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反種族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本地及外來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權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自願性居留權，並為有尊嚴的工時及工資鬥爭。我們要鏟除濫收費用的吸血招聘機構，莫任之成為外傭負擔。抵製這些仲介公司匪類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將之民主公有化，並取消向外傭征費。

「社會主義行動」與「反種族主義青年」極力反對香港政府和媒體不斷煽動種族主義，抹黑外傭和內地移民等群體，旨在分化工人，並邊緣化工人權利與民主權利的鬥爭。我們爭取婦女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宗教或性別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未到三年，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組織，旨在為一個具群眾會員的、新的工人政黨奮鬥，並以社會主義取代混沌無序、多災多難的資本主義。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旗幟下，我們將與一眾誌同道合者共同推翻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資本家，滾！

我們要立即全面實行民主，並結束內地的一黨專政。但這必須要連系至打破「1%」資本家的經濟統治：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實行公共民主管理，並將之運用於計劃真正的工作職位和廉價房屋，並大量增加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與工國委(CWI)在眼前的鬥爭發揮積極作用，爭取減低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但我們亦將這些議題連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會變革。讓工人民主地管理和規模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社會主義觀點－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我們會在每周五和周日舉行以中英文雙語進行的定期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積極分子，並會規劃我們的選舉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聲音變得更強！

二零一三年

十三萬人參與元旦大遊行

一月一日元旦日，估計有十三萬人參與大規模反政府遊行，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下臺。梁振英政府剛剛執政半年，這次元旦大遊行是民眾對非民選的政府表達強烈的憤怒，並施加強大的壓力。

遊行中示威者指梁振英是「狼」、「吸血鬼」，並且由於梁振英多次以謊言欺騙民眾而被諷為「長鼻木偶」。同時，很多示威標語上寫著「689」，指梁在去年三月的小圈子選舉中只得微乎其微的689票，並將99.9%的民眾排除在這場選舉之外。

示威者高呼「打倒梁振英」和「立即普選」。示威後的一星期，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將會在跛腳的假議會內提出彈劾特首的議案。而在元旦日，香港的親中共團體還組織起細小的遊行以示支持梁振英，而隊伍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即便是警察公布的數字，也不得不說反梁遊行的隊伍人數是支持隊伍的三倍。

在香港，警察監管大規模抗議活動愈益嚴厲，在元旦日，全港三分一的警力的部署在遊行區域上。在遊行數星期前，警察表示他們將禁止參與團體在遊行路線上擺設街站籌集資金。而擺街站是反對派爭取民眾支持的傳統方式和重要的民主權利，因此必須積極捍衛。當日，幾乎所有參與團體都無視這一禁令，繼續在沿路設立街站。

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警察封鎖了通往禮賓府和中環其他地區的道路，以圖阻止企圖進行占領的遊行隊伍前進。在午夜警察拆除了示威者在禮賓府架設的帳篷並逮捕了多名示威者，當中包括「長毛」梁國雄。

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興趣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設立了兩個街站並發行二零一三年一月的新雜誌，以傳播社會主義的理念。我們街站籌措了超過三萬一千港元，並銷售超過三百四十本雜誌，展示群眾拒絕警察鎮壓民主權利。

對於一些示威者在遊行中展示港英殖民時代旗幟一事，香港和國際媒體都作出了相當多的報導。這個趨勢持續了幾個月，而中共領導人亦會以此借題發揮，證明有「外部勢力」幹涉香港政治問題，並將之連系至需要就鎮壓性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雖然現時一些打出殖民旗幟的相對的小團體主要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自主權甚或香港獨立，但同時亦表達一些反中國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成分，一些通過互聯網松散地連系的階層亦卷入這趨勢。對後者而言，殖民標誌是一種表達反中共的方式，就如愈來愈多人戴上Ｖ煞臉具遊行。社會主義者捍衛民主權利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反對殖民旗幟象征著的混亂的理念和反動的思想。

整個製度的危機

與其說是一個政客的「失敗」或欠缺誠信，不如說是香港面臨整個政治製度的危機 – 讓中共獨裁強加的資本主義領導欺壓人民對民主的渴求。

梁振英的領導班子雖然上任不久，但已經引發千千萬萬的示威者上街－包括在七月一日他上任時四十萬人遊行和九月超過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反國民教育。隨著未來威脅民主的新法案 – 廿三條 – 來臨之際，未來抗議很可能會繼續。最近新委任鷹派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政治局常委的張德江，可見惡法將至的蛛絲馬跡。北京利用委任張曉明去加大香港政客對廿三條立法的壓力。2005年的時候，張曉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汕尾發生了一場鎮壓示威的大屠殺，造成了二十名示威者被槍殺。

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未來的鬥爭必然會面臨這種威脅，可見需要以民主的架構 – 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去組織倒梁的群眾鬥爭。

梁振英在與唐英年600票的搶奪戰中，曾經拋出一些民粹承諾，包括處理房屋危機、增建公屋和使政策傾斜窮人。但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當時警告，沒有一樣會得以實現。政府推出了一些小措施（例如增加印花稅）去打擊樓市，但2012年大眾市場的房屋價格上升超過23%，樓房暴漲情況惡化令數以百萬計家庭置業無望。

但對社會最窮的人來說，房屋危機已經造成慘痛的苦難。有報導指木板隔間房住戶醜聞惡化，估計25萬人要住在這種狹窄的空間裏，數字是之前估計的兩倍。因此民眾對梁振英數間高價房屋僭建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二零一七年的普選？

經過數十年的拖延、謊言和耍手段，北京與香港的菁英們越來越難於阻隔落實普選。群眾的壓力再增加，這反映在對梁振英的不滿，而這也迫使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在2017和2020年的選舉方案給予「發展進程」。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落實真正的普選，甚至遠比不上政治上（更有技巧地）被財團商家壟斷的西方民主製度。這個問題的結果將取決於未來幾年的群眾鬥爭。

時間愈接近2017之際，我們必須要準備好應對他們更多的手段和奸計。政府將代表資本家尋求維持不民主的防衛網（雖然稍作改動）去確保高門坎的提名資格，因此不想要的候選人永遠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我們再次見到右翼泛民政黨恐懼真正的反政府鬥爭，並不意願領導運動。在2010年他們抵製「變相公投」和與北京代表秘密交談，支持「改善」和延續功能組別。因為這個背叛，特別是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受到重罰，比起上次2008年選舉損失了10萬票。

反抗國民教育的群眾運動的經驗對於未來反對梁振英和二十三條抗爭中非常重要。這個運動在去年秋季已經有潛力打倒梁振英，迫使他下臺。占領行動的參加者日益增加，甚至超出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的預料，而其當中主要由民主黨及其緊密盟友教協控製，並以年輕的學民思潮為外衣，因其年青新鮮的形象大受群眾支持。這個領導層遠遠落後於群眾抗議的政治情緒，例如當中要求梁振英下臺的口號，並支持社會主義行動提出的全港大罷課的要求。大聯盟將自己與這些「政治」口號劃清界線，強調改運動「只是」反對國民教育－但實際上這是群眾對更廣泛的普選、反二十三條和反抗整個腐敗製度鬥爭的預演。

前進之路

9月的反洗腦抗議原本可以獲得更大的退讓，但反國教大聯盟領導與政府談判者背著群眾進行暗室交易，令他們突然解散運動。

很多活動分子和年青今天在討論將倒梁運動升級的方法，當中包括占領和政總紮營的可能性。在反國教行動中，我們提出以罷學作為反抗升級的第一步以擊倒國民教育，在將來，罷工罷課等行動會再次成為鬥爭的一個關鍵，不只是學生的罷課，而工人階級的罷工會更有力量製造改變。

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堅持民主組織原則的戰鬥性組織是現時急切必須的，同時民主的運動架構以確保所有提議可以被廣泛討論，並紮根於最廣泛的活動分子之間。這是一個問題 – 關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層和綱領，也是關於哪種組織形式能最佳地促進揀選和測試可以帶領鬥爭勝利領導層。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會繼續活躍於未來抗議，並主張將香港和內地的民主鬥爭連結起來，打倒梁振英和一黨獨裁，並需要建立工人群眾政黨和推翻資本主義。

香港：百人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

增加有薪假期及男士有薪待產假

今天下午三時，職工盟發起遊行，聯同多個工會與市民約一百人從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梁振英政府於未來的施政報告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立法標準工時44小時、增加勞工假期17天、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職工盟成員舉起三個8字的大汽球（見圖），代表「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自主時間、八小時休息時間」。遊行口號包括「加班要補水」、「標準工時要立法　照顧家庭盡職責」、「爸爸媽媽工時長　無人陪我好淒涼」。

參加的工會包括「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及「保安及物業管理工會」等。小區組織「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政黨社民連亦參加了是次遊行。社會主義行動舉起「八小時 x 五天工作製　有薪假期最少17天」的橫額，參與遊行，並訪問了數字基層工人及婦女。

28歲的余先生，任職飲食業，為全職清潔工人，每天需工作十小時，每周上班六日，他感到現時的長工時非常辛苦，認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時對他來說才是合理，於是參加這次遊行要求落實標準工時。余先生與家人同住，一家五口，月薪僅有$7200，並不夠照顧家中成員。他認為，最低工資$28或$30不足以應付生活，認為最少應該$33。另一位清潔工人邵小姐59歲，為幫補家人及丈夫外出做兼職，每星期上班六日，每天工作五小時，也希望能立法製定標準工時及增加有薪假期。

