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西方的左右翼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往往對中國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作出 誤判。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假如群眾運動高舉毛像，至少在言辭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認自己為左派和傾向社會主義，乃至明確支持馬列主義 （雖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義認同的）。而這種在理論上對於馬列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依賴，使其民族主義的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遏製。根據現實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動強調民族主義，必然會對毛派本身的階級理論進行修正，最後走向資本主義化。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現在左傾群眾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表現在右 傾的社會力量中，甚至表現得更為反動。右翼民族主義都是資產階級主要利用的對象，而非左翼民族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的漢服國學運動和儒教基督教主義者就是這 種右翼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映。他們並不需要高舉毛像和唱紅歌，而是身穿漢服和背誦四書五經，甚至信奉基督教，他們是更為明確的反動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與皇漢 分子，而且在中國各民族內部進行挑撥分化，並進一步爭取新興中產階級和工人上層。他們往往以明確的反共立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對一切革命），有些傾向於美國和國民黨勢力，有些則直接以德國納粹為模板。

誤入岐圖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

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

如科洛同誌在《沖突》的，中國的公司在亞洲和全球範圍內更廣泛地建立起來，中國帝國主義的出現已經是一個不斷增長的事實，並且也反映在當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對日本的態度。

梅因在《動員》一文提及，在關於島嶼主權爭論中，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爭相控製本地區的資源。

在 這一問題上，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遠，機械地照搬列寧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失敗主義」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論。 普勞勃斯登明確主張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在未來發生的無論何種戰爭中都應該采革命失敗主義，認為如此方有力於削弱本國統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

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關於「革命失敗主義」的說法恰恰反映了嚴重的機械主義和宗派主義，為了所謂的原則，而無視客觀事實。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革命失敗主義從來不是什麽放之四海皆準的政治原則，而只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時一地根據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是因為以此來打擊沙皇專製統治的力量，而且民眾中有強烈的反戰和平情緒。而一旦十月革命爆發，為了防禦德軍入侵革 命中心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影響的部隊可是立即進行革命防衛主義，而不是坐視德軍進攻。此後，蘇德的停戰條約談判中，也並沒有為推行革命失敗主義或者支持 德國工人革命，而主動對德國帝國主義無條件讓步，只是為了維護新的蘇維埃政權生存而被迫讓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在作為半殖民地 資本主義中國的老一代托派，還是在歐美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數托派，面對本國政府與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戰爭，也都沒有推行所謂的「革命失敗主 義」策略。在中國，托派組織甚至自組遊擊隊，直接參與抵抗日軍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數派則是堅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號召成員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與所有的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好士兵，呼籲由士兵委員會等民主控製軍隊，在軍隊中繼續捍衛普通工人 階級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時任第四國際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領導人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後對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的聲明: 大多數美國民眾積極或者消極地支持羅斯福政府的戰爭計劃。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派。我們不破壞戰爭或者反對軍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他們同時代的人民一起參與軍隊。我們服從多數派的決定。但我們保持我們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表達的權利。今天工國委（CWI)英國支部的前身工人國際聯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領導人已故的泰迪·格蘭特（Ted Grant)當時也是積極支持「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為他們深知這是靈活利用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面向工人階級的重要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間發生的戰爭上采取所謂「革命失敗主義」的立場，難道一定會如普勞勃斯登所描述的帶來更容易的改良（階級力量對比變化）和最終實現工人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嗎？ 這個設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結論。

最 近十年，美帝國主義野蠻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現實例證，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伊拉克前薩達姆政權是個專製的軍事強權，在美國支持下與伊朗發生戰爭，此後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也是有著嚴重封建殘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 權。我們從不否認這兩個政權的反動性，但是難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面對美帝國主義入侵需要采取所謂的「革命失敗主義」？

兩 國遭到美軍入侵和占領後的現實是，整個國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沖突不斷，被各種專製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著，數十萬平民遭到殺害，基本公共服務 和保障嚴重缺乏，本地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敲骨吸髓地盤剝自然資源和奴役人民。薩達姆死了，換來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薩達姆，塔利班退入農村，卻 並沒有被消滅，而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在經濟上更腐敗，在宗教上同樣甚至更反動。這樣的局面真的有利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推翻本國統治階級和 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如今中東戰雲密布，專製的政教合一政權伊朗也正面臨美帝國主義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國主義武裝入侵的威脅。國際主義左派 難道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伊朗的工人階級也應該采取革命失敗主義的做法，反對本國專製神學統治階級，幫助或者坐視美軍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嗎？ 假如采取這樣的策略，能真正有助與伊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行進步革命嗎，有助於削弱世界範圍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資本 主義政權的雙重性和部分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的對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即使今天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垮臺，沒有足夠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力量，就無法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麽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新出現的依附性政權或者數個政權，只會更加反動野蠻地鎮壓和分化工人階級，而根本談不上有利於削弱統治階級力量和 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反對「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無條件支持如今的資本主義當局，反對戰爭和反對軍事擴張是中國無產階級的 支持原則。

兩元性中國資本主義專製當局與群眾性保釣反日運動

中國自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復辟 以來，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成熟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毫無疑問，其也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上升中的新興帝國主義的特征，包括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資本輸出，持有包 括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巨額債務和外匯儲備，在亞非拉等邊緣經濟體（新殖民世界）進行投資和大規模勞動力輸出。

但同時，中國仍然尚具 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並控製關鍵產業，外國資本和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特殊權益，大量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外 國資本奴役和壓榨。而日本資本更是從1970年代末起，就積極參與對中國資本輸出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經濟剝削，而這種資本輸入帶來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特 別是存有歷史情結的情況下，往往容易交織在一起。

中國資本家對非洲的資本輸出、資源掠奪和勞動力剝削，會引發非洲當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對中 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不滿，因而擴展為排華情緒。而這種針對中國人，而非資本的排華情緒可能會被非洲當地民族資本家乃至西方帝國主義利用，但是並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階級和民眾反對中國資本家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情緒就是不合理不正當的。同理，可以應用到中國工人階級與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關系。

而 且，值得註意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外逃，以及資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國並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擴張型的資本輸出。事實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誌曾經在其他文 章引用過中國有7成左右千萬富翁計劃移民他國的數據，很多官員以轉移個人資產和家屬去他國為要務，而且他們所要移民的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 而且，絕大多數高層官員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國等歐美國家接受教育的背景。無論是已經下臺的薄熙來、最近剛剛暴露腐敗醜聞的總理溫家寶，乃至即將接掌大權的習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級官員前往哈佛大學等歐美精英學校接受培訓，因此哈佛大學被稱為「中共第二黨校」。在中國民眾 中有廣泛的傳說，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沖突，美軍甚至不需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只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美國國內按圖索冀，將官員家屬子女與 情婦扣押，將外逃的官員與資本家財產沒收，中共政權就不戰自敗。一戰和二戰時期的軍事帝國主義日本、俄國和德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並沒有在與美英法等國爭奪霸 權時集體移民去「敵國」的想法。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一面雄心勃勃地要與美日等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控製權，一方面又要想盡方法攜帶資本成為這些「敵國」的公民，這本身不是顯得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對於矛盾的資本主義製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常態。

中 國資產階級並不是單一的均質體，而是極端自我分裂的階級，這種自我分裂甚至可以體現在資本家個體身上。而資產階級內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傾向。這種資產階級和統治精英的內部分裂，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虛弱性和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的雙重性。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這種雙重性也 反映在其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來中共外交政策越來越表現強硬與擴張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對內剝削和對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退讓的特征。事實 上，在釣魚島和對日沖突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對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親日政策，甚至同一個高層官員，在不同時間都可能表現出前後不一致的 態度，如現任總理溫家寶即是如此。他們對此問題的解讀從來都從如何維持其統治的角度考慮，而並不是單極擴張與對抗思維。國際主義左派在分析中只考慮到中國 政權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其向外國帝國主義投降退讓，出賣民眾利益的一面。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殘留的前斯大林主 義畸形工人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特征和形式。作為一個執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專製政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政製仍然標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集團仍然 宣傳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政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不會以這些意識形態為標準，這些宣傳主要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廣大民眾。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證明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基層群眾中仍然存在「對社會主義統治合法性「和「馬克思主義進步性」的認可嗎？ 否則當局何必要進行這種欺騙？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誌此前提出的反日運動中群眾高舉毛像不一定是傾向社會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判斷。假如沒有群眾這種自發反對和抵製，中國的統 治精英與資產階級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蘇聯和東歐一樣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應該在明確反對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和其資本主義 政策同時，盡一切可能與勞動人民一起捍衛1921年到1949年中國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進步成果。

而且，我們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國主義國 家，其國內任何有民族意識的民眾運動都是反動的結論。與國際主義左派和中國的某些反民族主義左派機械化的設想不同，現實情況總是復雜的，對於個體的帝國主 義國家和個體的群眾運動，我們只有結合客觀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進行個別分析，沒有簡單而劃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為例就足以說明問題。

今 天的日本政權無論是在經濟規模，資本主義屬性、資本輸出和軍事擴張的程度上，與中國相比較也都算是「當之無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關於日本的問題具體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其軍事和外交仍然受製於美國，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實上的法外治 權。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民眾發動的反對美國駐軍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民族解放鬥爭能被界定為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嗎？ 這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現實中，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條約和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承認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無 產階級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 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具體的民族運動本身的性質和參與其中的階級構成，而並非是統治階級政權的一般性質，否則顯然就是墮入了將該國人民等同於該國統治 階級的陷阱之中。這既適用於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駐軍和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也同樣適用於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

傑瑞米柯賓

LGBT在中國

近年中國內地（尤其是發達城市）社會風氣對性小眾放寬不少，尤其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發達成市，但中國政府的政策始終對同性戀者抱有歧視，未有反對歧視同誌的法例，同性婚姻亦沒有得到法例條文的保障。因為家庭壓力和社會壓力，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都刻意隱藏自己的身分，被迫和異性結婚。根據長期研究同性戀問題的青島大學教授指出，中國同性戀群體的一大特點是80%以上的人迫於世俗壓力結了婚或者將要結婚。

張北川估計，中國內地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為1,000萬；在中國大陸有超過500個的同誌網站，全國各地大大少少的同誌酒吧，不時被公安封查或騷擾，甚至向同性戀者金錢勒索。近年中國出現愈多的同誌非政府組織，例如最大的是「中國彩虹」，但它們的行動都受到當局嚴密監管和限製，任何有可能組織群眾挑戰製度的行動，都會受到警察當局打擊和阻撓。在中國，同性戀者沒有基本的組織、集會和示威權利，都是比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其中一方受害者！為了未來的同性戀發展出一份力，無懼國家機器公安的加壓，因為在中國很多的同性戀者都只是中下階層，連民主都有，他們都因為害怕公開自己的同誌已失去工作和人生安全等問題，所以我們更加應支持他們！

但即使這些團體的活動亦非常有限，例如組織酒會或晚宴等聯誼活動，令同性戀或跨性別人士自成一角，難以說服不同性傾向人士團結一致。加上這些活動都只能照顧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中上階層，難以想象埋首在血汗工廠的工人能夠有機會參與。工人階級占中國龐大人口，作為工廠或職場中受到欺壓的階級，往往是同性戀中最受壓迫而申訴無門的一群。

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

政府、右翼宗教和政治勢力反對寸進的同誌平權，是資產階級分化勞動人民團結的表現。這些反動勢力除了打壓同性戀或跨性別階層，往往同時打壓少數族裔權利、女性權利、外來移民權、貧窮及邊綠人士權利，以維護自己占上位的統治製造。正如以「道德塔利班」惡名昭著的明光社，其宗教勢力是依靠政府高官和資本家支撐的，而且在政治立場上是反民主和反工人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運動的抗爭，包括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在鬥爭路途上揭破資本家和宗教勢力互相勾結的真面目，將性平權運動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爭取性平權　4000人參與同誌遊行

今天舉行的第四屆香港同誌遊行，一共有4000人參與，比上一屆的2500人大幅增加！不少公眾人物參加是次遊行，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範國威、及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陳誌全，藝人則有黃耀明及何韻詩。何韻詩更於今天首次「出櫃」，公開宣布自己是同誌的身份，她是繼黃耀明後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誌的香港藝人。

參與的團體包括主辦單位（香港女同盟、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及大同），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slutwalk HK（中譯：香港蕩婦遊行）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會主義行動舉起「性平權．團結抗爭．社會主義」的彩虹橫額，參加是次遊行，共賣出60本性平權小冊子。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性平權的抗爭，支持立法保障同誌權利，包括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家暴條例保障同性同居者，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性小眾在社會的不平等地位其實是資本主義鞏固剝削製度的一種手段，這包括維系異性戀霸權及核心家庭概念。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的性平權運動必須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與內地的性小眾團結，更進一步推動社會製度上的變革，才能真正消除對性小眾的壓迫。

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 ——東亞民族的歷史傷口、現實的資本主義沖突與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

從今年8月中旬起，中國、日本和臺灣三方在釣魚島控製權與主權問題上的沖突歷時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見緩解，而相反軍事對峙的局勢有增無減。

統治階級方面，日本右翼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極右翼勢力頻頻挑釁，日美軍事演習頻頻，中共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則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以近數十年來少見的強硬方式進行回應，臺灣資產階級朝野兩黨也采取種種手法聲張臺灣在釣魚島（釣魚臺）的主權要求。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近兩百座城市發生上百萬民眾卷入的長達月余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部分騷亂，在香港和臺灣乃至海外諸多地區也發生近年少見的華人保釣反日遊行。而日本國內，尤其是在沖繩地區，日本進步民眾反對美軍駐紮和日本當局的軍事化鬥爭正方興未艾。

近 來圍繞釣魚島發生的沖突與對抗是東亞矛盾局勢的綜合表現。作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日本、臺灣和美 國統治階級間矛盾不斷，沖突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值得註意的是諸國統治階級間仍然存在諸多勾結與妥協，面對危機維持現行「穩定」秩序的基本目標 仍未改變，迄今為止國際資本主義強權間仍然處在「鬥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慮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經 濟前三強 （美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核大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四大海軍（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四大空軍（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可想而知東亞地區發生的任何地緣沖突和階級鬥爭都將對世界經濟與安全局勢 產生巨大影響。

國際主義左派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遊行的立場

針對這一嚴重影響東亞局勢和各國民眾意 識的事件，國際主義左派自然也極為關註，紛紛發表評論和主張自己的立場。此處國際主義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基本原則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國際上一些比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也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等地的華人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關註一些國際主義左派組織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聲明。

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國際主義左派（托洛茨基主義派）關於釣魚島問題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誌撰寫的《中日島嶼沖突的背後？》（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簡稱《沖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該文不僅提及了中日釣魚島沖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關群眾運動和更大範圍的東亞諸國（包括中、日、臺、俄羅斯和韓國等）領土領海爭端，以《釣魚島爭端背後的帝國主義沖突》的中文譯名發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

2）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ICFI) 陳駿（Chan John)撰寫的《反對中日民族主義》（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簡稱《反對》，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實上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還有數篇相關釣魚島沖突的文章，但由於該文以社論形式出現，且其他後續文章的立場基本相同，所以以該文為準

3） 第五國際/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寫的《中國：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義宣傳的動員》（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簡稱《動員》，
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 ... chauvinist-campaign

