而提高的人——城市里的咖啡馆和夜总会象征着革命理想的可耻退步。

工厂里存在着对“资产阶级工程师”的不满:工人们普遍憎恨与旧政权有联系的人所享有的特权，共产党干部经常与非党首席工程师发生冲突。

一个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社会，面临着粮食采购问题，意识到外国干预、战争和内部与敌人合作的可能性，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结果是，社会上的积极分子开始用他们熟悉的机构清洗方法，攻击那些他们传统上怀疑的人。

1927年合理化运动期间，共青团以“轻骑兵”突袭政府机构，发起了反官僚主义运动。这些惩罚主要针对腐败无能的官僚，但如果是一个社会出身可疑的老“chinovnik”(沙皇雇员)犯下的罪行，自然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从1928年起，对机器的清洗由任何地方组织进行——共青团、党、苏维埃或工农检查——认为自己特别警惕。这些清洗被一位苏联历史学家描述为“自发的”，基本上是根据社会标准进行的。

地方党委对大学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驱逐富农、牧师、商人的子女。沙皇军官，知识分子和政府雇员则不太常见。政府对社会清洗的谴责发表在包括《真理报》在内的中央媒体上，但收效甚微。对学校清洗有一个功能上的解释，因为地方当局迫于压力要提高学校的“无产阶级比例”，开除或拒绝接纳“社会外来”儿童比招收工人子女容易。但是地方当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压力，地方共产党人的行动往往是由他们自己的假设决定的，他们认为只有工人才有绝对的受教育权，而其他群体的权利——比如他们的投票权——是有条件的，可以立即撤销。俄国国家军事委员会采取了反对社会清洗的原则性立场，但在这样做时，他们觉得自己违背了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多数派的意愿。

党的领导层对官僚主义热情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与支持党内反对派和指责领导层“官僚主义堕落”的倾向有关。斯大林在1928年鼓励共青团对官僚主义的攻击，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工会领导的运动尤其有用但是，如果把共青团简单地看作斯大林主义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工具，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共青团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者，他们将其理解为颠覆“反动”和“官僚”权威。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十月革命和内战的重演。

文化大革命不仅针对扫盲，而且针对迄今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教育官僚主义。成人教育，包括识字教育，属于地方教育部门的管辖范围。这些部门是当地苏维埃机构的一部分，有任命的官员，被共青团视为典型的官僚组织。

不久之后，《真理报》呼吁群众主动根除“官僚主义方法”，党的领导批准成立教育苏维埃，作为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这些本质上不是领导主动的政策，而是领导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回应。

1929年至1930年冬季，中央委员被工农监察委员会(Rabkrin)在莫斯科工厂工人大队的支持下清洗。全国约有150万苏联雇员遭到清洗，164,000人被解雇清洗被描述为反右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战斗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但事实上，这是一场对官僚机构的官僚清洗，阶级敌人的主题相对较少被强调，至少在中央，自愿参与和主动性几乎完全缺失。

西红柿收割机

文化大革命在专业领域的性质是复杂的。

这一领域的“阶级战争”是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团体进行的，但实际上由绝大多数白领或知识分子背景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成。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往往非常激进，但同时又不确定自己的资历。他们倾向于质疑自己对社会的价值，认为工厂工人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并且在要求清算知识界这个阶级的边缘摇摆不定。

从本质上讲，职业文化大革命意味着鼓励共产党人在现有的职业冲突中取得全面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冲突已经被认为是阶级战争——特别是在大学里，所谓的无产阶级核心学生实际上主要是工人阶级，教授们经常强调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或前革命取向。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既有伪无产阶级的一面，也有真正无产阶级的一面。在伪无产阶级领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试图与产业工人建立联系，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苏联机构将自己置于当地工厂的赞助之下，以避免被指责为官僚主义。在文革的修辞中，工人阶级的意见是善与恶的试金石，工人阶级的参与对任何事业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因此，作家们开始在工厂观众面前阅读他们的最新作品，并担任工业企业集体历史的顾问。

1931年有超过12万名大学生被列为工人或工人子女，而1928年只有4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年)开始时，工业企业的董事和代表中有一半是以前的工人但这只是行业内向上流动的上层工人。随着各级岗位数量的增加，工厂组织了自己的培训计划，并从内部晋升。非技术工人转移到技术工作岗位;熟练工人成为工头、师傅和技术员;技术人员变成了工程师。

学校系统也进行了重组，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阶级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几年里，“资产阶级”普通中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工人阶级的工厂学徒学校的入学人数从1928年的180万增加到1931年的330万.斯大林为资产阶级工程师平反(1931年6月)和谴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毫无成果的理论化(在几个月后发表的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的信中)标志着官方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在一些地区，这种干预使正在进行的事态发展戛然而止。在另一些地方，革命的冲动已经耗尽，战斗人员陷入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和相互指责之中。