即將退休的鐘女士為兼職家務助理，獨居，今年已經65歲，但仍需依靠工作維持生計。她表示參與遊行的原因是眼見其兒子每天上班十多小時但沒有任何補水，認為必需落實最高工時。她兒子為大廈冷氣工程人員，即使是假期，公司若打電話要求上班，也需要立即工作，並且不會補水。她又指，現時百物騰貴，吃一個午飯也需要$30-40，所以最低工資最少應為$33。

全職運輸工人陳先生表示，他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公司表示需工作多久便多久，現時每星期需工作50-60小時，他的主要要求是要求立法規定紅色假期，以及最高工時44小時。

陳先生的極長工時不是個別例子，香港眾多在職人士工時長，並且加班沒有任何補水，失去照顧及陪伴家人的時間。65歲的鐘女士到了退休年齡仍然需要兼職工作，是因為香港政府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職工盟有薪假及男士待產假的要求，將法定有薪假期增加至最少17天（現時為每年12日），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產假期。我們認為，需要落實每天八小時、每星期五天工作製，並增加最低工資至$40，本勞及外勞一視同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及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全力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的罷工抗爭，認為必須終結新聞審查製度，捍衛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抗爭！
捍衛新聞自由，不要審查製度！
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及一切民主權利

香港：元旦倒梁後，梁振英深陷窘局

梁振英深陷窘局

元旦遊行十三萬人上街「倒梁」，是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最大型的元旦反政府抗爭行動，令政府的統治進一步陷入四面受敵之窘局。中央政府顯然被群眾的威力震懾，對梁振英作為統治傀儡的信心有所動搖，香港資本家亦不信任政府維護商界利益。對梁振英能否熬過五年任期，唐營的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以及梁營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都表示不予置評。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更直指，梁振英現為跛腳鴨政府，難以在一七年普選連任，不排除中途會換特首。

遊行翌日，中共黨喉舌報新華社發出新聞稿，清楚報道元旦示威者「提出要求梁振英下臺」，與過往掩蓋遊行要求的做法回異。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新華社做法實屬罕見，中央或是藉此向梁振英示警，要他加把勁改善施政。但是，報導並沒有出現在新華社的網頁上，似乎是避免內地網民看到而鼓起抗爭的信心。雖然新華社及後再報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12月31日拜會梁振英的新聞，並重申中央領導人「充份肯定」梁振英，以平衡一下對梁的嚴苛責罵，但主子大膽地動用媒體暗斥，足以已令奴才額角不禁冒汗。

中聯辦正副主任在去年三月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最後關頭時，為了急切挽救唐梁兩營互相惡鬥的局面，呼籲選委轉投梁振英，結果換來今天政府統治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從中聯辦高官調職一事亦可見梁營官員受懲罰之端倪。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卸任後，沒有按以往之慣例升職至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務，只是調職至同等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而前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亦只調職至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而中央政府任命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兩名政治局委員李源潮和劉延東為副組長，可見中共對香港更為重視，有意將管治權集中在高層手裏。

梁振英上任時，溫和泛民主派拒絕支持彈劾梁振英的議案，但半年來民怨載道，畏縮在群眾尾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不得不追趕民意，連同其他反對派共27名議員簽署議案，準備在1月9日（星期三）彈劾梁振英。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的製度下，議案是必然被否決的，但作為立法會史上首次彈劾行政長官，可見香港民主運動正處於至少廿年來的高潮。當晚在政府總部門外有三百群眾集會，直播彈劾辯論。

廿三條換普選？泛民主派暗室交易的可能…

正如公民黨梁家傑所指，現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共十八大後發表的報告，反映廿三條立法是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務。但作為資產階級的法律塔利班，民主黨和公民黨是不敢超出統治階級所訂立的法律框架的，始終認為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勢在必行。他們相信依循中共政府的引領下香港可以逐步邁向民主。因此，經常強調所謂「未有真普選，不談廿三條」原則底線的反面，實質上是指只要中共政府設計一個完善的「民主安全閥」，他們就會允許鎮壓式的法律在香港通過。梁家傑最近在電臺訪問時，表示同意以廿三條換普選，受到公眾強烈非議。正如我們《倒梁憤怒激增》一文（社會主義者雜誌19期）指出：「無論何時何地，中共都軟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噴霧作談判籌碼！），並以2017年特首選舉的規則（假普選）來作誘餌，嘗試爭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黨。」因為對中共的法治圈套有所幻想，公民黨未來難免走上民主黨2010年的妥協之路。

現時中央政府為2017年的「民主安全閥」急忙籌備，包括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以確保只能讓中央可接受的候選人當選。此外，中央政府要確保五年後現任特首可以在「普選」機製下順利連任。在有假普選的機製下，中共將更容易分化和收編溫和反對派，並就國安條例立法後削弱香港的民主權利。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製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劃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製、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製權，以及與島嶼控製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征兵製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製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沖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製，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製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製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製。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製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裏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麽為什麽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臺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國際聲援日抗議：要求愛爾蘭合法化墮胎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將會是就愛爾蘭被拒墮胎而慘死的婦女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要求當地政府立即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世界各地都會進行抗議，來表達我們對此事件的憤怒。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已經過時並需要改變。如果女性在愛爾蘭有選擇的權利的話，這悲劇就不會發生。我們要求立刻的改變，11月21日下午2時到愛爾蘭駐港領事館抗議。我們屆時會向的愛爾蘭政府提交抗議信。

抗議信：
致愛爾蘭共和國總理：

我們對於貴國的醫院由於拒絕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終止懷孕的要求而導致其慘死的事件感到驚訝。她在懷孕十七周時出現自然流產，但被拒絕進行墮胎手術，其原因是因為當時胚胎的心跳仍沒有停頓，而根據她丈夫的說法當時的醫生跟他說：「我們住在一個天主教國家。」我們向其家人和親友致以深切的同情。

這個慘劇反映出愛爾蘭需要立即將墮胎合法化。雖然愛爾蘭的最高法院的在「Ｘ案件」的判決指名墮胎應當在母體受到危險的情況下被允許，但是歷屆政府都拒絕為此立法。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亦發現現時愛爾蘭的法律不足以保障婦女合法墮胎的有效途徑與程序，並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

為了給予醫療專業人員充足支持以及法律的清晰度，我們要求愛爾蘭當局立刻下達政令允許墮胎以保障母體健康與減低婦女痛苦。

哈拉帕那瓦正是這長期原地踏步下的受害者。今天是要求愛爾蘭將墮胎合法化的國際聲援日，我們認為愛爾蘭政府應當立即立法以允許在母體健康受到威脅下的墮胎，作為保障愛爾蘭女性對身體選擇權的第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香港：支持外藉工人的鬥爭

香港是超級富豪的天堂，卻是一般工人的地獄，尤其是對於從事著「3D」工作 – Dirty(骯臟)、Difficult(困難)和Dangerous(危險)的家務工人而言。

新移民面臨著政府有系統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打擊，工時長、工資低、缺乏勞工保障。政府和政客故意建起一堵圍墻，將外藉工人與其余工人階級分隔開，以防止外藉工人為爭取合理保障的鬥爭，與香港群眾爭取民主權利、工人權利，以及更多的基本福利保障的鬥爭連合起來。

「沒有母親的一代」

社會主義行動為建立工人階級鬥爭的團結而戰，反對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今天，於聯合國國際移民日，我們支持外地工人的示威活動。外地工人所面臨的困境，乃是由於他們不得不在國外從事粗重勞動，以支持他們在本國的家庭。他們的數量已從2000年的一億五千萬人增長到今天的二億一千四百萬人。由於在國外工作是長期而非臨時的，這就導致了愈來愈多國家出現了「沒有母親的一代」，如菲律賓。移民是資本主義製度深層次危機中的最大輸家。正當世上千萬民眾被推向貧窮線以下之際，商價鉅子卻豬籠入水。

反帝國主義！

菲律賓、印尼和尼泊爾政府如同香港親富豪政府一樣，都遵從著跨國公司的曲調而起舞。過去二十年內，在菲律賓和印尼等亞洲國家都爆發了低收入和欠缺勞動合同保障的社會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製度下，大型企業將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實際工資在各地拖低，以「競次」的方式增加利潤。這個國際體系令1%的鉅富得以專製地操縱著99%人的命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命運；同樣地，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亦得以操縱著貧窮國家的政策，一如發生在亞洲各國的情況。

在愈來愈多的國家，工人紛紛起來反抗這種壓迫。最近幾年在印尼已經形成了新的戰鬥性工會。在十月，二百五十萬印尼工人舉行了幾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並禁止缺乏保障的合同工。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數百萬人參加了總罷工，對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強迫他們的國家實施緊縮政策。

聯合國不是工人的盟友

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各民族的工人間進行組織，加強反擊的力量，並提出了一個對抗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工人不能信任聯合國，因為它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的清談俱樂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薪金為每月146,700港元，還有免費住房！他與其他資本主義的政客一樣，根本不知道99%人民的實際生活。聯合國通過ILO（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移工日」（十二月十八日）等活動，試圖為資本家的全球搶城行動塗脂抹粉。二零一零年在柬埔寨二十萬紡織女工發動了大罷工，在這次事件中，國際勞工組織表現出它的真面目－它破壞了這場大罷工，迫使工人接受極低的工資調整水平，並承諾不再罷工！