4）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邁克·普勞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寫的《不要中日帝國主義煽動的沙文主義戰爭！》（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簡稱《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於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寫，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譯件，所以為確保盡可能忠實於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時，將直接引述和翻譯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所不同的，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說明）。

幾 家國際主義左派雖然具體分析和立場略有不同，但在主張立場和訴求時容易將完全抽象的原則和理論簡單地套用到復雜的現實事件，無視社會條件、客觀環境和群眾 覺悟，陷入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迷思之中。由於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賴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媒體的信息和資料（尤其是英文資料），而這些資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先驗性和選擇性地挑選與過濾的結果，更往往導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現西方中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

歷史唯物主義者不 是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 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F. 恩格斯，1885.04.23, 書信《致維拉. 伊萬諾夫娜. 查蘇利奇》）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和中國反日群眾運動雖然強調了國際主義和反對民族主義的宗旨下，但忘記去「了解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所以欠 缺從無產階級立場的分析和對於未來革命的展望，在事實上也違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國、日本、臺灣乃至亞洲其他地區無產 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局面。

被誤讀的中國反日群眾運動

首先，國際主義左派在對釣魚島事件和相關的群眾運動分析 時，有意無意間將中國各地發生的自發的群眾性反日運動等同於中共資本主義當局的官方宣傳和軍事主義煽動，將遊行中出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口號和現象等同 於群眾正當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右翼擴張主義的情緒，將遊行、示威乃至罷工的參與主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等同於富裕的親資本的新興中產階層， 將歷史上的反殖民鬥爭和民族情緒等同於純粹的釣魚島領土爭端。由此得出中國民眾自發性反日群眾運動本身是反動的、負面的、沙文主義的和為統治階級服務利用 （不僅是中國統治階級，也包括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結論。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分析，「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 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 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 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 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被中共大 開綠燈的中國反日示威，也同樣反動。主導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認為自己的未來與中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同 時對中日兩國工人階級都存在深深的敵意。這反映在他們的「抵製日貨」的口號，其實質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礎上去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中 國的示威活動中有一種公然的種族主義性質。許多橫幅和標語譴責「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說那些針對在華日本國民的隨機性襲擊。最具挑釁性的是要求中 國政府向「日本宣戰」的呼籲以及日本出現核蘑菇雲的橫幅。這些軍國主義情緒是直接受到了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和軍官們的鼓動。他們在電視上吹噓說，如果戰爭爆 發，中國可以發揮它的「殺手鐧」，對日本發動核打擊。這種野蠻的建議無異於引發一場全球性核沖突，因為這樣的攻擊馬上就會牽動美國。

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描述為，這種廣泛傳播的是為無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導致了抗議者與警察間暴力沖突，並發聲打砸搶日資商店和焚燒日本車的現象。而且很多標語在譴責日本入侵和收復中國釣魚島的主權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強硬態度和處置官員腐敗。

普 勞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寫，在日本街頭沒有發現好戰的群眾示威氣氛時，在中國則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眾，其中許多人是青年，則充滿反日情緒與中華沙文主義。根據報道，在全國至少108座城市發生示威，在許多城市這些示威轉化為反日騷亂，例如深 圳、廣州、東莞、長沙、西安和青島等地。根據報道，示威者的口號充滿沙文主義，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製日貨！」、「釣魚島屬於中國！」、「對日宣 戰！」等等。 大量的日本產汽車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燒，日本大使館也成為抗議示威的目標。這導致例如豐田、本田、馬自達、佳能、松下和優衣庫等暫時中止生產經營。根據香港 報道，在北京街頭張貼有招募「強奸日本女性」的海報。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絕不會否認過去1個多月的反日群眾遊行、運動、示威和罷工中 存在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小部分群眾中乃至有嚴重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傾向。但是，不能將意識混亂的部分群眾右傾和錯誤的口號等同於遊行群眾的主 體。現實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永遠不可能存在於「意識真空」中，但這些反動的、消極的非主流因素並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整個群眾運動的依據。事實上發生在全球 各地諸多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中東群眾發生的反美大遊行，歐洲希臘和西班牙群眾組織的反削支和反歐盟（以及反德）遊行，乃至日本沖繩地區民眾反對駐日美軍運 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少部分種族主義言行。

從8月15日港澳保釣船只登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抓捕到9月24日中國全國範 圍的反日遊行基本趨於結束之間的一個多月時間，在中國近200座城市發生各種形式的反日遊行、示威和罷工，上百萬群眾卷入其中，自發參與的主體是工人階 級、青年和中下階層市民等，同時也必然有少部分中產階級和極少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和官僚。參與的大部分群眾雖然在政治意識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數人有強 烈的反對專製當局和反對其資本主義政策的傾向，包括以毛派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親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參與其中，但是後者的主體事實 上是以反對這場群眾運動為主。

在科洛的《沖突》和梅因的《動員》都有所提及運動中出現的大量毛澤東畫像的現象，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強調群眾 中舉毛的畫像是中共政權內部派系鬥爭， 支持對日宣戰和支持薄熙來，並且將之稱為是中共政權內部拍戲策劃的結果，卻沒有承認這種行為在民眾中的基礎和其自發性，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現在中共專製當 局和其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的不滿。

事實上中國毛派和泛左翼勢力復蘇遠早於薄熙來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地左轉。早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共 政權強製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在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勞動群眾（也就是當局所稱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就出現對於前計劃經濟毛時代的思念和對當局 資本主義政策的抨擊。在當時這股思潮集中於中老年，尤其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中，也出現了各地自發的群眾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和唱講革命歌曲行動。這些群眾 性自發的集會與悼念十多年來一直面臨著當局的鎮壓與打擊，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深化卻也在不斷發展。但是資產階級媒體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歪曲 報道。薄熙來在前幾年推行的唱紅講傳和打黑活動不過是對這些群眾行為的東施效顰和迎合投機而已。不能將群眾的自發運動與政客的投機行為混為一談。相當一部 分毛派活躍分子也承認，薄熙來搞的不過是資本主義改良行為。有資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確地說明，他投機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上層矛盾，重要的是不為其所用 和發動群眾。而且，即使在這些群眾中存在各種混淆意識，譬如將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視為「修正主義政權」，希望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左轉」，但群眾中反對現 行資本主義政策是明確的，要求左傾的訴求是真誠的。

而且，很遺憾在國際主義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數參與遊行示威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左 傾勞動群眾的主流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收復釣魚島」這兩個口號，並非所謂仇恨日本民眾的種族主義清洗口號。種族主義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確實存在（如陳駿文章《反對》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現象，至於所謂鼓吹「中華帝國主義」和「強奸日本女性泄憤」的極右口號則更是極少數中的極 少數現象（如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圖片和視頻為證，只要不帶有偏見，就一定會承認主流口號並非是種族主義的。當中國 廣大群眾主流仍然在強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時，假如不承認這一口號本身具有進步性，將群眾中樸素的義憤等同於支持「中國 帝國主義」，這對群眾運動本身是一種不公正的選擇性的態度。

傑瑞米柯賓

香港：長者生活津貼免入息審查

小恩小惠　諸多阻撓

現時香港有53萬老人領取俗稱「長者津貼」的高齡津貼，每月為$1,090元。梁振英競選小圈子特首時，曾經開出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長者津貼」）計劃的支票，爭取基層的民意支持，但裝扮親基層的面具在當選不久後很快被撕破。政府提出每月$2,200的特惠長者津貼，每年耗資約62億，因為需要設置資產審查機製，惹起基層長者及貧困人口的不滿。10月20日(星期日)社民連、街工和民協共同發動抗議，總共約100低收入人士及長者在政府總部外進行抗議，要求長者津貼免除入息審查，並以此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基礎。

特惠長者津貼限製65歲以上單身長者月入不超過$6,60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186,000元；而長者夫婦月入不超過$10,520元、資產凈值不超過$281,000元才有符合申請資格，同時一如過往的長者津貼，受惠人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門坎之高除了對待長者苛刻，還浪費估計總共5億的龐大行政費用。如果長者毋須申報資產，估計政府每年額外開支多33億元，以政府現時水浸的庫房絕對可以負擔。

現時65-69歲長者領取每月$1,100的長者津貼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70歲以上長者。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告將長者津貼金額劃一增加至每月$1000，但同時表示有可能要對70歲或以上的申請者引入入息或資產審查製度。結果惹來泛民主派以至部分建製派議員的反對，加上當時剛進入議會的激進派政黨社民連在議會內大聲抗議，最後曾蔭權在眾怒難犯的情勢下被迫妥協，取消侮辱長者的審查製度。

人口老化　長者貧困

資本主義國家，尤其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醫療服務和兒童照顧服務欠奉、房屋保障蕩然無存、教育機會以至工作機會雕零，因此生兒育女的負擔沈重，令香港以至亞洲的出生率長期處於低位，年老人口比例不斷加大。香港2009年的長者人口占總人口的13%。根據政府統計署的預計，到2039年此比率將上升至28%。單是長者人口的增長，已使長者貧窮人口由2006年的26萬上升至2039年的71萬。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是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為貧窮線，生活於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人口約有115萬，高企的數字向政府響起社會危機的警號。雖然因為年輕及中年人士受惠於最低工資實施，令2011年貧窮人口去年的貧窮人口較2010年減少5.5萬，但本港的長者貧窮率不跌反升，人數高達28.8萬人，即平均每三名長者便有一人貧窮。

政府企圖強行通過方案

在反對聲音群情洶湧的形勢下，泛民主派各政黨以至部分建製派政黨均表示不能接受政府苛刻的方案，表示會投票否決議案。工聯會議會內手握六票、可能是政府關鍵的遊說對象，其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表示，難以接受政府現時方案，可能與政府談判折衷的方案。然而，葉劉淑儀的保皇態度依舊強硬，批評長者津貼「民粹當道是民主政治必然的產物」。連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都反對政府方案，要求65歲以上長者劃一取消入息審查。

可見即使是寸進的福利改革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都是利益的威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認立法會內仍然未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但可能會以些微讓步（例如提高資產限額）令政黨讓步。政府稱聲撥款會耗用大量公帑，卻僅得五日讓立法會討論，就要在本周五交財委會表決，不過是想快刀斬亂麻急急通過，以防民間有時間凝聚抗爭力量，令梁振英再次焦頭難額。

廢除強積金

政府為了讓銀行家和投機者獲益，在2000年引入強積金製度，強迫香港工人階級要每月供款5%收入至強積金戶口，將血汗錢變成金融機構的賭本。強積金平均管理費為1.74%，高昂的行政費用一直惹起工人怨憤，銀行不過用這製度作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風眼自然受到歐債危機波及。由於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危機，本年初至五月分強積金計劃的總凈資產共蒸發約$234億元，以全港257.3萬參與強積金計劃的雇員及自雇人士計算，平均每個強積金戶口蒸發逾$9,000元。

對金融投機者來說這不過是冷冰冰的數字，但對工人階級來說這是高工時高壓力底下工作的血汗成果，廢除敲骨吸髓的強積金製度可謂刻不容緩！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特惠長者津貼免入息審查
廢除強積金製度，立即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向有錢人征重稅
民主公營化大銀行及企業，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香港：反對人工沙灘　守護龍尾生態　痛擊地產霸權

正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風波未平，大埔龍尾人工沙灘又快將上馬。政府為求滿足地產發展商打造旅遊熱點的商業野心，不惜踐踏稀有海洋生物，
大興木土將龍尾打造成水療酒店、購物商店及洋房項目林立的「香港芭堤雅」。

環保團體及廣大民眾的沖沖怒氣要將此二億八千萬元的工程剎停。各環保團體及政黨組成「守護龍尾大聯盟」，準備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草地舉行「守護龍尾大集會」。

官商勾結　吸血大計

環保團體建議，政府應在烏溪沙渡頭的天然沙灘增建設施，將之改建成人工沙灘。但當局無視其要求，堅持要在水質被評為「極差」的龍尾動工。為何？地產商會德豐及發展商偉都集團於08-09年，已經準備興建水療渡假酒店，總共提供467間房間，並設有會議設施、購物商店及一座婚禮教堂。長實集團亦看透無限商機，遂「慷慨」捐出10億元，在龍尾附近興建觀音像，現時已幾近峻工。只要將大埔汀角一帶樓價推高，李嘉誠的鳳園洋房項目可以賺得盤滿砵滿。

大埔汀角樓價過去六年已翻倍，今年也有15%至20%升幅，例如高層連天臺村屋呎價已經突破6,000元。長城物業經理錢淑敏指，估計沙灘落成，樓價可再升2-3成。(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5日) 發展商近年積極收地準備工程，令龍尾的丁屋售價較去年升高一倍，因此人工灘亦獲得鄉議局土紳劣豪的支持。

政府強調區議會已經通過方案，因而難以挽回。恰恰是腐敗的區議會反映出政商利益的勾結。大埔區議員所屬政團不是民建聯，就是經濟動力，均為財團的買辦走狗。各議員都身兼新界地產商會要職，其中委任的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張學明更是新界地產商會的榮譽會長，在大埔持有一棟三層高丁屋和六幅地皮，並透過公司在大埔擁有一個物業和一幅土地。商會主席則是早已江庫集團主席柳明心。江庫集團是大埔最大的村屋地產商，過去幾年密密向原居民購地，興建別墅式村屋屋苑。建製派壟斷的區議會不過是通過親商政策的橡皮圖章，沒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香港政府繼承了殖民地時代，為了討好土紳劣豪的丁權製度，讓成年男性原居民可在新界土地上認可的範圍內興建「丁屋」。這本身就是性別歧視的政策，持有丁權的原居民搖身一變成地主土豪，甚至讓不少新界鄉紳實際就是土地發展商，或與其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這一撮特權分子往往支持地產發展的硬道理，好讓自己土地變賣致富。因此，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往往在這些發展議題上對立起來，在9月22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上水咨詢會衡突正是一個例子。

破壞生態　踐踏環境

龍尾灘是一個位於大埔船灣汀角路旁、毗鄰大美督的一片天然潮間海岸，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包括魚、蝦、蟹、蜆、螺、海星、海膽等等２００多種，具保育價值物種達14種。人工沙灘計劃將會迫使生物向西「大遷徙」至汀角東海岸，對遷徒生物及原居生物來說，都是生態的大災難，政府卻以皇恩浩蕩的姿態表示讓生物「原區安置」。例如，當中的管海馬為香港罕見魚類品種，繁殖力偏低，懷孕期又長，若環境大變族群就很難生存下去。

龍尾灘位於吐露港的內灣位置，水流十分緩慢，汙染會容易停滯在泳灘，較難擴散和稀釋。有實驗所揭發，龍尾灘的大腸桿菌含量驚人，遠高於零四年因水質差劣而封灘的深井釣魚灣泳灘四倍。故此，龍尾灘水質為「極差」等級，每1,000人落水後，將會有15人有機會感染輕微疾病（例如紅疹），根本不適宜遊泳。遊泳旺季夏季時期，雨水帶來的細菌和汙染物，加上日後落成的水療酒店將會排出更多廢水。