不管有没有干预，文化大革命作为对新经济政策制度和惯例的热情瓦解，都有一个自然的时间限制。恢复秩序和重建机构的压力，即使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也是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的有限限制在工人晋升方面尤其明显——不是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的晋升，这在高层持续了几年，而是工厂工人的晋升。

到1931年，当工厂采取第一步措施加强劳动纪律并将工人从外部活动中撤出时，77所中小学和大学已经发现很难满足他们的无产阶级配额。工厂的招聘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这些企业正面临着熟练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愿意并且有能力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工人已经自愿参加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由于升职和被分配到新的建筑工地而消耗殆尽，并被大量涌入工业劳动力的农民所淹没。

教育录取中的社会歧视逐步消除。与新政策相比，赛里斯的教育体系是按照保守和传统的路线进行重组的，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激进主义了。

当文革结束，政府准备提供补偿时，老知识分子就能接受了。不仅与文革时期相比，而且与新时期相比，最直接的改善是“资产阶级”的党外知识分子不再受到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团体在其专业领域的攻击，也不再受到基于社会出身的骚扰。在许多领域，旧的专业“建制派”赢回了以前的权威。被捕和流亡的专家回到负责的工作岗位(有时甚至回到他们被捕时的工作岗位)。科学领导权回到了科学院。像莫斯科大剧院这样的传统艺术机构恢复了卓越地位。

作为三十年代社会分化过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相对于整个社会的特权大大增加。文化知识分子的领袖成为苏联最高精英的一部分。苏联的“文化成就”——本质上指的是30年代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就——受到政权的赞扬和奖励如果在1934年对知识分子进行一次真正的民意调查，肯定会发现人们对政权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不仅与1929年相比，而且与1924年相比)，并对未来的进一步改善抱有期望。

但文革的“阶级战争”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动的，而无产阶级维维真(在较小程度上，维维真来自农民)无疑是文革的主要受益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千上万的工厂工人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人被提升到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和行政岗位，或者被招募去接受高等教育工人阶级的孩子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人数空前，这一时期的职业学校成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里，苏联——像其他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一样——继续为社会向上流动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仅仅是因为熟练劳动力、专业和管理工作数量的增加。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在三四十年代，白领家庭的孩子比工人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大得多(农民家庭的孩子绝对处于劣势)，但高级职位的增加足以为所有社会阶层的有才华、有抱负的孩子留下足够的空间;1932年建立的夜校为那些没有直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额外的机会。

尽管如此，文革期间提拔的这一代人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唯一一个从熟练的工业工人或较低级别的政治和行政职位晋升的群体，这是有意识的领导政策和密集的一般性运动的结果。

第二次社会动荡的主要受益者，即1937年的大清洗，这场清洗清除了共产党高层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阿列克谢·柯西金(Aleksei Kosygin)和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ii Ustinov，现任国防部长)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人阶级出身，分别于1935年和1934年毕业，并于1941年在苏联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他们的职业生涯是成千上万人令人眼花缭乱的崛起的极端形式的例证。

事实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者是“勃列日涅夫一代”——他们是斯大林领导下的40年代政治局次级精英的核心，也是50年代和60年代最高政治领导层的核心。在近40年的时间里，这一代人对苏联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代人。

新经济时期形成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激进的活动分子，而“维维茨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群体。那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被送进大学的人有机会直接观察文化大革命的活动，而且他们的许多观察似乎都是不利的。据所有人说，维德维茨是一群积极主动、注重实际的人，他们对尽可能高效地获取有用的知识感兴趣。

文革的激进分子不仅是大规模的实验者，也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者和狂热的派系斗士。如果许多维维真主义者得出结论——在1931年后党的领导层的决定中得到加强——文革类型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危险的品种:派系，邪恶，无政府主义，完全缺乏常识，这并不奇怪。当然，30年代和40年代的党的领导层，其中“勃列日涅夫一代”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似乎倾向于这种观点，并决心避免重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混乱的“释放”。

党作为制度的新支柱，正处于变革过程中。由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上活跃的工人组成的旧革命组织(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中没有农民，革命后也不多)正在被逐步淘汰，而反映内战和新兵招募对党的社会构成影响的“秘书机构”正在崛起。党的中下层，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上层，开始从产业工人和初级政府工作人员中吸收半文盲，这一重要的新干部队伍必然会在党的观念中留下印记，并渗透到高层。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党的最高职位仍将由前职业革命者担任——但正是这一类人不断被异见削弱和排挤。在国家机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专业专家，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前就掌握了技能。只有少数在革命前或革命中入党的人，才有特权除去“资产阶级”的污名。但它有自己落后的方面–“官僚主义”被官方归为“过去的残余”，并在这个标题下进行斗争。