當然，十二月十八日給我們的，並不是對聯合國的信任，而是一個建立自己組織的機會，外藉工人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與我們並肩而戰。應該指出，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的組織力量，而非聯合國的決定和要求。我們要求民主地控製工會，由選舉產生代表，這些代表並只能領有普通工人的工資，以真實地反映基層和外地工人的訴求。

最低工資四十元－不要歧視，人人享有！

香港明年的最低工資將調整為每小時三十港元，這依然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我們要求提高至四十元，並呼籲工會為此訴求戰鬥，向印尼工人的例子學習，準備基層工人一天的罷工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覆蓋所有勞動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們在政府將外傭、女性、年青工人等群體打成「二等公民」時袖手旁觀，打壓最終會降臨至全體工人，並會削弱及打擊整個運動。

傑瑞米柯賓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並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征。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系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麽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製，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樸鐘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製朝鮮，並間接壓製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系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只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復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臺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系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並」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樸正熙，其女兒樸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征。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沖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裏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製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擡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製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沖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製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製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製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鑒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盡管當局批準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復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麽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復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系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沖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很明顯，中共政權的殘酷的內部鬥爭的影響遍及反日遊行，使其帶有混亂和矛盾的特征。這顯示了當前政權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製力」的局限。而這使得當前領導集團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將人民的不滿通過「官方」管道發泄。無人能保證這一做法會產生效果，也無人能排除會發生新的動蕩（可能由內部派別沖突引發）。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征和反動的特征。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盡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註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盡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巖島的「國家主權」。

傑瑞米柯賓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沖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沖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卷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製，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沖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並臺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臺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製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裏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裏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巖島）的沖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製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製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註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製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沖突，控製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汙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凈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麽他們為什麽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臺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臺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臺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沖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而沖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沖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卷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沖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製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沖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製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沖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臺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盡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沖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製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系。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註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沖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阪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的「新興」力量。大阪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沖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註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傑瑞米柯賓

抵製日貨？

陳墨抵製日貨上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不會支持抵製日貨，陳墨表示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拒絕承認今天供應和生產鏈全球融合的情況下，事實是更為復雜的。即使工人階級有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綱領，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解決問題，但當然這不意味著「等待」國際社會主義來臨，而是各國都同時進行鬥爭。抵製日產汽車和電子產品將會打擊中國工人，令工廠關閉和失去職位。中國第六大汽大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報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潤來自生產日本品牌的汽車（豐田和本田）。蘋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廠富士康生產，當中的內存來自東芝，屏幕來自夏普，還有新力的攝像頭、村田的藍牙設備、松下的電池。社會主義者不會反對全球勞動力分工，這可以達到節約時間的效果，是進步的。但社會主義者堅持這過程要從資本家貪婪的手中奪過來，而由國際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計劃。社會主義者支持國有化和工人民主控製，反對外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但不是以抵製的方式反對所有外國投資。這將會淪為一個孤立的經濟，並阻止對經濟重要的技術和專門知識輸入。再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事實，抵製外國貨品根本不可能發展為持續的群眾運動，這也是現實，與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無關。我們支持國際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民主規劃，包括群眾控製跨越邊界的投資。

社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提出抵製外國貨品的訴求。如果我們提出這個訴求，我們會強調工人組織以工會的單位共同行動——例如以碼頭和鐵路工人去阻擋貨品，而不是以消費者的個體行動。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南非反對白人種族隔離獨裁政權的鬥爭，當時的抵製行動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們的支持。今天中國並不能以抵製日貨的訴求建立集體鬥爭。當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鼓勵這行動，以作為引導群眾憤怒的安全網，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香港「保釣」運動

陳墨錯誤地指出，因為釣魚島活動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島被阻止、被當局打壓，就證明這是對當局的政治威脅。這再次美化了這個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運動。北京阻止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以避免不可預計的事件（任何國家機器都會捍衛自己壟斷勢力）。當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義示威增強自己在亞洲向日本和美國的實力和地位，一方面卻害怕「過激」的民族主義會失去自己的操控，這是典型資本主義建製看待民族主義的方法。當局一直以來都阻止登島行動，但正是在這次的中日沖突中香港出海登島的行動有利當局的外交，所以當局才拉起閘門讓他們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題為「中國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的社評指出，解放軍不派軍艦為保釣人士護航，並非軟弱，又指中國如果現在「奪回」釣魚島，會觸發大規模戰爭。稱「民間保釣行動都是由國家綜合實力做支撐的。政府未對保釣人員登島提供公開支持，並不意味著保釣人士是孤立的。」這正好駁斥了陳墨指當局鎮壓「保釣」行動。

其中一名保釣分子、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領導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經在黃巖島議題上於2012年4月發動抗議反對菲律賓，焚燒菲律賓國旗。香港有15萬菲藉外傭，她們面對壓迫、歧視和種族主義，特別是在2010年馬尼拉的人質慘劇案時。曾建成的抗議在這反菲情緒的背景下是特別有害的，但他同時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支持更強硬的邊境管理政策。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對曾建成的沙文主義立場。

如果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真的代表著挑戰政權的話，為什麽政府還是大搞火箭升空和愛國教育等工程來煽動民族主義呢？為什麽香港政府又要推動愛國國民教育挑戰自己呢？

關於日企罷工

陳墨通過9月份在日企工廠和前幾年大連開發區發生的罷工潮說「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然而陳並沒有解釋工人的提出了怎樣的訴求，罷工取得怎樣的成果。

然而，少數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廠發生了打砸設備的事件。和陳墨的看法相反，在這些工廠中工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負面的作用。

我們當然支持工人們利用這一時機在進行罷工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和要求獨立工會的權利的時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罷工中使用反日口號，在中日關系緊張的形勢下給與工人一定的「保護」，給當局鎮壓製造困難。

在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介入日資工廠的罷工的情況下，我們強調建立獨立委員會，將鬥爭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會，保持對鬥爭的獨立控製，向日本姊妹工廠的工會（佳能、松下等）發出團結及聯系未來鬥爭的呼籲。我們提出充公日本資本及中國資本的訴求，並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們強調需要有紀律的鬥爭，不要破壞機器和財物，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工人階級而不是資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眾運動

陳墨文章提到：「誤入歧途的革命失敗主義與國際主義左派的文中普遍認為，由於中國現政權已經是帝國主義政權，所以呼籲中國無產階級和左派不要介入群眾性反日遊行和運動，在中日沖突上采取超脫和雙重反對的立場。」這是捏造事實的，工國委(CWI)並沒有認為不應該介入反日群眾運動，反而陳墨沒有提及過社會主義者應該如何去介入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介入運動，與群眾展開對話並提高他們的意識，與誤導性的或反動的「方案」戰鬥。反日遊行由於被國家機器嚴密監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脫離當局默許的民族主義訊息的橫額和口號會被禁製，我們的同誌會被驅趕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亦可能會煽動身體上的攻擊。社會主義者可以試驗性地到遊行路線，提出「不要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不要戰爭！中日工人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秘密派發傳單可以更全面地解釋社會主義的立場，需要工人階級團結、民主權利、以獨立工會聯系日本以至國際群眾進行團結鬥爭反對中日政府。

我們應該從2011年6月內蒙古的群眾抗議學習，那是當地30年來最大的抗議。當時內蒙古土地維權分子被一名受雇於大型媒礦公司的漢人貨車司機殺死後，蒙古青年發動抗議。他們是反對媒礦公司和環境破壞，而不是漢人。這運動贏得了全國網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騷亂，被國家媒體演繹成反漢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動。陳墨忽視了重要的教訓，低估了群眾反日情緒的負面影響。

關於如何對待遊行中的暴力

陳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反映」，卻沒有提出策略帶領工人作出有效的鬥爭。工國委(CWI)沒有單純對把反日示威的暴力與種族主義攻擊等量齊觀。我們不是將騷亂浪漫化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這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而是受欺壓階層找不到出路時作出的盲目反應。陳墨用大篇幅指出騷亂緣自工人階級的仇富憤怒，卻沒有指出這不是工人有效的鬥爭方法，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群眾面臨類似的條件下，我們對待騷亂的立場在各國是一貫的。在2010年英國的騷亂中，我們指出騷亂的責任在於資本主義的卡梅倫政府，以及無法帶領鬥爭捍衛工人生活水準、無法為年青一代爭取工作職位的工會領袖。我們反對國家機器在騷亂施以鎮壓的手段，縱使因為有很多工人階級因為工人區受到大肆破壞而不同情騷亂，支持這些鎮壓。例如，在騷亂後的民意調查中，90%英國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時我們不像其他左翼團體盲目褒揚這些暴動。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將搶劫商店的行為描述為「強烈的政治行動」。正如我們的文章(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指出最大的搶劫者是資本家，但同時騷亂不會改變世界，而工人以罷工、占領和建設革命黨的鬥爭方式是當務之急。我們對待反日示威的立場亦相近。我們認為中共獨裁應該為騷亂和搶劫負最大的責任，反對警察鎮壓，但同時我們清楚指出騷亂不會實現政治上真正的改變，也不會幫助工人群眾建立替代方案。