政府聲稱，建設人工灘是為了新界東北居民的休閑福祉，其謊言不攻自破。整項工程根本是本末倒置，沙灘成了配置設施，商業區才是主角！

政府強調計劃已經通過環境評估，合乎「程序」，卻受到環保組織指責環評報告避重就輕。零八年龍尾泳灘進行的環境評估報告數據不足，立場偏頗，包括當年沒有一並評估烏溪沙兩個天然沙灘的選址，亦無發現生態物種多達二百種，以及水質含有大腸桿菌及重金屬等。

寧波抗爭成功　香港不甘後人

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不惜於2010年迫遷菜園村居民，斥資669億建設富人專享的高速鐵路，目的是推高西九龍一帶豪宅的樓價；梁振英上任後又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古洞北、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打造富豪後花園，大量收購土地和迫遷居民，目的是設立服務內地富有旅客的商用區。購地迫遷成為了地產霸權的發展公式，多數人的土地和公共空間被少數富豪操控。

浙江省寧波民眾上街示威七天，反對當局政府興建煉油化工廠PX。事緣中石化在鎮海區的最大煉油企業「鎮海煉化廠」，準備投資逾五百億元人民幣擴建，惹起民眾對空氣和水質汙染的擔憂和憤怒。群眾包圍市政府總部，要求市長劉奇下臺。由於中共十八會議即將開幕，加上統治危機一觸即發，為免點著火頭而烽煙四起，故此最終妥協擱置擴建計劃。梁振英政府同樣深陷危機，繼反國民教育運動後，再次的政總集會可以給予政府巨大壓力。

我們必須要堅定抗爭，捍衛受盡資本摧殘的環境，揭露資本家可恥的牟利大計。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守護龍尾大聯盟」的行動，我們有以下要求：

全面取消大埔龍尾人工灘計劃
踢走地產財團，不要暴利發展
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營化，由居民、環保分子和工人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規劃和控製

香港：性平權的抗爭近況

迎接同誌大遊行

今天適逢臺灣同誌遊行的十周年，10月27日臺北舉行了以「革命婚姻 – 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為主題的大遊行。今年有65,000人參加，破了歷年的紀錄，場面非常浩大。此外，是次遊行亦吸引了來自23個不同國家的外國同誌參與，大會保守估計有3000多名外國人遠道而來參加。臺灣不少工薪階級認為，在職場受到歧視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正推出民間版民法修正草案，要求同誌婚姻、伴侶製度和收養、多人家屬製度，並正在發動「百萬聯署」運動，盼在明年九月能將民間版草案送進立法院。

今天香港同誌遊行亦不甘後人，今年的同誌遊行亦表現了民眾香港不分性傾向抗爭的團結。今年女同盟會、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和大同主辦，將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大會為支持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在工作不受歧視，呼籲參與者穿著代表不同職業的服飾出席，以突顯主題，而立法保障同誌免受歧視亦是主打要求之一。

LGBT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並不像其他有強烈宗教背景的國家，對同性戀歧視表現為外界幹預性的歧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中仍然明顯對同性戀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內部的壓製更為厲害。早前，香港的名媛趙式芝與波爾表富商家族的太子女楊如芯，在法國舉行了一場同誌婚禮。趙式芝的父親趙世曾大力反對女兒的性取向自由，還擲出五億巨款為女兒招婿，務求要令女兒「拗直」。

趙世曾時常在公眾場合左擁右抱，女伴不停更替，對自己的性態度十分「開放」，卻對其女兒的同性戀取向態度保守。堅持十多年的認真感情如此打壓。對趙氏富豪來說，以金錢堆砌的異性關系比女兒多年堅貞的同性愛情更為珍貴。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家庭延續和傳宗接代的思想令女性家庭地位一向較低，而同性戀違反了核心家庭的基本構成，自然不能為父權社會所容忍。這既是性別歧視，亦是性傾向的歧視。後來，趙式芝在她的臉書上寫道：「為何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並歌頌男人擁有五個妻子，卻不可以讓女人選擇不要丈夫？有趣！」這句話真實地諷刺父權社會下男女不平等的現實。

新任立法會議員人民力量陳誌全出櫃（公開表示自己是同性戀者），是一件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是香港回歸15年來首次發生。陳誌全很快受到同誌團體的青睞，亦成為了本年同誌遊行的發言人之一，為性平權抗爭充了信心。11月9日，多個同誌團體（包括香港彩虹、女同學社、女同盟等）中午在立法會外進行抗議，要求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咨詢。議會辯論期間，右翼保守的建製派發表了荒謬絕倫的言論。自由黨張宇人表示會有有偽裝同性戀伴侶而欺騙雇主福利；民建聯葉國謙更直指，立法對華人傳統製度造成破壞，引發社會沖擊，對宗教團體帶來極度震撼，直接道出同性戀不為現存製度所容許。最後，咨詢動議被功能組別否決。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障同誌的法例，這是依靠群眾抗爭向建製施壓爭取回來。但是，即使在有反歧視同誌法例的國家，資產階級政府在必要時仍然會動員落後保守思想的階層，以分裂不同性傾向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並以「完善道德」為口號維護核心家庭製度。因此單靠立法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從製度上作出根本的改變。

美國對性小眾相對開放的社會風氣，不是由美國資本家或政府恩賜的，而是群眾和工人運動多年鬥爭爭得來的成果。在總統選舉期間，美國有三大州（馬裏蘭州、緬因州和華頓盛州）通過了同誌婚姻的公投，使美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和地區擴大到10個。但是，美國聯邦依然未認可同性婚姻。因為共和黨的濃厚基督教背景勢力，令黨更鮮明站在反同誌的一方，這令奧巴馬成功製造不少幻想，在選舉中爭取到不少「粉紅選票」。但這不意味著民主黨政府會真正保障同誌的利益，也不意味著同性戀的普遍歧視就會在美國社會消失。

企業近年高調支持LGBT或贊助，除了是資產階級要收編同誌運動，避免其激進化成反財團或反政府的運動，更是要收割同誌運動商業化的市場。市場公司估計，單在美國有高達1,800萬人的LGBT市場，每年可消費收入（即空閑錢）高達7,900億美元，平均每人約4.4萬美元，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數2.6萬美元。紐約州去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紐約審計辦公室亦預計3年內，可帶動婚宴及蜜月旅遊的消費力，涉及1.42億美元。如此龐大商機，有公司明明槍打著服務LGBT的旗號，美林銀行成立專門服務LGBT的理財顧問團隊。但是，企業所提倡的「性平權」是虛偽的，為的是牟取利潤，只為中上階層有消費力的人士服務，基層民眾和工人階級被排除在外。

傑瑞米柯賓

五區公投深遠　影響激進派選舉大幅上漲

是次選舉激進民主派勢力急升，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得票總和比上屆上升七成，共得約26萬票（社民連得票約8萬7千票，而人民力量獲得超過17萬票），增長十分驚人，足見民眾對激進反政府路線日漸認同。人民力量取得三席（新界東陳誌全、九龍西黃毓民、新界西陳偉業），社民連則有新界東的梁國雄（長毛）當選連任。而同樣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亦獲得26萬選票，透過直選得5席。假如將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公民黨的得票加起來的話，合共約52萬票，恰恰是2010年五區公投時的票數，可見五區公投運動成功鞏固支持普選民主的群眾支持，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一幕。

民主黨民協萎縮　妥協派路線破產

整體泛民主派的得票卻未如期理想，總得票只有101.9萬（約55%），打破了傳統泛民主派比建製派的「六四黃金比例」，原因主要是溫和民主派（民主黨及民協）流失大量選民的支持。民主黨總得票為24萬7千票，直選僅獲4個議席，並只能依靠由臺底交易換來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來維持泛民的最大黨派。同樣反對五區公投的民協，也是靠超級區議會議席來免於「亡黨」的命運。民主黨與民協同樣是提倡與中央密室談判，而其於2010年支持並通過的宣稱帶有「民主進步性質」的政改方案的荒誕，在今年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大龍鳳中表露無遺，足見妥協派路線的破產。民主黨是次選舉中得票比公民黨，或激進派總和還要低，反映出群眾經已看穿傳統泛民右翼政黨支持政改、民主進程毫無建樹的本質，而轉向支持激進派。

超級區議會廢票

本年新增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的五個議席，由區議員擁有參選權、提名權，並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席。這是2010年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下通過的​​，用以優惠坐擁較多區議會議席的妥協民主派和建製派。

超級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獲得三席（民主黨塗謹申及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建製派則取兩席（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李惠瓊）。值得註意的是，超級區議會的白票和廢票高達八萬票，可見選民對偽政方案新增的非直選議席的不信任。更多的群眾已經意識到，超級區議會只不過是傳統泛民右翼政黨與中央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非是走向撤銷正個功能組別邁向普選的真正道路。

新晉議員、意識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選舉中出了傳統的勢力贏得議席，亦見泛民中有新晉的議員成功進入立法會，當中包括工黨的張超雄與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這些新勢力的崛起，反映出在經濟環境陷入危機下，群眾對傳統泛民的失望，以及對尋找真正代表基層利益的焦慮。必須要指出的新晉議員都並不具備清晰的政治意識，並利​​用不同的民粹政治，來填補群眾間缺乏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之真空。

香港工黨並不是一個真正建基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沒有清晰的左翼綱領來達至工人民主，亦沒有嘗試在工人間組織群眾黨員。頂多而言，工黨只不過是以數個立法會議員為核心，並加上不同小型民間團體組合而成的合作聯盟，亦似乎沒有準備切實參與群眾抗爭，沖擊現存的財團壟斷的製度。加上工黨成立初期經已表明不會參與「激進」抗爭，可見其並不能夠在未來為建立反抗不民主製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中的抗爭運動。

另一個受人矚目的新晉議員為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表面上，新民主同盟為一些不滿民主黨支持前年政改方案的前民主黨二線黨員組成，走於激進民主派與妥協民主派中間的路線。不過其政治路線始終離不開右翼，在是次選舉中更利用民粹種族主義為政綱，當中「反對香港赤化」的模糊口號，除了反映出民眾恐懼中共而渴求民主的進步元素，更多反映的是反內地人的排外民粹。範國威的選舉工程不離開「香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以雙非孕婦、「捍衛正體字」等煽動反內地群眾的民粹種族主義。這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但將群眾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下不滿的矛頭從資本家轉移至內地基層群眾與新移民身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正中此產階級的下懷；更會為本土大香港主義提共發展的土壤，甚至未來會發展成極右排外的專製主義。

需要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

是次選舉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參選，以挑戰主流的資產階級政客。在中共進一步鉗製香港政治，而未來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是次選舉已經反映出群眾正被激進化，但群眾現時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力量，因此正焦慮地尋找出路的大眾部分亦出現走向排外民粹的端兒。在未來資本主義危機的惡化、獨裁的梁振英政府在政治上的加大打壓（現在的國民教育與未來的二十三條立法），群眾需要組織成左翼的工人群眾政黨，並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才能免於資產階級政客的混淆視聽，為工人階級建立工人民主提供正確的路線。

最低工資繼續拉鋸30元水平遠不足夠

政府欽點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根據政府兩年一檢的政策，商討最低工資的水平，並於本周二達成「共識」，決定將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最快於明天5月實施。加幅僅為7%，追不上兩年來整體通漲的數字（香港去年通漲率已經為5.4%），而影響基層工人及老人最深遠的食物價格上漲更遠遠超出這幅度。根據統計處去年報告，目前仍有有近33萬人時薪不足30元，當中以物業管理、保安、清潔行業為數最多，是本港最受剝削的工人之一。有調查指出，若果以前年設定的28元為基數，只計算通漲上升對物價的影響，最低工資應該調整至3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內，商界代表竭力阻止最低工資有「三字頭」出現。代表商界的自由黨議員、曾因最低工資爭議被稱為「廿蚊張」的張宇人以歐債危機及經濟不明朗為理由，指出時薪水平應維持不變。社會主義行動的回覆是，資本主義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階級，而我們絕不會為投機炒賣者的輸局埋單。

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兩年來，資本家不斷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的實施。商鋪高昂的租金將通漲歸咎於最低工資實為資本家愚弄人民的詭辯。再者，地產霸權底下高昂的租金才是小商店經營艱難的最大原因。根據高緯環球和國際購物中心協會最新公布的全球購物中心報告顯示，旺角街鋪每月呎租1000元，較去年同期升67%，升幅高於銅鑼灣及中環的40-50%，而全港平均計全年商鋪租金料升百分之5-15%。

無論是建製派還是泛民主派陣營都異口同聲指出30元最低工資不足夠。 9月19日六名現任及候任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同出席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記者會，除了民主黨表示最低工資水平應不少於33元，其余五名代表的黨派都明確支持最低工資35元的水平。而職工盟20人亦於9月27日於政府總部外抗議，要求最低工資上升至35元。

建製派工聯會如候任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陳婉嫻亦表示，支持最低工資提升至33元。梁振英政府深陷統治危機，來自四方八面威脅政府的壓力間接​​增加了勞方的議價籌碼，而資本建製亦想利用最低工資輕微的上調換取民意的支持。

前年最低​​工資一役，資方壓低水平至28元，漠視工人對最低工資33元的訴求，由於通漲，現在爭取33元的水平實際上已經比起前年退步。社會主義行動堅持最低工資40元，並必須與通漲掛勾，並需要成立由工人代表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調查和監督物價上升情況。

政府退讓含糊不清反國教運動尚未勝利

9月27日下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示：「委員會今日會議有部分共識：國教科在政策修訂下不用獨立成科，故認為不需要有官方課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課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訂。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員會顯示政府進一步的退讓，可是基於要維護面子，政府含糊其辭而不願公開表示撤回國民教育。即使國民教育幾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終並非真正撤回課程，我們不能排除政府仍然會以教育津貼或施加壓力的方式，令部分學校暗地裏推行國民教育。

我們需要回顧整場反國民教育的抗爭，並從大聯盟錯誤的決定中汲取當中重要的教訓：

九月九日淩晨二時左右，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突然宣布解散一連十日的占領行動。占領行動令反國教運動邁向高峰，對整個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脅。推動罷課正是將運動遍地開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領行動等於棄械投降，「全港大罷課行動」曾就此​​作出強烈抨擊，並預見占領行動被解散後，沒有了整場運動的一個中心陣地，下一步的抗爭將會陷入復雜的困境。林鄭月娥對結束占領和絕食的決定感到安慰，足見大聯盟的錯誤決定讓政府舒了一口氣。

即使如此，9月11日專上學生聯會號召的大專生罷課依然相當成功，共八千人參與於中文大學的集會，表現了學生反對國民教育的決心。之後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學的500人的反洗腦大集會，還有9月24日起連續兩天公開大學部分學生進行罷課，顯示了大學生亦勇於站起來反對洗腦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會行動未見有協調統一，未有重新整頓反抗運動的士氣，對梁振英政府的威脅亦大不如前。

反國教大聯盟在解散占領行動後，沒有提出進一步將運動升級的策略。主要是將反洗腦的責任推回個體的學生及家長，並采取被動的態度去「監察」學校推行學民教育的情況，甚至勸喻家長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沒有愛國教育的成分。集體的抗爭轉向單獨的監察，使運動去政治化和去組織化，一場大規模的抗爭機會白白流失。這錯誤的決定當時甚至令不少民眾混淆起來，誤以為國民教育已經被撤回。