1928-29年是这样，当时，在税收和强制采购的压力下，这一阶层大幅萎缩，农村“资本主义”开始像蜡一样融化。许多中农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的经济活动开始萎缩。背景中存在着对该制度的未来极具威胁的差异。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抱负与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令人沮丧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最近一位历史学家贴切地将其描述为“大规模理论与小规模现实”。正当政府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时候，它让文化战线——大众教育和扫盲运动——危险地落后了:经济复苏还没有成为文化复苏。

首先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建造和重建，涌向城镇，寻找摆脱物质和其他苦难的方法。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干部队伍形成过程启动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紧张的社会重组——不断壮大的工业工人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办公室、管理机构、科学机构、新的地位、特权和权力等级制度，以及不祥的日益增长的安全和强制机构。在农村，这是一场像飓风一样基本的剧变——旧的农村结构和生活方式被彻底摧毁，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工业化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劳动力的突然需求使计划人员和政府部门不堪重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整个机器无法运转。农民必须在短时间内为建筑工地和新城市提供数百万人。1929年进行的一项工业劳动力调查显示，42.6%的工人是农民出身，20.6%的工人在农村有土地不出所料，原始劳动力的专业水平和教育水平极低。直到1939年，当情况基本稳定下来时，只有8.2%的工人受过七年级或以上的教育。

困难的根源在于，农民以前的经验、生活方式和教育水平根本无法让他们接受和管理现在强加给他们的制度。一位苏联作家指出，正是这种矛盾，使得国家必须干预——或者说接管——集体农庄制度运行的方方面面。此外，迫使一个保守的、大多数是文盲的民族突然改变其古老的生活模式所造成的压力，加上对他们的宗教的攻击。由于农民以前的生活和生产的调节和刺激失去了，实际上是被粗暴地拒绝了，农民通常的储蓄和积累的冲动被一种同样强烈的消费一切的冲动所取代(proedat);他平时对农场事务的关心和担忧被冷漠和“对生产的虚无主义态度”(proizvodstvennyi nigilizm)取代。

接着谈谈我的个人感想：

1苏联文革的背景：正如文中所说革命的背景是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交接之处，新经济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十分激烈，此时的共青团员和年轻的工人离上一次革命还不远，富有斗争精神，而苏共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集团意见一致，有能力大力支持工人的斗争，而不是像赛里斯文化大革命时党内部暗藏的许多走资派明里暗里的破坏，吸引群众斗群众，打着革命的名号破坏革命。

2结果：就结果而言，苏联的这次文化革命是极其进步的，虽然他们没能用真正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只是凭借朴素的反旧的资产阶级以及对上层官僚系统的质疑来进行行动，但是作为群众运动，他们做的很成功，斗争对官僚主义造成了破坏，也没有因为意见不一发生大规模武斗，作为主体的工人成功流动向工厂上层和党员上层，这些人成为了苏维埃新一代的领导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还是没能真正的理解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上，在各方面行业上，原先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手头的资源和知识技能占领大量重要位置，无产阶级担心资产阶级复辟情有可原，但是不能因此就跨越阶段，把工人监督直接变成工人管理，作者也说了这和列宁主义大不相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且它的革命既不能对潜藏的走资派造成真正的打击，也没有形成可持续的，不断的运动，即便有苏联官僚系统的支持，这个运动也只是形成了一代布尔什维克，并且这些领导人在后来作为勃列日涅夫一代走的也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官僚系统，并反对再次进行曾经造就他们的这一次社会运动。在1931年，这次社会运动随着斯大林集团的不再支持和回复秩序的客观要求而停止，旧的建制派也赢回权威，方向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建设，群众们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在他们离开后继续生长，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重新渐渐被富有资源的那群人所占领。共青团和工人的运动仅仅是依照传统反官僚，反权威，不少地方出现伪共产主义，工厂和学校假意配合以获取支持和过关。

3比较：可以看出，苏联的文化革命运动富有无产阶级的反权威精神，但革命的矛盾并没有如赛里斯那般尖锐，在中央的支持下革命进行的比较顺利，对官僚机构进行了清洗，这是比较值得借鉴的，同样，苏联社会运动的新政策和有组织也是相比赛里斯很多地区的盲动和保守、分裂更有进步意义。但是共同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派系没有真正的成长起来，赛里斯是由于阻力过大等各种原因，苏联的文化大革命则是没有真正触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李嘉图

164000清洗什么意思？全杀了？

越梓流

漏了34年的 36年的 38年的 苏联的大清洗是一次沉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