總結

社會主義者了解運動的進步與反動元素，但我們不是單純的評論，而是要方方面面考慮如何介入運動。陳墨的文章沒有提及工人階級組織應該如何獨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卻偏面地褒揚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實際上就是迎合群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的立場。

中國、日本和國際的資本主義正引領群眾走入災難。工人階級的大型運動正在來臨，這力量可以改變全球。各處的統治精英恐懼未來的這些運動，因而瘋狂地囤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戰鬥性組織，以介入鬥爭、提出口號和方法，令群眾無意識的行動變為有意識的，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在鬥爭裏會看到群眾情緒在希望與絕望間迅速轉變，而現行既得利益者將會誓死捍衛自身利益。中國、日本以至其他亞洲國家的沖突會為馬克思主義帶來考驗，只有以正確的方法和途徑我們才能通過這些考驗，發展壯大。

傑瑞米柯賓

釣魚島問題：反對戰爭和軍國主義，支持工人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

回應陳墨首次發表在紅色中國網站上的文章《釣魚島問題——回應迷思中的國際主義左派》。工國委對於自稱托派的陳墨發表這篇為民族主義辯護的文章，感到非常驚訝。

由於陳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內容，本文無法一一回應，但我們從陳墨錯誤的結論 –中國民族主義立場 -作出回應及總結經驗。我們歡迎繼續與各界左翼分子辯論，認真的分析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裨益的。

「國際主義左派」？

工國委是認真看待不同意見，不會將之扭曲。可惜陳墨沒有針對性地處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內容(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麽？)，陳墨將工國委(CWI)與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團體混為一談。工國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工作，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很多亞洲國家，其中國同誌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數量的讀者間傳閱，我們亦面對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過的鎮壓、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過罷工，並打著社會主義綱領參與過2011年香港的選舉，亦投入過很多群眾鬥爭，包括展開香港唯一一個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反種族主義青年），對抗反內地人的沙文主義。可是，我們卻被陳墨一並打成「國際主義左派」，與「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這個只存在於奧地利沒有領導和介入群眾鬥爭經驗的細小宗派團體等並列起來。陳墨以這種混淆視線的論述，以偏概全地攻擊我們的「錯誤」，暗示所有具有國際背景的團體是有一模一樣的立場——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遊行的民族主義

陳墨的文章是捍衛反日遊行，其主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對此作出批評，而應該支持這一「自發」的運動，甚至根據他的說法是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即使我們接受這一說法，這種極度中國中心的看法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抗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識的影響。他忽略了抗議和其中的種族主義言辭對日本以至菲律賓、越南以至其他地區群眾的影響（他視之為極小數，但這些言辭被媒體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間的沖突和中菲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更落後的越南，就南海爭端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抗議是進步的嗎？我們應該以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去看待越南及菲律賓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嗎？實際上越南和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中的島嶼爭端變相服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可見，這問題是復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不能以單向的民族主義分析去解釋。

陳墨誇大反日抗議的進步性、無產階級性和自發性，在他的文章總共用了16次「自發」兩字。如果這些抗議真的是自發及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話，為什麽它們沒有繼續和發展？至少，這顯示了其自發性是有限的。事實是，反日抗議服務了政權，被利用為向日本和其他相關的政府發出警告，並讓群眾對當局的憤怒轉移至日本政府。「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製。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因為欠缺具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挑戰當局下，反日遊行不可避免地被當局利用。當局利用這個運動，甚至內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運動，以確保不會對當局構成真正威脅。我們不會盲目崇拜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從運動中學習，並提出綱領將鬥爭引至階級戰線上。

陳墨指由於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貧窮階層組成，所以順理成章是「進步」的，但他完全忽視重要的問題，運動領導層的性質和鬥爭的訴求及綱領，以及主導運動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都是關鍵。在越戰中，美國的反戰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戰論調蒙上眼睛的建築工人）攻擊和毆打。即使不可否認這些工人都是無產階級，但沒有社會主義者會將之認定為進步。有很多工人階級基礎的運動都不是進步的。反日示威運動同時受到政權外部和內部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在西安有歐洲豪華汽車組成車隊參與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反日的口號。

在這場反日遊行潮不是由工人階級群眾領導的，很多遊行中中小資產階級和地方上中共基層黨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領導成用。況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參與的運動就自動是進步的話，哪麽我們為什麽還需要領導工人的組織——革命政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陳墨為了製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臘和西班牙反歐盟和反削減開支的遊行中有種族主義的口號。事實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眾鬥爭限製了種族主義的危險！在希臘近幾年有超過16次反對資本家削減開支的總罷工，當中帶有前革命狀況的特征。同時由於缼乏缺命政黨，加上國家工會領袖軟弱，令鬥爭變得復雜，並為金色黎明黨打開了發展空間。現時金色黎明黨在國會有18席，對外來移民進行殘酷的攻擊。這些發展表現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時進行。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將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來！

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已經不再是「半殖民」國家，即使陳墨正確地指出中國有落後國家特質以及被外國資本剝削。但中國同時愈來愈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經濟上剝削東亞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國家。在一戰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知道俄國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資本支配）但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烏克蘭和波蘭等非俄裔的群眾）。他們沒有視俄羅斯民族主義是進步的，或者支持對德國開戰。而且，陳墨再次只看到問題的一方。現在的情況不是帝國主義軍隊占領中國領土，而且在現時條件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下，在短期內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勢力（這競爭正在尖銳化，但現時受製於經濟互相依賴，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運動）並不會侵占或攻打中國。陳墨機械地將釣魚島事件與狀況不同的進步的反軍事占領民族運動（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國、法屬印度支那）相提並論。對於這些情況，社會主義者不會只限於支持抗議和鼓動，並支持群眾武裝抵抗的權利。雖然他提出的例證中社會主義者都會支持軍事行動，但陳墨沒有提倡中日開戰，卻沒有作出解釋。

然而釣魚島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統治規則去控製該區的海洋和資源，也是中美之間對於地區主導權的爭奪。而如果在釣魚島上發生武裝沖突，將可能讓中國當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國的外交危機，對內大力鎮壓反對勢力，同時加大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藉此推動更快和更殘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戰爭之後，鄧小平大力藉此推動資本主義復僻和市場改革。戰爭令越南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而鄧小平利用這場戰爭鞏固統治集團，並加快改革和開放。對於如何對待中國統治精英未來可能發動的軍事沖突，這是很大的教訓。

即使陳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過「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但整篇長達三萬字的文章的立場實際停留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與這目標違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強調不要全盤否定受法殖壓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眾的民族主義，托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將民族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連結起來。這不是基於教條的原因，而是對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東帝汶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沒有前途的。陳墨把這事情混淆起來，混淆了反對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在無人居住的島上的領土爭端以及海軍力量競賽。

工國委(CWI)反對任何政府對東海和南海漁民的騷擾。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的軍事擴張，反對日本資本階級家最近挑釁的行動，但同時表明要達至目的，只能透過建立國際戰爭性工人運動，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義。相反，反日民族主義會混淆群眾的意識，將日本群眾推向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

很多左翼組織都機會主義地墮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歷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民族問題，令其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馬維娜斯群島戰爭上，要求其成員自願參加阿根廷的軍隊反對英國。彼特．塔夫在其小冊子《阿富汗、伊斯蘭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們[LIT]限製自己的民族問題的訴求在「獨立」上，但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從LIT的立場唯一的結論是，它在民族問題上是建基於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階段論。根據他們的方法，一塊領土曾經在某一階段屬於特定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陳墨犯上很多類似的錯誤。而我們會對民族主義情緒采取敏感的態度，同時提出過渡訴求去接觸被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的階層。基於他們直覺上對統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爭取他們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

陳墨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對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壓迫者。中國當局在釣魚島上展示軍事實力除了向東京施壓，亦有其內部的議程，就是要警告非漢族區的群眾不要挑戰中央或推動民族獨立。同樣，在此情況民族主義亦有其雙面性。社會主義者不會全盤否定藏族及突厥語群眾的民族渴求，但我們指出藏族及烏魯木齊民族運動的親資本主義領導是完全不能挑戰當局的殘酷統治，因為只能透過革命社會主義鬥爭，尋求團結漢族工人和國際工人階級，才能推翻現今政權及帝國資本主義。

傑瑞米柯賓

陳駿在《反對》一文中強調，事實上，日本工人和貧苦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下遭受的苦難並不比中國人民少。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都遭殘酷鎮壓，迫使數百萬計的年輕人加入軍隊，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當炮灰。正由於勞動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對於除去該國憲法中的所謂和平條款，仍面臨著深刻的困難。而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則列舉了日本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長官的右翼言論。

兩者之間的觀點顯然發生了沖突。日本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所有的臺上政客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而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總計人口近2000萬。如果沒有相當民意基礎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論，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當選。這也是為什麽社會主義者要強調不能迷信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同樣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義情緒的「靈丹妙藥」。德國納粹上臺時，恰恰是在所謂民主的魏瑪政府體製下通過選舉實現的。近來橋本龍太郎和橋下徹積極組建新黨參與政治活動更說明在經濟危機下日本社會中政治意識右轉。科洛在文中列舉了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而自民黨則有35%的支持率。這並不是說明日本社會中對於右翼的抵製，而是恰恰在於日本左翼的失敗，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失敗後，普通民眾對政治失去興趣，而使右翼獨大的結果。