9月21日學民思潮號召全港中學的國民教育關註組和學生會，會議後總結下一步主要行動只是派發宣傳反國教的小冊子。不少參與者表示，會議中召集人黃之鋒被問及推動罷課的問題時，只以「罷課不是設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們說要罷課就可以罷課」回避問題，沒有以準備抗爭的心態和意願，與學生切實討論組織罷課的可行性。 「全港大罷課行動」深明組織罷課不是輕然設定一個日子就可以自動成事，而是需要經過周詳的計劃和討論，並設立民主的罷課委員會去策劃和協調整個罷課運動。學民思潮作為反洗腦運動的中學生焦點，如果設一定個目標的罷課日子，可以讓學生盡快動員及籌備。可惜教協和學民思潮似乎不願意承擔這個鬥爭的責任。

作為規模較小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我們仍於不同學校宣傳和組織獨立的罷課委員會，給予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由下而上推動罷課，並讓學生和參與者民主討論和決策罷課安排。我們努力維持組織的民主和開放，讓支持反洗腦的學生、舊生、家長和教師都可以加入罷課委員會，向學生建議如何在校內推動罷課。不少表示持有反國民教育的學校允許學生，但全港大罷課行動成員在學校組織罷課委員會後，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壓力以圖停止其組織行動，包括沒收學生的傳單、受到校長紀律處分的威脅，甚至要求學生會見輔導。真正威脅政府的抗爭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擊，而全港大罷課行動亦支力支援和協助學生抵抗打壓，鼓勵學生親身將事件向公眾及媒體曝光。

正當大學罷課泛起抗爭的漣漪，中學罷課行動能激起巨浪，不僅能對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有機會迫使梁振英下臺。政府含糊的退讓無非要收買群眾的民意，事實上亦可能降低反國民教育的意欲，但我們需要隨時準備繼續鬥爭，以罷課推倒國民教育的討論在未來可以再熾熱起來。

沈痛哀悼南丫島海難39人

十月一日晚上8時20分左右，港燈一艘名為「南丫四號」的客輪在南丫島受到港九小輪「海泰號」高速撞擊，船尾受到嚴重破壞，乘客全部墜海，客輪被撞擊後約兩分鐘船身傾斜下沈，釀成101人受傷，現時仍有13人留醫，死亡人數目前增至39人。事件為1996年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罹難者，並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發生事故時港燈船上載有121乘客及3名船員，船員與乘客比例極為懸殊。乘客當中估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港燈員工，其余是他們的親友；而港九渡輪則有95名乘客及4名船員。兩名船長均為超過十年經驗的資深船長，「南丫四號」客輪周姓船長右手骨折及肋骨骨裂，傷勢嚴重但神誌清醒；而港九小輪的黎船長被問及意外情況時，則表示頭暈及頭痛，懷疑患上創傷後遺癥。根據星島日報10月3日報導，「搜救人員通宵搜索，赫見船艙座椅壓死人及『屍疊屍』恐怖情景」。同日的太陽報則指出：「上層船艙的長凳，在撞船及船身直插水中後全數倒塌，壓著上層乘客並帶入水中，形成『人疊人、凳疊人』的死亡陷阱… 」此外，搜救人員亦稱搜救期間受到重物擊中而受傷，但由於時間倉卒只有負傷繼續救人。

港九小輪「海泰號」船長被指於撞船後迅速離去，根據明報10月3日報導：「目擊經過的『海泰號』乘客說，船上層10多名乘客眼見『南丫四號』下沈，曾自發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準備拋下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沖往船長駕駛室，要求駛回頭救人，但『海泰號』除一度減速，最終還是沒有折返救人，並迅速駛回榕樹灣碼頭泊岸。」明報報導亦指出，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鐘東堂亦認為，港九小輪應留下協助救援墮海乘客。有超過三十年船長經驗的余誌明表示，按照慣例，如果兩艘船相撞後船體相接，雙方應交換船只損毀程度，才判斷應否離開。

港燈船只由於沒有備載客名單，故此未能提供登船人數及名單，令至今失蹤人數仍未能確定，涉嫌違反海事處指引。此外，船員亦沒安排所有小孩全程穿救生衣。南丫四號船尾短時間內下沈的原因，是因為船尾兩個船艙的防水分隔懷疑剛被撞破而未能發揮作出，而船頭的水密間封卻成功阻止入水，因為只有船尾下沈而船頭仍然浮面，發揮浮標效果。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程岸麗昨探望南丫四號周船長後引述他指，「南丫四號」每年均有驗船，事發前不久亦剛完成驗船。港九小輪迎亦於10月3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海泰號」當時的航速二十幾海裏，沒有超速。而船只在九月才做過檢查，船上儀器正常。

撞船意外責任誰屬，仍然未有確切的定論。肇事兩船共7名工作人員涉嫌違反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海事處表示，會調查「南丫四號」的船身結構，相撞過程，安全設備是否足夠，船員駕駛航行是否違規，預計半年完成調查報告。

中共「國慶」煙花的五光十色與海難受害者的沈痛心情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府定10月4日起連續三天為降半旗致哀日。港燈作為公共交通的私營公司，對員工有否有足夠安全訓練及人身保障、船只維修及安全設備是否足夠，仍然有待調查。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事件必須由死傷者家屬代表、渡輪員工代表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才能徹查真相。

傑瑞米柯賓

在「占領添馬艦」運動中的爭論和分歧

但是運動並不盡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後，全港大罷課開始遇到了來自示威的組織者的刁難。其中包括一個名叫「學民思潮」的中學生運動團體，他們被廣泛視為該運動的推動者。盡管他們稱不反對罷課，但實際上卻並不支援罷課，相反他們呼籲其他更加模糊的鬥爭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馬艦，學民思潮的糾察向「全港大罷課」成員施壓，要求其收起呼籲罷課的街站。其中一些人聲稱全港大罷課嘗試偽裝成學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簽名。因此我們的同誌製作了數張「我們不是學民思潮—支持全港罷課運動」的告示牌。

學民思潮擁有大約400名成員，其臉書得到160,000個「贊」。盡管作為一個新力量—其發言人只有15歲，他們作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征而得到廣泛支援。但是他們看起來沒有任何民主架構得以讓中學生能夠影響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樣大聯盟組織示威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民主的成分。這場示威由於藝術和音樂演出變得越來越非政治化，這與示威者越來越政治化的情緒南轅北轍。

「全港大罷課」運動曾要求成為大聯盟的一部分，並和其他團體一起組織示威，但是他們充耳不聞。當學民思潮的成員得知這一要求時，他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聯盟的方式。」事實上，運動領導層和所有綱領都來自一個和教協及其他NGO聯系緊密的非選舉產生的圈子。從這個圈子他們能夠得到示威的技術設備（音響、急救帳篷以及資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罷課運動在政總外的街站受到一個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擊，並且在臉書和報紙上受到攻擊。他們宣稱我們偽裝成學民思潮，嘗試「騎劫」這場運動。我們的運動受到的另一個批評是在我們的簽名單上收集捐款和電郵地址。之所以出現這些攻擊是由於全港大罷課越來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這不合希望防止運動激進化的人的口味。

這些攻擊在星期三達到了頂點，一個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動周圍一群老人攻擊了全港大罷課的街站。

一天之內兩個轉折點

盡管有這些內部矛盾，​​占領政總運動在周末時充滿了動力。全港大罷課在9月8日召開了其成立以來最大的組織會議。在會議之後的新聞發布會得到了許多電視和報紙的報道。會議決定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在九月底組織中學生罷課。就在會議結束之際，訊息傳來：梁振英讓步了。

但是這只是部分讓步，國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夠在學校「自願」的基礎上實施。這意味著被親中共勢力控製的學校會首先實施國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學校施壓。當晚我們來到占領政總現場，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滿了喜悅的情緒。超過十萬人聚集在一起慶祝。數千張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被派發，看起來9月11日的大學生罷課參與人數會超過之前預期。這場運動勝利的可能性大增—不僅擊敗洗腦計劃而且更可能給命懸一線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擊。

在集會之後，大多數人回家，占領者開始過夜。突然，在淩晨兩點左右，添馬艦群眾抗議被宣布中止。所有帳篷都應該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總外的廣場已經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家庭攜帶小孩途經廣場。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規模抗議的痕跡已經消失了。

一個由30到40人組成的團體嘗試繼續占領。一個青年教師說他不知道結束占領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認為不應該叫停占領，而有必要繼續鬥爭直到徹底消滅國民教育。

反國教大聯盟領導層似乎不受群眾組織民主控製，而抗議規模發展愈大和愈趨1激進化，使領導層越來越不安。他們也承認他們對梁振英的讓步「不夠滿意」，但是仍然在沒有提供任何另外繼續鬥爭方式的情況下中止了占領。

大聯盟的領導層堅決反對發起罷課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他們害怕連日的抗議集會成為罷課運動的跳板。工國委同誌和全港大罷課行動正是罷課行動的積極呼籲者。幸運 的是，運動沒有被解散。大學生在9月11日進行的半天罷課是20年來最大規模的。梁振英註定只能在添馬艦抗議被解散後茍延殘喘於一時。在未來數周，鬥爭將繼續進行，程度將上升到更高，並有可能實現全港學校大罷課。

為什麽解散占領政府總部行動是一個嚴重錯誤？
鄧美晶，全港大罷課行動，9月10日

9月9日，十萬市民占領政府總部，是7月29日以來第三大的示威抗議。淩晨1時半，在大多數人都已回家之後，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行動。這是由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作出的決定，「全港大罷課行動」一不認同解散的時機，二不認同作出決定的方法。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甚至要為自己的存亡而寢食不安。如果占領運動能夠繼續，哪怕只是一兩天，政府很有可能會無條件地徹底取消國民教育。現在我們必須認清，一次歷史性的機遇被不幸地浪費掉，必須重建運動，重新組織並繼續前進。 「全港大罷課行動」相信，當務之急是汲取運動中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達到了其目標嗎？

即使連反國教大聯盟的發言人在取消行動的時候也承認，鬥爭還沒有取得勝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開期，作出些微的讓步，但當局依然能夠暗中地在逐間學校強推國民教育。在解散運動之後，大聯盟領導稱，擔心政府繼續向學校派發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在匆忙結束運動之前，原來「魔鬼細節」尚未得以解決。大聯盟的團體（學民思潮、教協、家長關註組和教會組織）曾誓言堅持抗爭，直到完全撤回國民教育。占領政總行動只持續了一周，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但是，大會突然中止「現階段」的抗爭，而事前並沒有進行充分和公開的討論。此舉中斷了運動原本強大的氣勢，今後要重新動員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實為困難－群眾運動不是任你隨意開關的按鈕！

不少參與者希望這不是運動的終結，「全港大罷課行動」當然不會就此退縮，會繼續推進罷課的宣傳活動。但是，我們亦同樣要面對一現實：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氣的占領行動在不恰當的時間、以不恰當的手法「被解散」，今後抗爭將陷入復雜難料的境地。

占領運動是什麽類型的運動，為什麽被提前中止？

國民教育是占領政總行動的導火線，但整場運動的議題不只涉及洗腦課程。連日的大型群眾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國占領運動，規模遠遠超越了大聯盟的預期。運動發展之際，開始超越其最初目標，演變成一場廣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權、反中共一黨專政的抗爭。 「梁振英下臺」口號響徹政總廣場，反映群眾的憤怒。可是，大聯盟的領導層希望把抗爭議題限製在國民教育上，防止運動「過於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樂表演占用愈來愈多的時間，而大聯盟更將被搬至政總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聯盟憂心忡忡，避免群眾將反國教運動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較，故此占領行動在一周內不斷被「去政治化」。大聯盟的領導層害怕運動染上激進的政治色彩，會令自己失去其控製。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義工被大聯盟的義工騷擾，阻止我們派發呼籲罷課的傳單和貼紙。我們捍衛我們參與的民主權利，並得到場內參與者的支持，收集了過萬個呼籲罷課的簽名。

「全港大罷課行動」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簽名、募集捐款和派發傳單）參與運動。我們不只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捍衛所有參與團體的民主權利。群眾運動不能被單一的立場操控（這正是我們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原因），必須包容異見，在抗爭路途上讓所有團體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聲音。大聯盟意圖在運動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製，並避免「政治」和「激進」的做法。這正是他們如此突然決定取消占領行動背後的重要因素。

怎樣的決定應該被采納？

在9月9日淩晨，在10萬多人抗議後，大聯盟的代表宣布結束連日的占領行動。任何參與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利詢問：這決定是如何作出的？為什麽沒有訴諸更廣泛的討論和咨詢？不管大聯盟分子如何努力進行組織，一個數十萬人參與的運動不是屬於任何組織的「私產」。一個民主的領導層有責任保障所有重大決定（特別是取消運動的決定）是建立於參與者廣泛討論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聯盟並沒有這樣做。當宣布決定的時候，數千青年​​仍然在添馬艦，非常多的人高喊口號，希望繼續留守，但是大會無視他們的訴求。據我們所知，連學民思潮的大多數基本成員亦沒有被咨詢過。

大聯盟領導以「小圈子」的方式運作，使其有了利用媒體終止運動的專權。大聯盟向媒體宣稱參與者「疲勞了」，但現場不乏新人願意成為義工。如果大會有民主的架構和組織，就能夠更易讓更多的人參與抗爭的日常運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詭計的影響下，若果沒有民主的決策和參與，不管任何主辦團體如何努力和真誠，都可能誤判群眾的情緒而作出策略上的嚴重錯誤。通過在各組織級別選舉委員會，使群眾抗爭民主化，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運動成功的關鍵！

反洗腦運動不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嗎？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繼續積極推動運動，直至取得全面勝利。但是，我們也必須歸於現實，從9月9日的事件汲取經驗與教訓，明白占領行動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來「被取消」，令下一階段的鬥爭更為艱難。如果占領政總的集會能得以繼續的話，那麽學聯9月11日的罷課行動會更有效。再者，同時采取幾種不同形式抗爭並無矛盾，占領行動和罷課是可以同時進行，相輔相成。有誰說過一場運動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學校和社區建立起民主委員會和民主組織，而不是將決定權留給少數的「領導層」，運動的能量將會無限，群眾即興發揮的創新行動亦會層出不窮。

如何應對關於罷課的問題？

「全港大罷課行動」自七月以來一直倡議，發動學校罷課是反洗腦運動贏得勝利最有效的方法。罷課直接提出了工作場所和學校的權力問題，代表對國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戰。反國教大聯盟的領導人曾經公開反對我們罷課的建議，認為「這過於激進」，而其他人（包括學民思潮的一些成員）表示仍未就罷課「進行討論」。所以， 與其說反國教大聯盟是在領導反洗腦運動，不如說他已經落後於運動的形勢。現場大量無組織的青年已經表現出更激進的念頭，而反國教大聯盟則試圖壓製運動的前進發展。
因此，反國教大聯盟宣布停止占領後，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的抗爭方法或策略，例如罷課。抗爭運動放下了一件武器，而沒有拿起另一件武器，如今它已是赤手空拳！

