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自”后“民”是非核心国家的通病吗？

王其子

先流行自由主义后流行民族主义是非核心国家的通病吗？
这个问题来源于我在读列宁全集《飞黄腾达之路》。文章如下：

不久以前去世的百万富翁、《新时报》的发行人阿·谢·苏沃林，他的一生，反映了和代表了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他步入生活之初，是个贫民，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是个民主主义者；到了晚年，却成了百万富翁，成了一个扬扬得意的恬不知耻的资产阶级的吹鼓手，每逢当权者的政策发生变化，他都要出来献上一番殷勤。这对许许多多“有学识”、“有知识”的所谓上流社会人士来说，难道不是颇为典型的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玩弄变节伎俩都能这样飞黄腾达，变为百万富翁，但至少有十分之九的人（如果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话）正是在玩弄这种变节伎俩，从激进派的学生开始，最后谋得某个公务部门或某种投机活动中的“肥缺”的。
　　贫苦学生，由于交不起学费，没有进大学；县城中学的教员，兼做贵族代表的秘书，有时也在知名的富有的农奴主家里授几堂课；刚刚起步的、自由派的甚至是民主派的新闻工作者，倾向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仇恨反动派，——苏沃林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是以这样的身分开始他的生涯的。
　　同情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宪制的自由派地主卡特柯夫，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高潮时期（19世纪60年代初），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猖狂的黑帮活动。
　　自由派新闻工作者苏沃林，在俄国第二次民主高潮时期（19世纪70年代末），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堕落到向当权者卑躬屈膝的地步。靠了俄土战争，这个追求飞黄腾达的人“大显身手”，找到了一条卖身投靠的捷径——他的《有何吩咐报》[49]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犒赏。
　　《有何吩咐报》这个雅号，苏沃林的《新时报》保持了几十年。这份报纸在俄国成了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新时报主义”成了背叛、变节和吹牛拍马的同义语。苏沃林的《新时报》是做“零沽零饮，均所欢迎”[50]的兴隆买卖的典型。在这里，他们什么买卖都做，从政治见解一直到色情广告。
　　而目前，在俄国第三次民主高潮过去以后（20世纪初期），又有多少自由主义者沿着“路标派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向民主派大泼污水，向反动派阿谀奉承！
　　卡特柯夫—苏沃林—“路标派”，这就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从民主派转向维护反动派，转向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几个历史阶段。
　　觉悟的工人会愈来愈坚定自己的信念，他们懂得：资产阶级的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正象劳动群众转而拥护工人民主派的思想一样。

我注意到在沙俄时期是存在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过程。

当代俄罗斯和中国也是这样，从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到现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日本似乎也是如此。

按我的愚见：当该国的资本主义刚刚兴趣的时候，或者强盛的时候当然是越向往“自由”，但是又因为其不居于核心地位又爬不上去，只好调用起民族主义来保护已经有的利益，并且对外转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