雖 然日本社會極右翼政治團體規模並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識就是右翼思想，並一直有強烈的保守民意基礎。這也是主流政客為什麽經常有參拜靖國神社和為日本歷史 戰爭罪行辨護的言行。譬如，和自民黨聯系密切的日本遺族會就是一例。日本遺族會是由二戰後日本軍人的遺屬組成的民間協會，其主要目標是表彰為日本戰死的英靈，促使政府官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並保護靖國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遺屬補助金。日本遺族會核心成員包括前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孫女東條由布子等眾多甲級和乙級戰犯和其家屬，日本多名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森喜郎和小淵慧三是遺族會的會長。目前日本遺族會有800多萬會員，其中近20萬是自民黨黨員，是自民黨最重要的票倉之一。而日本遺族會一直推動官員正式參拜的靖國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場所，軍國主義的重要象征，1978年，靖國神社將包括被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近2000名戰犯列入供奉供奉名錄內，而歷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被普遍認為是應遺族會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其國家體製並不獨立與完善，日本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放棄了所謂的國家交戰權和擁有核武器的權利。而自二戰以 來，美軍就長期駐紮日本各地，並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轄，加之日美軍事同盟、《日美安保條約》和《美軍在日地位協定》等不平等條約約束，美國很大程度上控製與 影響日本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國內普通民眾和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都長期具有受壓製感和屈辱感，而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則成為這種屈辱感 的一個發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從冷戰時期以來，日本一直在大力擴充和發展軍事力量，日本軍力一直雄踞亞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國軍費開支約為550億美元，總額排名世界第六，但國民人均軍事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軍隊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時，在技術和規模上，日本擁有亞洲實力第一的海軍和第二的空軍。加之，日本從1970年代起就長期承擔駐日美軍多項開支，若加上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務方面的總開支約為1000億 美元左右，與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的軍事開支相當。而且，從上世紀海灣戰爭開始，日本政府就積極承擔美軍侵略戰爭的軍費開支。本世紀初更直接派出自衛隊 參與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後勤援助和索馬裏沿海巡邏任務，並且據說還派出特種部隊接受美軍指揮，直接參與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務。日本的資產階 級政府同時又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忠實走狗」。

二戰後軍事占領琉球群島的美國單方面決定將琉球群島和並非是琉球群島附屬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罔顧當時斯大林主義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軍事盟友國民黨的臺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於對於美軍占領沖繩和罔顧法紀不滿，沖繩當地屢屢發生農民暴動和市民。迫於大規模群眾抗爭，美日資產階級統治階級同時采取暴力鎮壓和懷柔安撫以挫敗左翼群眾運動。1970年，日美需要延續已經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日本全國發生了數百萬群眾參與的激烈反安保鬥爭，甚至出現占領大學、機場和激進分子與警察發生暴力沖突情況，當時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鎮壓，以維持日美同盟關系。回顧1972年日本獲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背景，美帝國主義之所以決定將琉球群島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交給日本，簡單地說就是對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褒獎」和對日本左翼群眾鬥爭的安撫。

同 時，美國通過釣魚島的主權懸置，在中國大陸、日本和臺灣勞動人民間製造不和，進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日本民眾對於美帝國主義控製與占領日本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權益和主權的關註。而今天日本右翼資產階級獨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國政府為在亞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反對中國、蘇 聯等共產主義陣營，蓄意培植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東亞國家民眾的仇日民族情緒顯然很大程度上是這一不公正的帝國主義統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體製的產物。

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對待自發性群眾運動的態度

任 何群眾運動的性質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涇謂分明的，總是同時存在著各種進步的和反動的因素。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力量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其中哪些是 進步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反動的因素與力量，哪些是運動的主流，哪些是運動的旁枝末節，而這些運動是否有利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認 真分析後，才能選擇政治上的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的群眾性反日遊行，國際主義左派先驗性地判斷反日遊行一定會把參與群眾引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方向，換而言之，就是群眾會通過反日遊行支持現中共專製政權。並強調其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會起到負面效應，把中國群眾運動的表現等同於帝國主義宣傳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負面印象」的出現與中國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媒體的誇大宣傳有關。國際主義左派的這一立場顯然有所傾向於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革命共產主義國際趨勢（RCIT) 的普勞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關的民眾賠償訴求： 另 一個重要問題是訴求立即給予數百萬中國、韓國和其他二戰受害國的人民合理的賠償，他們是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恐怖占領的犧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數十萬日本軍 隊強征而遭到強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婦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認這一事實）。同時，日本應該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朝鮮，並賠償由其1910 -1945對朝鮮進行殖民統治的損失（註：日本帝國對朝鮮的正式吞並始於1910年，但其殖民統治開始於1895年）這一賠償不應由日本工人承擔，而通過向超級富裕的日本壟斷資本家征稅實現。

這一建議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實現要求日本資產階級支付賠償的訴求呢？ 難道是依靠普勞勃斯登提議的「革命失敗主義」嗎？ 如果沒有廣泛的中、日、韓、朝和臺等地群眾自發進行的群眾運動，包括遊行、示威和罷工，而且反對各國統治階級政府，日本統治階級如何會屈服而主動賠償呢？如果要求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眾放棄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民主權利方式鬥爭，普勞勃斯登又有什麽建議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國際主義左派這一超然中立和雙重否定的態度事實上不正是在縱容日本右翼資產階級政府和軍國主義復蘇嗎？

國際主義左派在釣魚島問題上所犯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並不鮮見。而且那些錯誤對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非常消極的影響。1929年，斯大林主義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又極左關門主義地跳到了另一端，在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與東北軍閥張學良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機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國民黨利用中東路事件和中國共產黨的粗暴宣傳將蘇聯指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將中國共產黨稱為「拿著盧布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這在結果上確實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地區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民眾中的形象，對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無法繼續工人階級鬥爭而轉入農村軍事鬥爭具有一定影響。

正如當時與中共決裂前陳獨秀指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口號「未曾用群眾所能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恰恰幫助了國民黨維護狹隘民族主義利益的欺騙。陳獨秀當時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賣國誤國政策」口號，再輔以如下的宣傳：不讓帝國主義借中東路事件進攻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因爭奪中東路而相互戰爭。（其實陳獨秀提出的口號尚不清晰，如能明確提出「保衛社會主義鐵路，支持蘇聯武裝托管」的口號更能清楚解釋階級立場和說服中國普通群眾）

社 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支持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也不贊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寄望由中共當局的國家機器與軍事力量實現這一任務，同樣 我們也不會為了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而支持中共資產階級政權的軍事擴張行動或為其行動背書。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當局的擴張主義可能引發犧牲民眾為代價的軍 事沖突，也是因為當局的投降退讓可能會最終出賣中國工人階級和民眾利益。

但 是無視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合理正當的呼聲，將遊行、示威與罷工的鬥爭方式和其中出現的種族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混為一談，不僅無助於解決中國反日遊行和群眾運 動中的出現的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反而在幫助中共當局和右翼民族主義獲取支持基礎，並使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進一步邊緣化，而重蹈歷史上左派關門主 義的錯誤。因為普通的工人群眾無法通過自己組織活動進行鬥爭，則只會將希望寄托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身上。

同時，左翼的這種指責也無助於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的發展與其反抗資產階級右翼統治的鬥爭。恰恰正是因為亞洲資本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權，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的資本主義復辟，縱容日本右翼勢力和他們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運動的鎮壓，才導致日本左翼運動和反戰運動一蹶不振和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組織。自1970年 代反戰和左翼運動失敗後，日本左翼力量極端邊緣化。甚至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事實上也處於政治打壓中，其普通黨員在生活和就業等各方面都遭到嚴重歧 視。在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力量壟斷日本政壇的情況下，假如沒有來自受害國人民的遊行示威抗爭，以民眾意見表達訴求，只會進一步擴張日本國內右翼聲望而打 擊左翼，在事實上幫助了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資深的反戰活動人士對中國調查二戰歷史真相的活動人士說的，假如你們都忘記了，我們還會記得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絕對不能支持中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以「保衛釣魚島」的名義發動戰爭，但同時必須強烈譴責日本資產階級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釣魚島問題上侵犯中國和臺灣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並通過直接參與群眾運動，在運動中引導群眾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消極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群眾運動也可以鍛煉群眾，發展骨幹組織力量，實踐真正基本民主權利。

資本主義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愛國主義」的 名義蠱惑民眾發動對外戰爭，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人民充當炮灰為其火中取栗，但同時也可能為維持統治，而隨意犧牲本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整體權益。所以， 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勞動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實現在釣魚島及附屬海域的權益，只能訴諸於日本勞動人民，通過與日本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避免民族沖突和戰 爭，而實現工人階級的共同權益。

日本工人階級分享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和東海權益，也不能寄希望於日本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國內的右翼政黨與組織，必須訴諸於與中國大陸和臺灣工人階級的聯合，並深切認識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勞動人民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和切實需求。

只有中日臺三方的工人階級在東亞地區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反對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幹涉勢力和軍事存在，那麽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民主、環保的共同開發。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基礎上。

要在東亞地區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獨島和北方四島等領土糾紛和實現永久和平，只能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能實現。