本來在10萬多人聚集政總時，反國教大聯盟可​​以宣布罷課一天的具體日期。這不但確保大多數人參與罷課，而且梁振英正處於巨大壓力，僅僅宣布罷課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讓步。但與之相反，大聯盟的領導人似乎在說，群眾應該回家等待他們決定下一步怎麽做。這並不是群眾運動取得勝利的方法。

關於疲勞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指主辦單位已經非常疲倦，為9月9日結束行動自圓其說。這個解釋令人震驚，占領行動只持續至第七天！舉世共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的第一場密集占領活動持續了兩個月以上，而且他們並不是自願離開的，是被警方強行驅離的。

一小群核心組織者的疲勞是否能成為，不僅他們停止活動，而且也停止動員群眾集會的合適理由呢？這似乎是個借口。即使沒有添馬艦的帳篷營地，主辦單位仍然可以呼籲群眾繼續每日的集會。營地並不是必要的，動員群眾才是關鍵。 1989年，東歐斯大林主義一黨專製的政權垮臺時，並沒有「占領」運動，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和一些國家的罷工。再者，如果主辦單位因疲勞而減低了活動能力，則應該面向其他組織和更廣泛的群眾。反國教大聯盟動員這場運動的一個主要弱點是他們將相對一小群「內部人士」當作主角，而群眾只被看作是臨時演員。 「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想法偏偏相反。整個運動本身才是關鍵，而臺前表演則是其次。

當群眾運動被取消時，事實上仍在發展。部分學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為9月8日（周六）「只有」10萬參與占領，而在前一晚則有12萬人，故此運動正陷入低潮的證據。這根本不是證據！任何一場運動都不能以數學方式精確預測其發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別是如果反國教大聯盟能夠以學聯9月11日罷課為例，呼籲中小學生罷課一天，那麽運動就會變得更戰鬥性，可以繼續擴大。

關於絕食的問題如何應對？

反國教聯盟的另一個類似說法是，取消占領是因為絕食者的健康問題。但是絕食明明可以取消，並同時與占領繼續進行的。絕食帶來的健康風險本身就是一種抗議，而政總的絕食者每人輪流絕食數天，本身也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活動。真正的絕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種極端的鬥爭方法，需要非常謹慎行事。參與者非常感謝政總外的絕食者所作出的犧牲，但為了讓運動繼續發展，我們不能只依賴於這種方式。

我們應該汲取什麽教訓？

在一場群眾抗爭中，單靠努力、熱情和善意是遠遠不夠的，戰術、理解群眾運動以及民主負責的領導層也是必不可少。在啟動「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時候，我們都認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眾抗爭、以及中國八九六四的教訓。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有著一些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沒有運動的發展是直線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裏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幾百人，但人數在之後又回到新高點，而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亦如是。群眾不可能成為「專業示威者」，他們都有家庭、工作或學業需要兼顧。特別是當他們感受到運動有明確的目標與策略，他們就會來參與示威，而不是日復一日，一味重復同樣的事情。最關鍵的是負責的領導層，其應該是由群眾通過選舉產生的委員會組成，在需要的時候提出戰術上必要的創新和發揮，從而提升鬥爭的層次。

在當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們提出了罷工的問題（包括總罷工）。因為學生領袖反對總罷工，在北京當時已為時已晚。當群眾開始疲勞之時，當局就將運動鎮壓了。在2011年2月，埃及眾多工廠罷工，是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的決定性因素。為了能建設一場成功的群眾運動，不僅挫敗國民教育，而且打敗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們必須從重要的鬥爭中學習經驗與教訓，了解其長處和失誤。

香港立法會選舉簡報

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結束。盡管建製派政客傾盡龐大資源成功配票下，在直選拿下17席，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增加3席和2席。另一方面，但是選舉在一片反梁振英和反國民教育的高漲情緒作為背景，結果的反映出香港政局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激進派的議席由過去的3席增加至4席，未來將令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進入更嚴重的管治危機。

傑瑞米柯賓

「超級議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會選舉新增了五個所謂的「超級議席」五個－對應五個地方選區的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別。對這一創新來推銷「一人兩票」（一票為地方選區和「超級」功能組別之一）的想法持懷疑態度的市民絕大多數贊成徹底廢除功能界別。

五個「超級議席」只是一個裝飾，民主黨可恥的應上屆政府懇求同流合汙，掩蓋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組別的性質。這些特權與親當局力量的堡壘被設計用來「淩駕」於群眾選舉結果之上，並保證當局可以控製立法會。 「超級議席」沒有改變這一點。其余30個功能組別，由低於香港2.5％人口的少數人​​決定。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這些議席中有14個候選人沒有競選對手而自動當選－他們的資格得到銀行家和地產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們的利益，並抗衡受民眾的壓力影響的另外半個立法會。

最後一次的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令人誤以為北京允許一場民主競爭進步的錯覺（本是操縱手法，但事與願違，兩個建製派的候選人卷入一場「內戰」）。同樣的設想，「超級議席」選舉將產生很多的「民主」的錯覺，卻同時保持目前的不民主製度的主要核心。在現實中，沒有規定「超級議席」參選人必須是區議員－真正能代表一個挑戰或替代現行製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長官選舉失控，「超級議席」選舉也可以令親北京陣營事與願違。目前，親建製的候選人被迫疏遠過於梁振英和其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學校洗腦計劃。這導致了北京香港事務的高級官員王光亞前所未有的幹預，在7月訪問深圳告訴親政府的政黨，「不要依靠攻擊政府在選舉中政治上得分」。

這些分歧並不反映任何真正的親政府陣營核心部份的轉變，而只是為選舉而作出機會主義的變化。只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創造了新的困難和矛盾，強化了危機氣氛，並可能導致如學校課程計劃等關鍵政策擱淺，尤其是如果教協和其他抗議團體能充分利用危機升級的機會，通過罷課行動的鬥爭建立鬥爭的基礎。另一個建製陣營分裂的標誌是，梁振英的頭號支持者與選舉顧問劉夢熊催促梁振英推遲國民教育科計劃，劉夢熊也是全國政協委員。

二十三條

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可以說是未來更為艱巨的反二十三條鬥爭的「預演」。自1989年以來首次的一天總罷課將會嚴重動搖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發動的話。這會讓反二十三條運動獲得寶貴的經驗，顯示群眾抗爭需要何種形式。現在證明了單靠遊行示威已經不足夠。當然遊行示威會對提升群眾意識其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惡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二十三條通過之後將會在香港引入中國大陸獨裁政府的打壓手段。警察會獲得大量的權力來禁止「搞事」的遊行，而對中共獨裁的公開批評將會受到打壓甚至監禁。與一些外地「不受歡迎的」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系將會被禁止，以阻隔國際上的支援和聲援。但是擁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義）目的的大財團、金融機構或其他資本家的打手當然不會被限製。就算沒有二十三條的今天，香港記者協會指出87%的記者認為今天的新聞自由比2005年還要差。

二十三條明顯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務的核心。因此，反對此惡法通過的抗爭需要立即開始，而需要在接下來的立會選舉作為主要的議題。 「溫和派」的泛民已經表明他們不能在民主的議題上作出有力的抗​​爭。推倒二十三條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歷史性的50萬人遊行是在泛民領導們的悲觀與消極態度中發起的。當年爆炸性的動員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於當時的實際局勢，包括經濟衰退、房價崩潰以及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

我們不能夠期待同樣的因素會在今天重復，所以任何現實的反二十三條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遊行示威以外的手段。與更廣泛的反專製鬥爭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要在廣大工人群眾、工作場所以及社區當中建立起群眾運動，發起不同的杯葛運動、占領甚至使用（極為重要的）罷工武器。反對二十三條而發動的一天總罷工將會是群眾展示巨大力量的機會。這不單會讓本地的資產階級精英感到害怕，甚至會影響到中共獨裁，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內地的遭受超剝削的工人階級會模仿反抗。

鬥爭的策略

作為反二十三條的策略之一，社民連承諾其立法會議員會隨時準備好辭職來迫使全港性的補選，就像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那樣。這個策略需要作為更廣泛反對惡法的群眾動員運動的一部分來考量，而同時還要考慮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實采取這個策略。後來組成社會主義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在2010年的補選運動中積極參與。

社民連的領導們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義，並反映出態度上的巨大變化。跟我們組織不同，許多人－包括一些社民連成員－對於2010年「變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喪。而我們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這些錯誤的「悲觀」結論間接導致後來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相對來說，社會主義行動強調50萬反政府的選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並可發展起來。

社民連提出的總辭以及反二十三條的新「公投」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改變。街頭示威的增加趨勢和對於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以及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在立法會拉布戰的巨大支持（反對替補機製）都反映出這點。拉布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大部分的「溫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眾意見下被迫改變初衷並支持「激進派」的行動。

人民力量在近月來在示威遊行中的動員也更為成功。其得到許多痛恨建製派和偽民主派民主黨的基層青年和民眾的支持，並且提出了與社民連咩有多大差別的選舉綱領。但是，盡管有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動員，其並不是由成員們民主地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幾個出位的領導所壟斷。加上其隱藏的與「泛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並沒有公開的顯示出來）的連系，都局限了人民力量無法被推進成激進左翼，或是成為群眾運動的承載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黨

這些例子都顯示立法會的議席－用來做為動員群眾的平臺－可以是鬥爭的重要力量。這尤其是在當一個工人政黨透過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贏得議席。社會主義行動從來不像其他左翼或無政府主義人士那樣采取​​一個僵化的反議會立場，我們明白利用選舉的議席來提升意識和發動鬥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在2010年的運動中指出，選票數字（也包括補選公投）並不是一切成敗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議會」外動員和組織的成功還更為重要。

議會和選舉策略有時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透過其獨立組織的角色，以至發動罷工的武器。當香港現時的工人組織由於歷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國的更是如此），未來的鬥爭將會是「後追」的機會，​​到時候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政黨－將會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為此準備並推動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帶領的工人群眾政黨的建立。我們所謂的工人群眾政黨跟香港職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黨完全不同。這個新的政黨是建基於英國「新工黨」的模型，該黨已經清楚地跟工人階級劃清界線。放棄了參與和領導鬥爭，新工黨不斷跟「激進示威者」割席，因此我們認為其只會是一些中間偏左政客們的平臺，而不是工人階級運動真正的承載工具。

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呼籲支持社民連，一個對政府和保皇黨派最激進的挑戰代表。社民連提出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反對私有化並為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些社會主義者也爭取的政策。不過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強調需要與資本主義完全切割，而這些政策本身並不足夠。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著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提出將壟斷香港的銀行及大財團收歸公共民主的控製底下。我們一方面積極地與社民連的成員在不同運動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個擁有活躍群眾成員的工人政黨，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獨裁者並改變社會。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呼籲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連的同時，我們也不會就此止步。加入實現社會主義替代的鬥爭－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大規模抗議運動反對洗腦教學計劃

大規模運動迅速發展，其領導人們卻突然叫停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 香港支持者）評論：
很少有政府能像香港特首梁振英這樣在就任沒過多久的時間內就把這麽多憤怒的人推上街頭。梁振英在上臺後11周裏片刻不寧，在7月1日就任第一天就有40萬人遊行抗議他出任特首，7月29日9萬人遊行反對他的愛國主義教育科目，在開學後添馬艦政府大樓被包圍9天，人數最多時達到12萬。民調顯示77%的人反對新的教育項目煽動民族主義和為中共這個所謂的「共產黨」專政的角色唱贊歌。

可惜，在沒有任何民主討論之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反國教大聯盟領導人突然通過媒體宣布結束占領。這一轉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當時梁振英剛剛宣布取消強製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國委同誌發起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學生運動在占領政總中積極活動和成長。 「全港大罷課」在一份新聞稿中稱：「政府總部的占領行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在仍未達到其主要抗爭目標之前，就突然被終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本可能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解散占領政總的決定，沒有讓「反洗腦運動」、憤怒的青年、教師和其他參與者感到滿意。在9月11日，大學進行的半天罷課得到了正面的響應。八千人參加了抗議集會，這是香港大學生在1989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下面的文章是一個訪港的工國委同誌所寫的關於上周群眾動員的目擊報告。此後是鄧美晶代表「全港大罷課行動」所寫的關於批評解散占領政總決定的聲明。

在香港的目擊：反洗腦抗爭和占領政總行動

訪港工國委同誌

在過去一周，「占領政總」運動在香港迅速發展，對親北京「強人」梁振英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那是反對實施「國民教育」運動的一部分。這一計劃通過在所有香港學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義課程為中共唱贊歌。
面對持續的占領和連日的抗議，梁振英政府被迫在星期六（9月8日）晚上作出部分讓步，宣布取消學校開展新科目的三年死限。當晚在添馬艦廣場聚集的10萬人，對運動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激動，並感到能夠令政府作出更大的讓步。

在星期天淩晨，運動的領導層突然宣布占領結束。 24小時後，政府總部外的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前一晚勝利之時還高高懸掛的橫幅被棄之如敝屣。這一改變是如何發生的？

反洗腦群眾運動

親政府的教育計劃最初由上屆政府所推動。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將落實這一計劃，盡管抗議聲不斷，並迅速引發了民憤和抗議的浪潮（參見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萬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其中並呼應中學罷課迫使政府取消該計劃。

在接下來的幾周，社會主義行動幫助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得到中學生和大學生以及其他當地支持者參與。他們每周設立街站，邀請人們簽名呼籲罷課。市民對此積極回應，多達數千人簽名支持。在8月13日他們組織了60多名抗議者到教協（香港80%的教師參加的教師工會）辦公室請願。反國教聯盟組織了添馬艦占領行動，當中的的核心成員有與民主黨關系密切的溫和派教協領導層，而教協在罷課問題上立場消極。

局勢在9月1日發生了改變，當時大聯盟發起的在立法會大樓外的抗議。超過一萬人冒著大雨參加，並在立法會外留守到晚上10點以後。 「全港大罷課」行動派發了數千張傳單，我們的口號得到積極響應。

由於把握了群眾愈加強烈的罷課情緒，我們運動的影響力得以提升。當臺上一名發言者說她不知道還能做什麽來阻止洗腦計劃時，她的講話被數百名學生高呼「罷課！」的口號打斷。

這一運動的迅速激進化迫使大聯盟的領導層在9月3日星期一發起另一場示威。這是大多數中學開學第一天，超過一萬人參與示威。這一抗議和占領運動被稱為「占領添馬艦」，因為立法會大樓周圍區域被稱為添馬艦。

示威連日進行，運動發展勢頭迅速。專上學聯呼籲大學生在之後一周的9月11日進行罷課。一個學校的學生送來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象征之一。我們的同誌和「全港大罷課」運動每晚派發數千張傳單，到周末已經派發了超過三萬張。在星期五，超過12萬人聚集在添馬艦。運動的發展勢頭及其能夠取得的成果看起來不可限量。

傑瑞米柯賓

政局危機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個月，國民教育課程成為了對抗受人唾棄的政府的首要議題。 7月1日新特首上任當天，街頭上湧現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臺，遊行人數為九年來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選舉下得到富豪689票而「當選」，但今天有傳北京準備「B計劃」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經面臨政治大量醜聞，包括發展局局長上任12天後被捕然後辭職，現正面臨貪汙起訴。梁振英於3月的假選舉踢走其對手後，促發資本權貴的分裂，削弱了其領導班子，亦限製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開支去減低反對聲音的能力。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驚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房屋危機交結在一起，形成相當大的群眾壓力。