美軍立即無條件撤離整個東亞地區，立即廢止《日美安保條約》！
支持日本人民和沖繩人民反對美國駐軍與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
反對東亞地區的中美日臺的軍事競賽！
面向中日臺美無產階級與進步勞動人民，實現國際無產階級團結！
團結日本勞動人民和進步力量，反擊日本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二戰罪行！
要求日本資產階級和大企業賠償二戰民間受害者損失，反對日本民眾承擔賠償！
反對本地區任何帝國主義和強權軍事聯盟，包括美日韓臺的軍事同盟和中俄等國的軍事合作！
反對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要求實現民眾的民主政治！
日本軍事和警察力量立即撤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區域！
反對任何一方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力量進入和長期占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反對任何激化釣魚島沖突和軍事化沖突的舉動！
反對中日臺政府和右翼力量煽動民眾民族主義對立和種族主義仇恨！
絕不信任中日臺三地資產階級政府或其中任何一方能解決領土糾紛問題！
中日臺三方工人階級聯合團結起來，實現本地區永久和平和資源有計劃的民主和平共享！

傑瑞米柯賓

被忽視的沖繩人民自治訴求和反美情緒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了說明中共當局和軍方進行的擴張主義宣傳，而特別提出了中共軍方和智庫主張「琉球地位未定論」，及在反日遊行中極端民族主義者「收復琉球」和「鼓吹琉球獨立」的主張，其原文如下：

「解 放軍將軍和學院呼籲把現時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依據在於一個含糊的主張: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兩朝的朝貢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盡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幾 乎不存在支持該島獨立,亦沒有支持中國接管該島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左派當然絕不支持中共政權和右翼民族分子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 主張，而且更要明確反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收復琉球「這種無視沖繩人民意願的擴張主義叫囂。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誌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再次出主觀判 斷，武斷地得出「沖繩當地人民幾乎無人支持獨立」的結論。這其實恰恰違背了國際主義左派一直以來的主張，未能尊重弱勢民族群眾自決和現實利益，忽視沖繩人 民反美反日情緒與自治訴求的鬥爭。

雖然由於歷史原因，琉球曾經在文化和語言上更接近中國文化，但「琉球主權未定論」的依據並不是簡單的所 謂「在明清時代琉球曾經是中國的朝貢國」的問題。因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爾等在歷史上也都是中國的朝貢國，而中國朝 貢體製下這些的藩屬國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原封建王朝無從幹涉其內政。現在確實也有極少數極端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在網絡上提出所謂吞並日本、越南、朝鮮 半島和蒙古等國的主張，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主張，更不用說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只有絕對的極少數，這也不會成為主張主權訴求的依據。

中國部分國家主義者提出「琉球主權未定論」的真正依據恰恰來自於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和東亞統治秩序。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戰勝國單方面指定日本領土主權不涉及琉球群島，琉球群島主權由簽署宣言的戰勝國中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和英國決定。而且，時任美國總 統的羅斯福曾主動向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提出由中華民國托管琉球的問題。1947年時中華民國臨時立法咨政機構國民參政會曾經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琉球主 權問題。甚至，臺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日本沖繩那霸縣的外事機構數十年間一直沿用「中琉經濟文化協會」的名稱，以示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直到民進黨執政 期間2007年，臺北政府才將「中琉經濟文化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處」。

二戰後，美國軍事當局管製沖繩時，為了鉗 製日本戰後當局，曾經推動琉球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運動。而當美方確認冷戰期間要依靠日本製約中蘇力量時才放棄對琉球獨立運動的支持，但也只承認日本對 沖繩的「剩余主權」（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國向日本轉移的也是沖繩的行政權，而非完全主權。

在1970年代前，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是一直支持沖繩人民復歸日本鬥爭，反對美軍駐紮沖繩，將這一鬥爭與支持日本進步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相聯系。這也是當時的中共政權在冷戰中爭取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日本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部分。

琉 球並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並」（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裝吞並」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中通過武力強行占領琉球群島，廢除當地王室，改設縣治，大舉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當地居民使用琉球語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面臨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又逼迫沖繩居民自殺或自殺攻擊美軍。即使今天對沖繩居民和地區，在日本 國內仍然存在體製性和民間的雙重歧視。

戰後，琉球群島又成為美國獨享的軍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樂得將駐日美軍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轉移給作為「二等公民」的沖繩縣。琉球群島總面積只有日本全國國土面積的0.6%, 但承擔約75%的駐日美軍基地，超過一半以上美軍長期駐紮在沖繩。而由於美軍駐紮的影響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輕視，迄今沖繩當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沖繩地位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需要謹慎地了解沖繩人民自身的真正願望，才能做出判斷。現實狀況中是否如科洛同誌所 說的沖繩居民中幾乎不存在對於琉球群島獨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林泉忠實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獨立問題針對1000多名沖繩 居民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支持沖繩獨立，七成反對獨立。在族群身份認同上，五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認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約二 成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在臺北政府拒絕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的問題上，半數受訪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臺北政府仍然將沖繩稱為琉球的問題上，七成五受訪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對沖繩政策的問題上，七成受訪者表示反對日本政府對沖繩的政策。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經公開說過，沖繩是日本國內最親華的 縣，並以本人是琉球華裔後代為榮。這一結論顯然與科洛所說的「沖繩人民中幾乎不存在支持獨立的情緒」相去甚遠。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下的《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方對美軍士兵有優先司法管轄權；即使在日美軍在公務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訴前無需將嫌疑人移交日方。這也就在事實上賦予了駐日美軍「法外治權」，眾多違紀美軍可以逃脫法律處罰。據沖繩縣議會的決議和意見書中記載，自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給日本以來，記錄在案的美軍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兩三天，美國士兵就會在沖繩製造一起違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繩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軍士兵輪奸沖繩少女案引發數十萬沖繩和日本各地民眾抗議，要求美軍撤離沖繩和日本。為表示向民眾意見妥協，日美政府曾表示將遷移走設置在宜野灣的普天間軍用機場。該機場設置在市中心，且占據市區要津，占地面積超過25%， 被稱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基地」。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屈從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達成協議，引發沖繩民眾集會抗議，並因此在2010年導致前民主黨鳩山內閣垮臺。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訂歷史教科書，美化日本殖民歷史和二戰罪行，包括否認強迫沖繩居民服役和戰時自殺。這一版本教科書得到日本文部省批準許可，不僅在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而且在沖繩當地也引發包括行政長官縣知事參與的11萬群眾集會抗議，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許可，立即修改教科書中美化日軍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軍為增加在亞太地區軍力，向普天間機場增派魚鷹戰機，9月曾引發10多萬沖繩居民抗議。就在科洛同誌文章發布前後的10月16日，駐沖繩美軍士兵再次輪奸當地女性，引發十數萬沖繩居民和日本民眾參與的數十次大規模抗議，沖繩當地議員和政府官員也準備前往首都東京和美國首都華盛頓抗議。

而且，在沖繩民眾抗議美軍基地的示威和運動中，也出現 「畜生（美國人）滾出沖繩！」（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號和標語。筆者認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謂沖繩人民反對美軍的遊行與示威就是一場種族主義遊行，雖然其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非常強烈。

以上事實說明，在沖繩島內民眾中存在至少強烈的自治情緒。而按照支持沖繩獨立自稱出身「琉球石垣島」的日本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琉球人對日本的絕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獨立」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選項。

中國民眾中的仇日情緒與未清算的日本世襲右翼政治體製

無 庸諱言，在中國的廣大民眾中存在強烈的仇日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近年來有增無減，這與資本主義製度下民眾受壓迫情緒日益激烈有關，正如同中國民眾仇富和仇官 情緒不斷激化一樣。而且，近來反日遊行中出現不少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是階級壓迫通過民族主義異化的一種反映。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專製當局無疑會試圖利用此加強 其統治和轉移矛盾註意力。

自由派資產階級媒體習慣性地將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稱為中共當局官方煽動的結果。陳駿在《反對》一文中聲稱，正如那些反日口號一樣，中共的宣傳也是基於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觀點。國家媒體刻意培養對全體日本人的仇恨，不斷聲稱整個日本社會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早期殖民戰爭中在亞洲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這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在二戰後，中國政府（無論是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恰恰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要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仇恨主流上絕對不是針對日本全體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還以此為理由拒絕向戰爭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婦」和強迫奴役勞工，以及二戰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固然這一放棄戰爭賠款的決定其中有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美國政府的操作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被單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國與日本諦約的《舊金山條約》之外），此後中國政府在與日本建交時也是因為不對希望將戰爭賠償的責任加諸在普通日本民眾身上，將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普通 民眾分開而放棄戰爭賠款。（日本在戰後雖然向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政府發展援助，但是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需要償還的。）

而且環顧亞洲，這種對日本右翼統治階級的仇恨情緒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種族主義宣傳無從朝鮮、韓國和臺灣民眾，乃至日本本國民眾中也蘊藏對日本資產階級右翼的憤怒。

在釣魚島問題上，恰恰不是因為領土爭端的沖突產生民族仇日情緒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積蓄無法發泄的仇日情緒導致了在釣魚島沖突問題上的激烈表現。在今年反日遊行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發生在2005年， 而當時與釣魚島領土沖突無直接關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歷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競選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不僅在中國和韓國引發反日運動， 甚至日本國內和沖繩民眾大規模遊行，而日本的反戰運動不僅在於反對日本美化戰爭罪行，更是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為美軍提供後勤援助和軍事擴張。

而 這種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於中共專製當局限製民眾的基本權利，禁止他們日常發表自己主張的導致的結果。這不同於一般的領土爭端引發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 也不同於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領海爭端問題。很難想象由於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巖礁的主權爭端上，在中國能動員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反菲遊行。（事實 上，中國與越南等國在領海和領土問題面積上的爭端遠遠大於與中國和日本之間就領海問題的爭端）

假如這種民族仇恨不僅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而群眾運動又不是以民眾自發為主的，那是否該關註真正刺激其發生的重要來源呢？ 西方國際主義左派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今天的憤怒只歸結於歷史上百年和數十年前日本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的不滿。他們的文章中都簡略地提及了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犯下的種種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沖突》一文中提及中國民眾中對日本戰爭時期殘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擔憂與憤怒。陳駿在《反對》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權宣布國有化釣魚島恰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也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梅因的《動員》一文中提及中國反日遊行高潮主要是圍繞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普勞勃斯登也對中日歷史戰爭背景進行了簡略介紹。

但 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這種半個世紀前的歷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續積累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本戰後繼續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體製所導致的。並且與經濟和政治危 機下日本資產階級右翼政治勢力得以大規模擴張有關。換而言之，如果當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發展的趨勢沒有得到遏製，那麽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很難得以平復， 這是空喊階級團結和超然中立所能解決的。

實際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間，中日兩國間民間關系曾經處在相當親密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是由於中日兩國左翼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日本左翼群眾二戰後反對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反 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的歷史貢獻。而隨著世襲化的體製性右翼政治體製獨家掌握大局和對日本工人階級和左翼群眾鎮壓的結果，導致中日工人階級和民間關系的惡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獨裁者墨索裏尼的孫女亞力山德拉·墨索裏尼（Alessandra Mussolini，現為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的右翼「自由人民黨」的國會議員） 當選出任意大利總理，想來這在歐洲必然會引起左派的軒然大波。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包括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政要近幾十年來多次在歐洲戰爭紀念日公開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裏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必然會在歐洲和以色列等國引起強烈抗議。假如德國法院總是裁定德國現政府不必賠償二戰德國納粹遺留毒氣彈導致戰 後他國平民傷亡和戰爭奴役勞工帶來傷亡（非政府間戰爭賠償），想來也會引起歐洲左派群起不滿與抗議。

但是，類似事件在日本戰後歷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來屢屢發生。10月17日，重新當選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而安倍晉三當選自民黨總裁其實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勢力選擇的結果，其個人背景更能說明戰後日本世襲化右翼政治體製。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戰後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襲家族政治使岸信與安倍家族壟斷山口縣半數選票達半世紀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戰期間1940年代曾經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國滿洲國的工業部長，大量使用中國奴役勞工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曾經名列東京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但是，美國軍事當局為扶植日 本親美右翼政權，未對其審判即釋放。此後岸信介旋即成為日本民主黨（前）和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內，為通過與 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罔顧日本國內左翼和數百萬群眾參與的反對安保鬥爭，采取強力鎮壓。其弟佐藤榮作在出任首相期間，為確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條約》 順利延期，鎮壓第二次群眾反對安保鬥爭和70年代左翼抗爭運動，分化沖繩人民反對駐日美軍鬥爭，而且在其任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內就將日本自衛隊機構從防衛廳提升至防衛省，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並聲稱「日本二戰戰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與安倍晉三家族之外，另外還有與之有聯姻關系的吉田與安信家族。日本二戰後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駐中國東北奉天（現沈陽）總領事和外務省次官，並在1927年參與當時首相田中義一組織的東方會議，為入侵和瓜分中國東北及內蒙等地（滿蒙）製定戰略性計劃。吉田茂在美國占領軍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並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萬二戰後被禁止從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內五次參拜靖國神社。吉田茂的外孫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並積極推動日本天皇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麻生太郎在從政前曾出任家族企業社長，而麻生會社的礦業公司曾經在二戰期間非法奴役1萬名朝鮮勞工和300名歐美盟國的戰俘從事強迫性采礦服役，並導致大量勞工和戰俘死亡，迄今未有賠償。日本戰後大半首相之間都存在各種聯姻親戚關系，並且與眾多二戰戰犯有直接關系。

美 國二戰後出於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秩序需要，從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罪行，帶有封建世襲家族製的財閥政閥體系並未得到廢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內的眾多日本戰犯都未收到懲罰，並在戰後繼續在日本政治體製內占據高位。根據相關統計，包括岸信介在內的48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未經審訊即行釋放，數千名乙級丙級戰犯全數釋放。如日本黑社會黑龍會頭目海軍少將兒玉譽義夫身為乙級戰犯向美軍提供供數億美元從亞洲戰場掠奪來的財富和情報，即被釋放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式工作人員，並成為自民黨創始人之一。被認定為甲級戰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戰敗前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7年監禁出獄後。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務大臣。而包括東條英機秘書在內的一些日本將領直接成為美國占領軍的顧問而免去任何處罰。正是這一世襲性的右翼政治體製決定日本歷屆政府 和自民黨在戰後一直未能反省戰爭罪行，並且鎮壓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和左翼運動，通過否認侵略、篡改歷史、悼念戰爭罪犯、軍事擴張的挑釁東亞各國曾遭受日本軍 隊侵略的人民。

傑瑞米柯賓

香港民間保釣運動的登島行為其實更類似於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興建 定居點的防禦性行動，而且這一行為本身並不帶有攻擊性。就連保釣積極分子也認為，最終解決釣魚島問題，還是需要與日本民眾的溝通。而登島的主要意義在於民 間的自發的權利主張。假如沒有這種民間登島行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釋為中國民眾對釣魚島及其權益絲毫沒有興趣？

科洛同誌為了強調民主 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在行文中將兩者對立起來，而其他國際主義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討論 民主權利必然是在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框架中才有意義，而不實現民族解放也無從談及民主權利，任何現實的民主運動都必然存在於某種民族或者國家意識的框架 下。假如以為，具有民族意識的群眾運動可能有利於本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麽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運動本質上不也可能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嗎？ 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獨立地參與民族運動則必然會提出民主權利的要求。

將民主運動與民族運動看做是黑白對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實是自由主義者 的立場，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11頁）

被誤讀的大連親日情結和前殖民地宗主國情結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舉例薄熙來曾經任職大連市市長（1993-1999）大舉吸引日資， 並因此推導出大連當地的親日情緒和薄熙來推行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所致，並因此得出部分毛派（並非所有）群眾支持薄熙來是自相矛盾的問題。

「薄 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 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道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 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薄熙來無論是在大連、遼寧、重慶主 政，還是中央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確實都執行過親資本主義政策，但這是整個中共官僚集團的大政方針，與是否薄熙來擔任這個職位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具體到大連當 地民眾中的親日情結，大連早在1984年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規定的沿海開放城市，在80年代大連街頭非法走私的進口車輛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上路行 駛，這比薄熙來主政早10年。而大連的親日情緒更是有其歷史因素。科洛同誌的觀點很遺憾又是接受單方面信息誤讀導致的。

根據親法輪功海外 中文報刊《大紀元時報》網站報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連事實上也曾經發生小規模反日遊行，只是其未能提供進一步細節。但如果回顧近幾年大連發生的工人鬥爭， 事實上與反日本資產階級情緒密切相關。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連經濟開發區內曾發生連鎖型的數十家外資企業數萬工人發動的罷工。這些 工人以來自其他地區的外來工人為主，他們除了經濟訴求外，同時將之與9月18日的反日紀念日相聯系，並且在罷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日本資 本家」的口號。可想而知大規模日資企業投入並沒有消除外來工人的反日情緒，反而將之與階級矛盾聯系起來。

大連本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習 慣學習日語、在日資企業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據說大連600萬人口中赴日工作與學習人員高達30萬），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歷史性親日氣氛導致的結果，而並非 是導致親日氣氛的原因。否則，無從解釋上面提及的像蘇州、南通、深圳這些有大量日資企業和學習日語人口的地區發生的反日遊行乃至嚴重的暴力騷亂的現象。

大連的歷史性親日情結從何而來呢？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綽號，這不僅是因為大連作為港口城市的商業繁榮，也是因為大連和香港極其類似的歷史，因為大連恰恰是俄國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國土上從無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戰敗，日本侵略軍占領現大連轄下的旅順縣（當時只有大連灣，而無大連市）和清朝北洋艦隊在旅順的軍港，大肆屠殺戰敗清軍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後只留下36名負責掩埋屍體的中國民眾。當時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相繼報道日軍這一暴行，並評論道， 「日本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

這次野蠻屠殺事實上導致大連灣當地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讓整個遼東半 島，但因屠殺致外界輿論嘩然，而且俄國、德國和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深恐日本獨占東北利益，所以派出海軍進行武裝幹預。日本被迫放棄割讓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萬白銀賠款。俄國則趁機要挾清政府租借大連灣，在當地規劃建立殖民城市達裏尼（Dalny)和亞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順港)。