不僅是反國民教育的鬥爭，顯然梁振英企圖重新推出鎮壓性的國安條例「廿三條」，以打擊香港的「抗議文化」。廿三條打擊示威權利，並取締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組織。今天反國民教育的抗爭實質上是未來更大規模反廿三條的預演。

「這一反愛國教育的群眾運動反映對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評論員林和立說。一名遊行的長者告<英文虎報>說：「我害怕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會​​很快會侵蝕。」

政府面臨多方面的社會壓力，令保皇政黨對國民教育的立場搖擺不定。它們害怕，如果被公眾認定為親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會選舉會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選舉期間批評梁振英，為擊倒邪惡的國民教育的運動增加優勢。

設定罷課日子

但要成功擊倒梁振英及北京，鬥爭運動必須要升級，並將準備罷課定為問題的中心。單靠遊行很少機會能夠擊倒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本身牽涉到相當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剛上任不久就在此議題上作出退讓，將重挫其極力表現的「強人」形象。

整個統治建製明顯受到729的遊行數字和反對的暴風浪動搖，但政府過往曾經作短期的退讓和拖延詭計，以分化、誤導和擺脫群眾對抗。最近兩次政治製度的改動正是例如– 限製補選的惡法本年較早被強行通過，而不民主政製方案亦為小修小補下在2010年被通過。同樣，面對星期日的遊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員會去「監督」新課程的推行。星期日遊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擁有5000名成員的學民思潮和教協）正確地拒絕參與這騙局。

學生、教師和家長的活動分子正在討論下一步行動，當中提出幾個策略，包括罷課行動和杯葛國民教育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動的一個補充，但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單靠杯葛是遠遠不及罷課有效的。

杯葛國民教育是如​​同一場「遊擊戰」，學校與學校、課堂與課堂之間沒有連系，而學生和老師的個體負上啟動抗議行動的責任。這個戰場會讓學校當局以紀律處分的方式施壓和要脅，孤立「搞事份子」，故此遠遠不及罷課行動有效率。罷課的行動性質可以團結最廣泛的專業教育人員、學生和家長作出集體行動。罷課同時一定要是積極行動，若果政府拒絕讓步，就以群眾遊行和集會去討論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罷課一天作為第一步，並於新開學期首幾天就該實行。

社會主義行動是在729遊行中唯一一個提出罷課訴求的組織，並獲得巨大回響。教協感受到家長和自己成員的巨大壓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就考慮罷課。這是踏出正確的一步，但是不足夠的。明顯政府正在等待並希望在新學期開始時首先讓某些學校「自願」推行課程，然後削弱群眾反對。故此，需要由教師、教協會員、家長和​​學生活動分子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設定全港一天大罷課的日子，是極為重要的。學生和家長團體不應再等待教協了，應該燃起自己的討論、地區會議和活動，去建立對罷課的支持。

群眾性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建立活躍的支部，並連結至整個城市。現存的學生壓團體在現階段是較松散，大多數是在Facebook等的「虛擬」網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構的群眾性運動組織，而這在對抗像梁振英這樣如狼似虎的資本政客的鬥爭中是必須的。

罷課一天反對政府洗腦將會讓香港的資本建製感到恐懼，意味著運動重要的升級：從既龐大又重要的街頭抗議提高意識，升級至工作場所內的集體鬥爭（即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案） 。由於歷史原因這是在香港稀見的。

社會主義行動呼籲：
•立即取消國民教育課程
•師生及相關團體全港罷課一天，反對國民教育！
•向教協領導層遞交申訴施壓，促使其啟動罷課行動！
•在所有學校建立學生民主委員會，準備罷課行動– 需要一個群眾性學生組織讓年青人發出有力的聲音！

香港：市民到教協請願要求立即啟動罷課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60名支持罷課的市民、教師（其中包括教協會員）、教職員、家長、大中學生及不同團體成員參與了「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到教協的請願行動，促請教協立即設定罷課確實日子。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成員亦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於起行前集會，「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將反對國民教育的行動升級，並以推動罷課作為推倒國民教育課程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她又認為，從729遊行至今已從街頭收集到超過4600位市民支持罷課的簽名，足見師生及家長已有策動罷課的準備。但教協理事領導層迄今還沒有公開地表達一個清晰的立場，聲稱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慮啟動罷課。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動，認為教協應發動罷課，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徹回國民教育科。另外，參與遊行的中學生Nate表示，反國民教育的運動非常重要，因為這將連系到未來反對廿三條的抗爭。家長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為人父母的感受，認為政府無視大部份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罷課是現時的唯一出路。

隊伍於八時半起行，從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教協位於山東街的總部。社會主義行動高舉「教協領導站出來立即組織罷課！」的橫額，與群眾高呼「教協教怯不要妥協！」、「支持全港大罷課」、「罷課抗洗腦教育！」口號。遊行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更有路過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馬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

遊行隊伍到達教協總部後，「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與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及代表會面，再次朗讀聲明，遞上請願信以及4600個支持罷課的市民簽名，要求教協作為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必須擺出領導姿態，組織罷課及決定罷課的實際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在回應媒體發問時卻表示，正等待政府今個月內的回覆才會再考慮進一步的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政府現時正采用拖延的手段應付群眾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直至九月份開學，政府必定先讓親中共學校先「自願」推行國民教育後，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學校施壓，展開洗腦工程。我們認為，要真正擊倒國民教育，唯有將抗爭升級，以罷課作為打倒洗腦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徹回國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連！製裁梁振英，製裁腐敗的建製保皇黨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下揭開序幕。 <!-​​-more–>六四燭光晚會維園人頭湧湧、六月十日為李旺陽慘死擠擁中聯辦、七一40萬人上街爭民主、七月廿九日9萬人遊行反洗腦，以上事件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在向當今建製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行動正組織選舉工程，支持梁國雄（長毛）及社會民主連線。由於社義行動乃相對新生之勢力，難以負擔立法會選舉高昂成本，故此本屆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但我們現在與去年參與區議會選舉一樣，目的並非只為了贏取選票，更是為了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建立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並要招募新的活躍分子加入。故此，我們呼籲選民票投社民連線，作為是次選舉中最激進的一個選擇，而其選情的報捷將為未來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礎。但是，我們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讓大眾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進而呼籲工人及青年加入社會主義行動而投入鬥爭，借以創造有力量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危機中的政府

資本建製日趨貪汙而爆發醜聞、「民主進程」不進反退、各亞洲經濟體系中最嚴重之貧富懸殊，皆令香港愈來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獨裁政府以最可笑的偽選舉強行委派梁振英為特首，只在激發群眾不滿的怒火。

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並沒有享受過新政府應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個星期內已有三名局長爆發醜聞，陷入即時性的危機。上任首日40萬人遊行要求梁振英下臺，被大部分時事評論員將形容是個「壞開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爺後來重新將落敗候選人唐英年視為更穩陣的特首，可謂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南華早報》(2012年7月21日)報導，有傳北京謀略家流傳一個「計劃B」去替換梁振英，正如2005年時董建華「腳痛」下臺。由於替換梁振英會令中央政權的面子受重挫，故此這似乎不會於目前發生，但我們不能排除未來事態會這樣發展。中國局勢日趨不穩，中共獨裁需要穩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對此力有不及。

根據媒體報導，即使政府內部人士都認為新政府是一個「大爆煲」。梁振英不僅面臨公眾對國民教育的激烈反彈，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鮮恥的騙子作為政府高官，促發民眾更大忿怒。現在政府高官就如奧運比賽一樣，競逐「辭職下臺」的金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臺，並因涉嫌詐騙房屋津貼被捕。他的繼任人陳茂波隨即被卷入經營劏房的醜聞。陳茂波企圖掩蓋事實也在數天內被揭穿。陳茂波的位子現正搖搖欲墜，新政府可謂完全失敗。

住屋危機

由於這些危機都涉及了地產界，因而令人民對此更為憤怒。這個行業由富豪和投機者前行著獨裁統治，令受害者已不止於工人階級，甚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也深受其害。香港樓價在過去三年中飆升了80%，高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2年4月28日發表的季度房屋價格指數發現，香港物業價格高出「公允價值」58%，使得它作為僅次於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在公屋輪候名單上有18,9500戶，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冊上的這個數字低估了住房危機的真實程度，因為至少有10萬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衛生或臨時性的住宿。同時，根據前特首曾蔭權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單位，主要用於金融投機炒賣。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一個獨立的部門調查和沒收這些空置單位－只要發現其交易中存在投機炒賣行為的證據。我們還緊急呼籲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套公屋單位，但這必須在民主的公共控製下將地產公司和銀行公營化，只有這樣才能打敗敲骨吸髓的富豪。

梁振英一直試圖贏得一些民眾的支持與承諾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與大亨李嘉誠發生沖突，因為李嘉誠反對政府重新啟動2002年在富豪的壓力下中止的居屋計劃。梁顯然感謝李嘉誠暴殮的財富和貪婪，讓他能簡單地製定一個政治目標，試圖贏得一些輿論支持「復建居屋」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關註這場虛張聲勢的戰爭背後的實際的事實，梁振英的住屋計劃其實沒有多「大膽」。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居屋重啟計劃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會對地產市場有影響，而在此之後，建屋計劃將被限製於極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個單位。對於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復建與否根本分別不大，因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額的補貼，而非租金補貼。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計劃的門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應量－而這部分梁振英卻蕭規曹隨，與之前的政府沒有多大差別。

貧富差距

住屋的危機與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密切相關。最貧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政府最近人口普查報告承認，現在貧富懸殊是1971年有記錄以來最惡劣的。同時，工人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工人，從1997年的44萬人上升到62萬人。這主要是由於雇傭合約員工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取代了永久性員工。
梁振英已采取一些小措施，如高齡津貼增加一倍至每月港幣2,200元，成本約每年52億港元，但另一方面政府的累積盈余超過6000億港元！他的政府正準備以灑一點「糖」來掩蓋有毒的反民主的政策。但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政府支持率幾成赤字，而當前又處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政府提出的新的支出竟然少得如此可憐！

誰在阻撓民主？

這些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問題與香港民主鬥爭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資本主義製度－首先在英國、當下則在中國控製下－通過政策的延誤，謊言和拖延來阻礙引入「正常」的議會製度。

據其擁護者所說，資本主義與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在仔細觀察下，我們在這裏看到一個明顯的矛盾。腐敗醜聞表明，不僅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們也反對擴大民主權利。許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黨領導人，誤以為​​中國當局是唯一反對真正普選製度的力量。

作為一個專製政權，中共的反對民主權利是明確的– 但它不是獨自在此。如李嘉誠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如人大，政協等），他們同時也是23條立法和其他限製民主權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資本主義精英沈浸在反民主的情緒中，擔心如果人民群眾加強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則會導致「福利主義」和他們夢幻般的特權遭到侵犯。

回顧歷史，當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爭取民主權利的擴展是作為反封建主義和專製君主製的革命鬥爭一部分－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動員更廣泛的鬥爭人數。今天，革命鬥爭，也是推翻獨裁政權的唯一途徑。

但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在亞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後開發國家或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對這種鬥爭懷著恐懼與矛盾。面對鎮壓勞動群眾，壓擠工資和增加工作時數的必要，他們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資本主義底下的極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業化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臘－反民主的銀行和如歐盟等國際資本主義機構扶持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過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

這就解釋了香港資本家的利益與中共獨裁是互相掛勾的－同樣的都是出於對工人階級潛在力量的恐懼。因此，僅僅只與其中一方戰鬥是不可能的。出於這個原因，那些支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泛民主派，並聲稱它是最有利於民主自由的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可恥的「溫和」泛民尋求與獨裁政權進行腐敗的妥協，顯示了這些政黨的政治破產。

傑瑞米柯賓

太低的最低工資

28元的時薪根本不是一個生活工資。以工時中位數每周45小時計算，每月只能獲得5,400元。根據經濟日報的資料，本港現時的貧窮人口有120萬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並無改善。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四成低收入住戶於最低工資實施半年後生活仍然匱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檢查牙齒、看私家診所急癥、供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等，仍未能負擔。隨著每年的通脹（本年首兩個月的通脹率為6.1%）影響，現時的每小時35元才相等於去年的每小時28元，而這是一個過低的水平，而去年工會提出的33元亦已經跟不上通脹，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最低工資應設置於40元，這才是能滿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資。而圍繞這一要求需要組織群眾性的宣傳運動。而最低工資亦必須把外勞、青年和學生實習生也包括在內。

影響社會？

今次最低工資水平檢討，一眾財團代表一如以往對最低工資大肆抨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聯僑企業行政總裁）黃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資時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調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影響，香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新光酒樓主要擁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實標準工時，將會有不少食肆結業。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前，資本家一直恐嚇群眾，表示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勞動者失業、雇主需結業或撤資等等。例如大家樂主席就曾於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資為33元，其集團「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然而該集團2011年中期報告顯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間仍錄得1億9千萬元的巨額利潤。最近它亦計劃將內地分店從100間倍增至200間（內地省市亦已實施最低工資），可見最低工資對大型企業的利益根本絲毫無損。另外，據統計處資料，最新的失業人數和比去年最低工資實施前下降了1萬3千人。領取綜援個案中，今年2月的失業類別個案和低收入類別的個案則比去年4月分別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資鼓勵了更多人參與勞動。資本權貴竭力告訴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就是為了令財團能持續得到大量廉價勞動力，並削弱群眾的抗爭意誌，以保持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我們並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權利前先為財團取得巨額利潤，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支付給工人足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資的話，那麽我們也負擔不起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堅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資的商業機構，應該轉型為民主公營事業，以保工人飯碗和權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戶的致命傷，因此我們要求凍結租金，並推行打擊地產投機的措施。

工人階級團結抗爭

梁振英接任特首後很可能會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應建製派政黨如工聯會和民建聯要求，把最低工資作些微的上升，為它們在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爭取支持，及減低群眾的抗爭情緒。如果最低工資的檢討結果並不為群眾滿意，梁振英則可以躲在「委員會的決定」後面，把責任推到委員會身上以避開批評。一個代表財閥的政府並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由公眾民主計劃生產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長期反對最低工資的民主黨亦不能被倚賴。工人們需在工作場所進宣傳，呼籲青年工人加入工會並參與抗爭。我們必需組織一個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為爭一份體面的最低工資及其他的勞工保障，包括為更高的最低工資水平、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而抗爭，並與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結合，以團結所有群眾、壯大抗爭運動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將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40，並與通脹掛勾
立即訂立標準工時、勞工三權（組織工會權、罷工權以及工會集體談判權），捍衛勞工權益
一視同仁，最低工資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傭及實習生，團結抗爭

香港：徹底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唯有罷課抗爭

政 府由強推的「德育及國教育科課程」受到民眾質疑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惹起強烈反彈而 鬧得滿城風雨。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動員了約二千名中學生參與七一遊行後，獲得了家長及教師的同情，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從逾千名家長募捐了 12萬元刊登反國民教育聯署廣告，向當局施加壓力。家長代表陳惜姿更揚言，學生罷課抗爭是最後一步。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號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國民教育大遊行，下午二時半銅鑼灣維園集合，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相信超過一萬人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遊行。

煽動愛國主義的洗腦課程

一 直盛傳推行國民教育科課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與推行廿三條立法、扼殺香港電臺廣播、實現假普選三個任務並駕齊驅。梁振英的當選令民眾更警覺中共 政權進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國內地的教育課程向來一面倒歌頌政權和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而國民教育科由直屬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師範大學參與製作教材，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早前發表「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的言論，進一步師生及家長對於思考及言論空間被扼殺的恐懼。

國民教育製服團體「國民小 先鋒」曾被內地傳媒形容為中共領導下的少年兒童組織，近年在香港積極舉辦升旗禮和訓練學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分隊，被 指在步操練習中加入槍操和劍操，要小學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練。事件惹起學生及家長憤怒，質疑國民教育會否宣傳軍國主義和武力衛國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的參考書目大部分來自內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島市委黨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的 文章。當中形容中共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更指一黨專政有助「確保政權延續性和社會穩定」，而不批評獨裁政府下的官員貪腐及民主權利受打 擊。選材內容更為偏袒政權，對於八九六四屠城以至當今內地群眾鬥爭四起等議題只字不提。由於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有份編寫教材內容，教材推出後，浸會大學教 職員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主編者不負責任，指事件嚴重損害浸大聲譽，要求所長薛鳳旋教授向公眾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受到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手冊 容有偏頗。

中外的統治階級向來皆以洗腦教育煽動愛國主義，麻醉學生對統治者的反抗意識。日本的「愛國教育」《教育基本法》於零六年被強行 通過，迫令學校灌輸愛國意識。零八年，大阪府門真市數位中學老師在畢業典禮上，拒絕起立齊唱國歌，並對學生說有自由選擇是否齊唱，最後全校160名畢業生 當中159人沒有起立。九名老師因違反教師指導條例被處分，老師到市政府起訴要求收回處分，但最終被駁回不予受理。而美國方面，更有許多擁有強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學校禁止教授一切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課程！

強推國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實上，小圈子選舉令香港統治階級四分五裂後，建製當局已經於本年五月就國民教育科被迫妥協而提出三年開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會強迫性要求學校推行課 程，而給予三年寬限期作為「準備」。如今面臨震天架響的反對輿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復強調學校可以自由選擇課程的方針及推行時間， 可見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夠通過，實際實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當局畏怕群眾反抗而被迫讓步的同時，亦盤算溫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後以「自願」 推行國民教育的中學（尤其是具親中共背景的中學）為「先鋒」例子，向其他學校施加壓力，以迫使全部學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腦課程。

新任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日後，因為嫌涉貪汙辭職，梁振英政府本已經陷入嚴峻的危機，而反國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連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勢必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臨近立法會選舉，爭議性議題令建製分裂陷入難以收拾的地步。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害怕失去選票而偽裝站在人民 一方，指國民教育需要「小心處理」，更罕有地動員20名黨員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押後推行國民教育，事後被中共喉舌《文匯報》批評「搖擺不定難以取信於 人」。

在強大的群眾力量面前「強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擊。梁振英政府本來以國民教育作為探測民情的工具，以預計未來推行廿三條立法 的「可行性」，豈料遇上激烈的反抗聲音，再次證明深陷統治危機的政府將會寸步難行，推行廿三條的政治任務對政府來說將更為兵行險著，為避重復零三年董建華 下臺的復，加上為了讓中共政權安然渡過領導層換屆，中港政府將更為如履薄冰，在民意沒有顯著降溫之前很可能先將立法擱置。

擊倒國民教育　師生必須罷課

遊 行是動員群眾對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單靠遊行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讓學生及教職員討論並設定罷課一天的確實日子。如果有認真嚴謹的準備公眾宣傳 運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地區舉行會議，罷課將成為擊倒洗腦教育的關鍵鬥爭。學生需要建設自己的學生會，以組織起來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群眾性的學生會可以於罷 課及抗擊國民教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教師、學校職員和學生罷課一天
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課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立即下臺
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
建設學生會組織，組織起來並為學生權利戰鬥。校方當局必須認受此組織，並給予等同教協等教員組織的資源和設施
踢走教育局官僚，由師生及學者代表選舉產生的民主委員會去討論及製定學校課程
徹底的教育民主化及社會化要徹底進行，需要組織基層民眾及工人階級的政黨去鬥爭

香港：九萬人上街反洗腦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過九萬人上街參與了反對國民教育的遊行，遠比主辦單位「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預期的一萬人多。遊行隊伍在下午三時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約五時隊尾才走出維園，人群到達終點金鐘新政府總部的集會時，仍久久未能看到隊尾。

參與今天遊行的人士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長帶同子女參與，讓子女上一課公民教育課。烈日當空下不乏孕婦參與，亦有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聲言要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黨及團體也參與了這場遊行，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等，社民連線、人民力量和公民黨等政黨亦動員支持者參與。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洗腦教育」、「吳克儉下臺」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高舉「取消洗腦國民教育　團結師生罷課一天」的橫額，向群眾提出呼籲老師、學生及教職員罷課一天的訴求，得到過千市民聯署支持，包括家長、老師及學生也認為唯有通過罷課，才能迫令無視民意的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的課程。

在傍晚遊行龍尾即將抵達政府總部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同會見傳媒回應遊行人士訴求，重申會繼續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政府態度強硬，只靠遊行並不足以擊倒國民教育。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學民思潮及教協等學生及老師組織應該積極籌備罷課行動。距離開學尚有一個月時間，當務之急是於學校和地區設立學生會組織，民主討論罷課的確實日子和運動策略。

香港：群眾抗議反對洗腦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龐大的遊行為香港新政府及其領導梁振英上任的首個月寫下災難的一頁。當天超過90,000人–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等– 擠擁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對政府的愛國教育課程。這一政策是中共專製當局企圖進一步加緊控製香港的又一嘗試，尤其是用以遏製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緒。此計劃將於九月小學開學後以自願性質推行，並將延伸至中學，在2015年將定為必須課目。正如本次龐大遊行隊伍所展示的，群眾中廣泛存在對於被定性為親政權的「洗腦」課程的反對情緒。僅僅在遊行的數天前，主辦單位預計遊行人數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擋烈日的雨傘下叫喊口號，並手持標語的紙牌：「不要思想控製」、「反對洗腦」，甚​​至有一張紙牌寫上「戈培爾正在香港復活！」。

「中國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國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壞的一面。」，一個9歲的遊行人士向美聯社說。 「國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攜著蹣跚學步的小孩的家長向<南華早報>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去年一個調查指，7成教師反對國民教育課程。自此，反對情緒愈演愈烈，不僅是教師中，而是廣泛存在於社會各個階層中，周日的遊行就是例證。香港大學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調顯示，只有12%的受訪者支持推行新的課程。此次遊行不但是遊行人數驚人，而參與者平均年齡之低亦是一新紀錄。

支持學校罷課

工國委(CWI)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罷課一天的訴求，以在遊行後延續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回響。我們是在遊行當天唯一一個提出罷課口號，並為此展開宣傳運動的組織。民眾在社義行動的攤位外列隊簽名支持罷課，雜誌「社會主義者」亦迅速賣光（賣出超過200份）。

政府推出的課程旨在宣揚經北京過濾過的中國近代史、否認政權的壓迫性、抹去一切關於八九屠殺民主運動分子的事實。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北京正加強利用民族主義去合理化自己的統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國模式>派發到學校，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歌功頌德。該書宣稱專製製度造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所謂「穩定」。

星期天遊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該教材，說：「這本教材比中國內地的教科書更生硬惡劣。」

當中共獨裁的喉舌攻擊美國的「多黨製」(<中國模式>將之定為無效率)時，其真正討厭而針對的是例如遊行權利、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組成工會權利等。這些權利都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過來的，並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工人和受壓迫者與資本主義和剝削製度鬥爭。然而，美式製度反動落後的一面，例如華爾街對政局的操控、百萬富翁占議會人數的47%、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打壓、不民主的媒體壟斷，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反對的，卻又是符合中共獨裁所需。

傑瑞米柯賓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勝利標誌著由過往政府重要的轉折。他是精於計算的資本主義政客，並曾經使用民粹主義去營造「親窮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擊他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國建立了與中共派系及商業利益的連繫，明確地支持資本主義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幫助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權法》草案。「他因為推動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政策的改變而備受讚賞。」1997年5月《亞洲週刊》寫道。

曾蔭權的領導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能會嘗試利用社會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飾對公民自由權利及民主鬥爭的攻擊。他繼承了庫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這給予他的政府一些餘裕，而北京的「競選管理者」會要求梁振英展開新政府的一些開支計劃，盡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勢。 但是，小圈特首選舉鬧劇展開統治階級歷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務更為複雜。

統治階級分裂成兩個陣營

《南華早報》的社論指：「梁振英面臨的首個挑戰是令人卻步的。激烈的選舉期間兩個親建製陣營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須將之修補。」

馬克思解釋過，當統治階級失去信心去繼續現行製度時，革命因統治階級分裂由上層開始。唐梁兩營的選戰展開了資本建製間激烈的分裂，難以修補，反而可能會因為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而「製度化」。這是北京所恐懼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為他們的挫敗療傷。對這群習慣呼風喚雨的人來說，這是97年回歸以來首個挫敗。尤其是當梁振英企圖爭取民心而動用一些民粹政策時，會侵犯到富豪的壟斷利益，而選舉期間權貴間殘酷的內鬥會繼續，反梁的資本主義勢力會嘗試打擊及懲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緊急調和，拉近戰鬥中的建製派系，但處於現時經濟危機深化、社會分化嚴重的環境，這似乎難以成功。

資產階級的分裂亦與中共日益尖銳的權力鬥爭有相當密切關係。清洗薄熙來標誌住主要派系鬥爭正在展開，當中圍繞住現任領導胡溫的團體與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組成聯盟，去排擠親江澤民的派系（例如薄熙來及唐英年）。從1990年代以來，江澤民的「上海幫」在中共把持很大權力，現在可能有所改變。這過程只是開始，隨著新一輪震盪及危機，當時中共領導班子交替愈近時，鬥爭會進一步激化。這反倒過來會波及香港政治，並影響兩個建製陣營的形勢。

香港正處於風眼位

這不僅是新屆特首面臨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的極新自由主義及開放市場經濟之時，唐英年可能會感謝梁振英搶走他的工作。對香港資本主義來說，現時兩條陣線上會有很大麻煩：歐洲及中國。最近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響起了震驚的警告，中國硬著陸的話，香港比中國會受到更嚴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中國房屋泡沫崩潰可以觸發銀行危機，抵消年度4.5%的經濟增長（將預料的8.5% GPD增長減至「硬著陸」的4%）。它亦警告，當中國經濟增長每下降1個百分點，香港則會下降1.25個百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銀行龐大地涉及內地業務及其房產市場（現相當於香港GDP的200%）。這份報告亦警告，歐洲的蕭條對香港的影響比歐州本身更嚴重，歐洲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會演變成香港經濟增長下降1.5%。這是因為香港與歐洲的龐大貿易（輸入、輸出、和對內地輸出輸入的轉口貿易），亦因為歐洲的銀行在香港經濟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繼續深化

新民黨領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圖會更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製派內部都會有「進一步分裂」。

何俊仁參選小圈子選舉以至難堪慘敗，但民主黨顯然不會得到任何教訓。(何俊仁連泛民選委的一半票數都拿不到)。無論是競選期間還是梁振英勝利後，民主黨領導人均表示願意與新屆政府展開會談。

梁振英會試圖平衡不同陣營和派系，在它們之間挑撥離間。不能排除他會試圖拉攏反對抗爭的泛民溫和派， 甚至在更遠的將來讓他們擔任政府職務。民主黨明顯不會排除會這樣做，雖然現時梁振英欠缺民眾支持，但讓泛民擔任政府要員實為言之過早。梁振英亦會謀取北京支持，利誘泛民領袖更多交談，從而令泛民由反對及鬥爭的道路上離開得更遠。

因此，香港正進入新時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今年七一遊行數字將會期望更高，而廿三條會成為焦點。當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當務之急是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親資本政策的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提供一個組織平臺。舊有的泛民主派運動顯示，受製於其親資本主義觀點以及對群眾鬥爭的畏怕，它已不能為民主權利和全民普選展開真正的鬥爭。社會主義行動(CWI)為群眾性工人政黨及戰鬥性工會而努力，我們強調，要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鬥爭連繫至內地日益壯大的反中共獨裁運動。

五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香港：五一是慶祝國際工人運動的傳統節日。勞動節源於120年前，自此五一經已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尤其是八小時工作天）密不可分。
至今21世紀勞動者仍在爭取同樣的要求。50小時工作周是美國1913年的狀況，但今天在香港仍然相當普遍。學校教師和「辦公室行屍」工時過長的境況也是見怪莫怪。BBC報導，2011年在臺灣過長工時導致超過40多宗的過勞死

支持消防員！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最高工時八小時與五天工作周，同時不得扣減工資！工會一定要為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並與縮短工作周的目標鏈接起來。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民主的製度，由「1%」的超級富豪統治真正創造社會經濟財富的「99%」大多數人。由美國「占領」運動的群眾抗議，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歐洲工人的反抗與大型罷工（詳情請參考本期關於西班牙、愛爾蘭以及美國的文章），全球群眾都在反對這個邪惡的製度。
我們不會為資本家們的危機埋單！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銀行製造金融危機後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繼續撈取大量利潤。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巨子卻豬籠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個富豪的總身家為17,170億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醫療開支的三十倍！一直以來，資本主義信徒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有錢人可以「投資創新」 （即投機）的話，財富就會「向下滴漏」。天大謊言！貧者愈貧才是現實，現在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下，自從1997年以來明顯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國家美國，全國學生借貸超過1萬億美金（約合7,760億港元），最近有數千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免貸文憑」。

在五一勞動節之際，必須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首先，通漲問題惡化，尤以房屋和食物價格直飆，勞苦大眾十分耘耕，一分收獲。公平工資網絡（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實際工資「凍薪」將會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趨勢。當然，比起2011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 1.7%，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資40港元——反對歧視

同樣，經過多年爭取，最低工資去年終於落實，但每小時$28即要工人挨餓，我們亦要加大施壓力度。單單要彌補一年來的通漲幅度，今年最低工資至少要提升到$35。我們需要發起運動，組織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並發動工會「戰爭」向惡名昭著的高度剝削行業（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飲與酒店）宣戰。最基層的工人由自身組織、為自己鬥爭，能夠強化工會，並將之演化成戰鬥組織，增大所有階層的工人的議價能力。當然，雇主已經組織起來反對工人福利，工會領導必須以抗議迎頭痛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而是切切實實展開鬥爭！

更可恥的是，外地傭工的歧視正在繼續，並不斷惡化。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反對種族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中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資本建製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同樣，血汗工廠為全球億萬富豪茹毛飲血的工具，而當中工人無數的抗爭果敢堅毅，令我們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們要求中國允許真正的工會和罷工的自由，並建立群眾運動來打倒親商賈的「中共」獨裁。五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溫過去全世界工人艱苦鬥爭中贏得的經驗：「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兩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的黨派，在40多個國家進行五一遊行，槍口一致高喊：資本家，滾蛋！

資本家，滾蛋！
在中亞，工國委(CWI）積極支持哈薩哈斯坦石油工人抗爭，捍衛工作職位並反抗暴力鎮壓。在歐洲，工國委（CWI）愛爾蘭的同誌亦發起了百萬人運動，抵製政府強推的住戶稅，反對工人倒貼銀行家。在尼日利亞、希臘和西班牙，工國委的成員都活躍地參與總罷工，以反抗政府推行反工人政策。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欲強化反抗「1%」資本家的鬥爭，請勿猶豫，立即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專訪社會主義行動新成員 NATE

同誌，你能首先簡單介紹下自己嗎？

大家好，我叫NATE，16歲，仍在香港的高中讀書。我在差不多一個月前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我是在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集會活動時認識他們，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躍地參與他們的活動。

你能說下你為甚麽加入社會主義行動？

我有一次被邀請出席他們的支部會議，我感覺到社會主義行動他們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躍，並且非常有組織性。他們也對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議題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在實際社會政治上來贏得改變。相對來說，其他的組織一般都只會關心特定的議題，例如選舉。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面對任何政治議題都是十分活躍的。

你為什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呢？

我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帶有左翼傾向，而自從我加入了社會主義行動以後，我越來越明白到社會主義的邏輯性和必要性，而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建立在貪婪之上。社會主義是建立於大家群眾的民主合作與分配，是一個人類更進步的社會製度。


我如此關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政治決定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命運，現今的製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剝削大多數群眾來運作的，這樣的一個製度怎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雖然我來自於中產家庭，但我知道貧窮正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的上層幾乎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而下層的人卻一無所有。我希望可以參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而這是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有聯系，你為甚麽選擇支持工國委？

我了解到工人國際委員會非常有組織性，並在國際上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們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議題都有許多的運動。他們對於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從不會怯於討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你會有甚麽跟你身邊的年青人說的嗎？

我想說政治會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們就不可能改變任何問題。年青人活躍參與政治行動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讓政府知道他們不能夠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實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並滿足群眾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 需要繼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周年，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去年最終落實的水平遠比勞動者所爭取的每小時33元為低。政府將會於今年十一月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為爭取真正能改善基層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資，我們需要組織更多大型的抗爭。

傑瑞米柯賓

香港：「長毛」被判囚兩個月

社會民主連線（LSD）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控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的莫須有罪名，並判囚兩個月後，將可能面臨被立法會開除議席。而其他示威者－黃洋達、容偉棠，鄧建華及陳倩瑩－則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針對去年九月抗議政府所舉辦的就遞補機製的咨詢論壇的示威，這再一次反映出對反政府示威的打壓。去年七一遊行有超過二十萬人抗議政府這個不民主的方案。 ｢咨詢」論壇只不過是政府裝模作樣的拖延策略，來轉移公眾的不滿，並準備在將來再一次硬推舊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決是對正義的效顰。所謂刑事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而對示威者加起來的刑期卻是五個月。被告們同時被控擾亂公眾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實上是政府拒絕示威者參與那個「公眾論壇」。

示威者被刑事檢控

「囚禁『長毛』的決定是一個恥辱。」曾經多番與這位社民連議員共同抗爭的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ＣＷＩ）的鄧美晶評論道：「這證明了我們社會對於有錢人和有權勢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則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檢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選人可以隨意違反法律、收受奢侈禮物、並與黑勢力聯誼。」

進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將會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個精英選委投票舉行，而這個選舉自身已經變成一個鬧劇，(特首)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接二連三地被揭發肆意違法和與犯罪分子狼狽為奸的醜聞。但是挺身對抗這完全反民主製度的人士卻遭到警察的鎮壓、法律與媒體輿論的嗜血攻擊。

正當香港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群眾對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越來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資產階級建製正尋求新的打壓方法。針對「長毛」的法院案件是明顯的政治檢控，是對他和他的政黨的報復，只是因為他們在2010年為抗議龜速的民主進程而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來最多打壓的一年

政府對示威抗議愈來愈有出的對抗性和強硬手段的趨勢，並在一年前委任了鷹派的曾偉雄作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領導的警隊明顯地改變了作風，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對前年只有50人。這是自1967年導致數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動以來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年。

立法會議員如果被判囚超過一個月就可以被解除議員席位。我們現需要一個有力的群眾抗議運動來要求解除對這五名人士的莫須有指控，並揭露這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

•撤銷對「長毛」梁國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停止任何褫奪「長毛」立法會議席的行動
•提升對不民主的政府與選舉製度的抗爭，​​反對社會中1%的資本家

香港元州：領匯漠視居民需求建製議員敷衍塞責

居住於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樓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元州村區議會前仗候選人鄧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們能協助元州村特別是元和樓的居民解決兩項與元州領匯商場內設施有關的問題。

首先，由於領匯商場二樓可直接通往長者宿舍元和樓，而同時商場有自動扶手電梯通往二樓，因此元和樓的長者一般習慣經由元州商場回家。然而，商場近發祥街出入口的電梯每日會運行至淩晨十二點，而迎長發街一側的電梯卻會在十點鐘停止運作，這樣就對元和樓的長者造成極大的不便，令他們不得不多繞超過一百米的距離方能回家。

另外，近發祥街的商場出入口兩道玻璃門中其中一道長年累月失修損壞而不予開放，由於該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較接近地鐵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門的損壞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擁擠在另一道門通行。周先生指，該玻璃門經常損壞，多次維修後不久卻又再次因損壞而不予開放，而今次更關閉了四個月仍未修復，令街坊感到相當不滿。

對於上述兩項情況，周先生無奈地告訴我們，無論是當區民建聯的區議員陳偉明，抑或辦事處就設置在元州村內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還是民協的施德來等，對於這些問題表現出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要麽稱愛莫能助，要麽說自己不太了解情況。因此，周先生希望我們能夠給予協助，跟進這些問題。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種票的陰霾下，建製派得以在選舉中「大勝」。當時，我們社會主義行動聯合社會民主連線組成選舉同盟參予了這一場選舉，以我們激進進步的政綱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條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後我們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這對於我們，一個年青的激進力量，而言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成績。

在該次選舉中，建製派民建聯的候選人獲得了三千多票而連任。選舉期間，我們指出建製派乃至右翼政黨民協只著眼於對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籠絡，卻在實質的工作上推諉責任、腐化無能。特別是對領匯瘋狂加租，漠視區內民生束手無策。很不幸地這一個情境，卻被我們再一次所言中。

當我們的成員與周先生面談並到元州商場了解情況後，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場的領匯辦事處跟進問題。一如所料，領匯方面采取推諉的態度，他們表示，商場本應十時正關門，只是近發祥街一側由於二樓酒樓客人未散，所以才讓電梯運作至十二時；至於玻璃門的問題，他們側推諉於「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們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維修，並稱「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臨離開之時，領匯方知道我們成員的身份並交換了名片。

結果，當我們正準備動員受影響的街坊舉行一次反對領匯漠視街坊需求的示威集會，與領匯交涉兩日後，鄧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來電，表示雖然電梯問題仍未解決，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門卻已經完成維修並重新開放了。

一方面，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黨政客的無恥無能。這一事例非常生動而現實地說明了民建聯無論在選前或選後如何大灑金錢以圖籠絡或聲稱自己如何「務實」，最終都會原形畢露。同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經口口聲聲的標榜自己「服務社區」多少年，或稱自己如何「熟悉社區情況」。平日裏高薪厚祿，堂而皇之地居廟堂之上，但卻對社區小小一件舉手之勞的事情卻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從與周先生的訪問中得知，事實上在領匯上市前，元州商場兩側的電梯都是開放至淩晨十二時，相信領匯是為了節省電費成本而縮短開放時間。領匯一直以來漠視民生需要，一味貪得無厭追蹤利潤。我們的政綱早已提出過「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亦多次發動示威反對領匯霸權。而這一次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領匯由一開始意圖推搪拖延，到知道我們成員身份後由於畏懼群眾抗爭而加緊維修。說明社區事務，不能信任由政黨政團包辦，民眾必須親自投入參與，方能為自己爭取到改善。

雖然現時玻璃門業已修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工作到此為止。電梯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正計劃發動新一輪抗爭行動向領匯施壓；周先生亦表明願意協助，並已有十多名受影響的街坊願意參與。

當然，我們亦不會忘記，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匯私有化本身！因此，我們亦同時堅守我們的立場，——充公領匯資產，收歸民主公營！

香港：豺狼上臺　民主鬥爭的暴風雨

3月25日，正當權貴主導的選委會宣布梁振英「當選」為候任特首之時，3000名示威者於投票中心開始高喊「梁振英下臺」，這是中央極權傀儡的一個不祥的新開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噴霧的攻擊，顯然亦是大事發生前的警號。在這場不民主的選舉鬧劇結束一星期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勢要參與4月1日首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上星期投票後，一場前所未有最惡劣的選舉「圓滿」結束。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場政治惡夢，破壞了所有候選人的聲望，更進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製惡名遠播，而北京幾乎無掩飾地控製是次選舉，深化了公眾對中央的對立意識。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選舉離不開貪汙醜聞、違法事件、官商勾結，連帶大力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即使選舉已過，醜聞依然繼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以及兩名地產界鉅頭（敦氏兄弟）正涉及貪汙事件的調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註目。醜陋的選舉工程不免危及勝出者，為下屆特首造就不利條件，而非如北京所願令其取得「公眾合法性」。

只有57%的選委會(689票)投票給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開始特首選舉的「表演」以來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選舉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數是最有錢的資本家）。梁振英於北京控製的選委會內僅僅取得多數，但他在社會上真正的支持度卻低得多。一個由數間大學合辦的模擬投票（民間選舉）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準確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權的意料，是當初讓兩名親北京候選人競選，原本為製造「民主選擇」的遮醜布，結果卻引發一場唐梁兩營之間完全失控的鬥爭。一名評論員適切地將是次選舉總結為「政治宰殺場」，而令香港資本權貴展開前所未見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淚彈」

選舉接近尾聲之時，資本權貴陣營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無遺。當時已無望獲勝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於2003年的一個高層秘密會議中，建議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淚彈」鎮壓反對廿三條國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製商臺的牌照，以懲罰它宣傳鼓吹反政府抗議活動。雖然梁振英強烈否認，但超過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屬實。事實上電臺牌照一事並非什麼新事，當時報章亦有報導過梁振英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2003年時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考慮使用鎮壓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數星期後引咎辭職）曾經與自由黨黨首田北俊討論可能要動用解放軍。政府當時退讓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和平主義」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是因為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遊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當時民眾的憤怒情緒。在此情況上，政府使用殘酷鎮壓可以促發反彈，發展出半革命的氣氛。

唐英年因為散播這些資訊，被一些資深的政治人物嚴厲讉責。北京對於他的講話大吃一驚，並毫無疑問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關乎到資本權貴極力隱瞞的最內部秘密，即「國家」的真正本質，以列寧的語匯《國家與革命》可以將之歸結為「特殊的武裝隊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資本建製內的鬥爭是如何激烈和嚴峻。他後來坦承，當知道「梁振英有機會勝出」後，便決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協議（對此他可能會面對紀律處分）。但事實上，唐英年及其強大的利益後臺一定知道，最後階段時唐英年的選舉工程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唐英年選舉期間醜聞不絕，如果他勝出將會造成即時的管治危機。對梁振英的攻擊是用來摧毀整個選舉，造成僵持狀態，迫使發生以新候選人參與的第二輪選舉。選舉前的一個民意調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對流選及新候選人表示歡迎。大部分人對唐、梁、陪跑小醜民主黨何俊仁的態度是「別吵了！你們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選發生，故此於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後，中央政府開始遊說選委會投票支持梁營。「我們的底線是不想見到流選發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數星期只會引發更多互揭隱私以及建製陣營的分裂。」(《南華早報》, 3月21日)

最後數天，選舉工程變得更公開及笨拙。中聯辦不但派人到處遊說，更向報章施加壓力不得刊登批擊梁振英的報導。樹仁大學新聞系教授梁天偉指，中聯辦幹預媒體是一個趨勢，現在做法更為赤裸。

此外，有報導指李嘉誠曾於人大會議後於北京與接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當中習近平要求他轉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絕，更將此事透露公眾。

即使在選委會的權貴陣營之內，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難以令人信服，卻邁向成為97年以來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評論員所指，即使如預期一樣，梁振英會於上任早期實行一些民粹的開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無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際，梁振英將面對來自資本權貴的壓力。這些權貴深深分裂，又對梁心抱懷疑，如果梁振英有響起任何警號，要放棄香港傳統的「小政府」教條，他們一定會怒吼。在選舉的最後數星期，梁振英已經開始減少談及社會政策綱領。《南華早報》發現，唐英年的選舉綱領其實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開支計劃。

廿三條立法

梁振英是強化國家機器鎮壓、勒緊香港「抗議文化」的強硬派，去年有數千個大小的抗議活動，議題包括社會議題以及民主訴求，而警察愈來愈以強硬取態對付。盛傳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他多番否認。數年來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員，卻有技巧地向特首辦發動挑戰，扮演著批評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來他一直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直至2011年辭職參與此選舉）

梁振英於選舉後翌日到訪中聯訪，證實了廣泛公眾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製大局。現時有傳中間有一個交易，為回報中聯辦遊說有功，梁振英會從事「四大政治任務」：通過廿三條立法、實行國民教育（親中國／中共）、扼製港臺（時常直言批擊建製的公營大氣電波）、政製發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實行普選）。

特別是，梁振英力圖推行廿三條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後廿三條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眾運動觸發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機，以及特首董建華（也是梁振英的「良師益友」）的辭職。如果廿三條當時通過，會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陸化」，引入中共對集會及組織自由的嚴苛打壓，進一步箝製媒體（現時已被依照北京意願扭曲），禁止公眾鼓動反對一黨專政。廿三條會給一張空白支票，讓政府可以鎮壓任何挑戰北京專製政權及香港資本主義的運動或鬥爭。這會將香港轉向至警察國家。

反對派政治領袖警告，梁振英會預備「白色恐怖」的統治，不是沒有理由，縱然他脆弱的選舉會令他面對很大問題。在鷹派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數字為5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正在鬥爭反抗報復性的兩個月判囚，法庭聲稱他擾亂一個政府諮詢論壇，其他幾個示威者亦面臨相關判監。這些都是政治大陸化的警號，而梁上任後很可能會被強化。

為了反對鎮壓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需要一場與以往不同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遊行展示了民眾對此議題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國日益加強鎮壓下，已經大致上否定了對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眾對廿三條更為反感。這運動可以並必須以街頭抗議開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這是不足以對抗的政府製止抵抗的決心。

反廿三條、爭取全面民主權利的鬥爭必須連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罷工、杯葛運動等群眾集體行動。今天歐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國際貨幣基金、中央銀行和歐盟)的不民主統治，例如愛爾蘭的集體拒絕付款運動以反對緊縮稅項。這運動是由左翼領導的，當中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行動的姊妹組織）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們必須引領大中學生加入反廿三條的陣營，推動一天罷課為開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從而將抗爭擴散至其他領域。

未來迎戰鷹派梁振英的鬥爭必須要充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糾察隊以及更自律的遊行，去迎接去挑釁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眾組織去鬥爭：戰鬥性工會，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層工人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