1905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正在興建的殖民城市達裏尼和亞瑟港割讓給日本。 從1905年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日本殖民統治大連40年，是舊中國，除臺灣以外，日本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日本政府將當地命名為關東州， 包含大連和旅順兩座城市，並歸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直接管轄。大連由此成為日本帝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港和經濟城市，後來臭名昭著的關東軍本部設立於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關東州實有人口70萬左右，其中中國人40多萬，多數是從山東遷移過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鮮移居當地人口合 計三分之一，有20萬左右。關東州完全進行日式教育，目前大連75歲以上老人從小接受的都是日語教育。作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軍事重地，大連得以躲過日 本侵華的戰火和日軍暴行。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未經戰火直接被蘇聯紅軍接收。蘇聯將大連作為其太平洋艦隊的軍港控製到1955年，此後根據中蘇協議歸 還中國。至此，大連在日俄兩國統治下合計達60年之久。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可以認知這些前外國殖民地的部分階層居民對於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觀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現。特別是殖民宗主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情況下，被殖民民眾中的中上階層和資產階級得利群體會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結束後 仍然保持親近感。其實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這種想法屢見不鮮，無論是臺灣的親日情結、香港的親英情結，乃至上海和大連的小資中對宗主國情結都是例證。事實 上，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國，這種宗主國情結不少見。當年在阿爾及利亞反法獨立戰爭中，也有至少數十萬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親法，並為法國殖民政府當兵和服 務。而在當地脫離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後，由於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統治無能、腐敗和野蠻，也會導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階層和部分對歷史無知的青年人出 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懷念前殖民統治或對前宗主國存在各種幻想。

不過並不意味著縱容乃至支持這種情緒。如果把這種情緒視為反抗 專製統治，甚至是反資本主義的情緒，那就實在是大繆了。因為殖民統治下中上階層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剝削其他更廣大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的，無視殖民者的殘暴 侵略和專製統治，無視受壓迫和受剝削勞動人民的抗爭，是對進步的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否定。「97前，我們家頓頓都吃魚翅撈飯……」和「假如還是關 東州，我們人均收入4萬美元，去美國不用簽證」，絕不是什麽進步的爭取民主權利的勞動人民的呼聲。

在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這種對歷史的誤會 在國際主義左派的行文中屢屢出現。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立場並非如同科洛同誌說的，是建立在屬於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基礎上，也並不是只有在臺上 的泛藍的國民黨政府才予以關註。在爭端中組織宜蘭縣當地漁民和議員出海護漁的宜蘭縣縣長恰恰是民進黨政客，而且在臺灣立法院通過保釣決議時，傾向臺灣獨立 的民進黨投的是贊成票，而主張急獨的臺聯黨投的是棄權票，也非反對票。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邏輯一直是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 釣魚島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張中國主權，並不是臺灣當地人民主張釣魚島權利的依據。將釣魚島問題與統獨問題聯系起來，其實無視了臺灣 人民和漁民的歷史權利。

傑瑞米柯賓

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和親西方民主派對釣魚島問題的態度

我們判斷一場運動進步性為主，或者反動性為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與運動的階級和階層構成。誰在支持這場運動，這場運動支持誰，誰在反對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反對誰？

陳 駿在《反對》一文中將參與遊行的主體歸類為「富有的中產階級（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顯然是一種誤讀。正如前面對中國現政權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分析，事實上中國真正傾向資本主義和所謂西方民主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精英 對於群眾運動即使不懷有強烈的敵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強烈反對任何破壞維持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行為，並將任何涉及自發的有反對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傾向的群眾運動攻擊為「義和團運動」或「文化大革命」，把參與其中的群眾藐稱為「愚民」或者「暴民」。

他們固然反對中共專製當 局，但並不反對其執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而是認為遠遠不夠，並要求當局切實執行親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政策和尊重現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他們固然宣 傳要民主權利與自由，但事實上他們所要的是以私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眾的民主與權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億萬富翁聯想集團董事 長柳傳誌強調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對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層應該有經濟精英選舉產生。而《08憲章》聯署人經濟學家茅於軾則強調，「釣魚島是無人小島， 丟掉又與我何幹」？如果是為了資源，應該由中日雙方專家討論共同開發實現「雙贏」。所以，中國的主流資產階級和知識精英並不贊同與支持自發的群眾運動，他 們將釣魚島問題視為中日兩國資產階級之間就利益分配進行「協商」。

這也是中國親西方民主製度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主流整體傾向。如在反 日群眾運動高漲期， 一直傾向政改的《中國青年報》和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雖然韓並非正式的《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但確實是《人民日報》在日本的總代理，而且她在國內從 事官方活動或講學時確實使用《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社長，顯然得到官方的默許。）則一再宣傳「保釣害國論」，認為香港民間保釣登島是「害國行為」，而群眾自 發遊行更是破壞社會秩序。傾向中產民主派的《南方報業》和香港有線電視臺的報道，以及上海、廣州等地網民在網絡上的討論，也紛紛指責各地參與遊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層外來工人，他們甚至將參與遊行的人員沒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會說本地方言視為非本地人證據，以此證明大城市中多數保守的本地富有階層並不屑於參 加這種群眾運動。遊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壞發達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憤怒與抗爭

至於在 示威和隨後發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擊性行為，與其說是明確的排日的種族主義攻擊，不如說是在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底層群眾憤怒發泄的一種扭曲 反映。這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底層民眾騷亂非常類似，如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發生的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各種騷亂，也和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騷亂型泄憤型的群體 事件沒有多大差別，譬如2011年在廣東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發生的外來工人和小商販群體與當地軍警乃至本地居民發生族群沖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實上中國近來發生的泄憤型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針對城管和警察的群眾騷亂中暴力程度要遠遠勝於反日遊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範圍遠不可同日而語。反 日遊行中暴力行為的參與者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事實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職業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則是被煽動和迷茫的底層青年和勞動人民。一些中國自由 主義右派在網絡上盛傳的所謂軍警組織參與打砸的情況，往往已經被辟謠和查實自相矛盾。而從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也不可能會去組織或者容忍這種危害其「自身 穩定」的打砸，特別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車和防暴車輛。至於所謂左翼群眾和毛派有組織打砸更是一種汙蔑，事實上根據各方面消息有組織的左翼群眾遊行，其 紀律相對更完善，而且口號也更理性，而不是強調種族主義和全面仇日的。同樣部分毛派在網絡上指參與打砸事件的是來自香港等地的民運分子，也沒有確實的證 據。

根據目前中共當局和媒體披露的被當局警方抓捕的參與示威打砸和騷亂人員的信息資料來看，也基本都是從偏遠農村和小城鎮來的外來工人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遊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嚴重（在西安砸日系車與車主發生沖突，導致車主重傷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後抓獲的嫌疑人是來自河南南陽農村21歲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學即已輟學。而在深圳披露與警方騷亂中打砸警方防暴車的也是來自河南農村從事保安行業的外來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體也註意到在中國深圳、成都和蘇州等地的抗日遊行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不是簡單地對日本宣泄，而與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有直接關 系。諸如日本大報《讀賣新聞》文章《反日遊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資的勞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賃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遊行抗議者看似說湖南口音普通話的外來務工人員。日本料理店在中國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階層才能進出的場所，這本身就成為底層民眾仇恨的對象。

在日資企業投資密集和號稱有親日氣氛的東部重要經濟城市蘇州，在這次 反日遊行中，數十家日資餐廳和酒吧被打砸，而參與打砸的主要也是外來工人和當地青年。其經濟開發區「蘇州新區」內有著名的「日本一條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館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飲、娛樂乃至色情服務，是當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中國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級管理人員進行應酬消遣的場所。其中一些服務場所場所甚 至明確規定，無外籍人士參與，不接待普通中國人，往往一晚消費等於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些場所歷來被當地底層民眾和外來工人看做是階級壓迫和 民族歧視的象征，在群眾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並非是什麽難以理解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失控而引發騷亂中打砸燒汽車 和高檔場所並不是什麽少數現象，亢奮而憤怒的群眾沒有組織的約束和紀律，必然會將憤怒以破壞性和反生產力的方式發泄出來。不僅遊行與抗議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眾性的聚集，如露天音樂會和各種體育比賽的觀眾，都會引發類似情況。而在中共專製當局的專製控製下，群眾往往缺乏遊行與示威的經驗，又加之不可能有組織 規劃，無專門的路線和維持秩序的糾察，所以更容易導致在示威和遊行中一旦沖突發生出現失控局面。而由於遊行和抗議活動的議題不同，自然也針對打砸的對象有 所選擇。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右派正在用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層勞動人民。

而且，國際主義左派的文章分析顯然都沒有提及值得註意 的反日群眾運動中國日資企業工人罷工和他們的訴求。根據不完全統計，在9月反日運動中全國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廠近十萬日資企業工人參與罷工。根據紅色 中國網、茉莉花網站和自由亞洲電臺等報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資企業富士施樂廠、珠海的日資企業三美電機﹑藤倉電裝、美培亞精密馬達、松下電子、佳能數碼 等數家員工人數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資工廠。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部分工廠工人也提出了「收復釣魚島」和「日資企業收歸國 有」的要求。雖然這些罷工行動仍然只是局部現象和小規模行動，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階級通過這一群眾性自發進步運動而逐步導向現實工人階級鬥爭。事實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連經濟開發區中日資企業的外來工人連鎖罷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罷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資本家！」、「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和「打倒漢奸！」的帶有民族意識的口號，並且2005年大連外來工人罷工還有意將罷工與紀念「918」事件聯系起來。而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仍是相互交織和並存的，也說明了在工人鬥爭中民族意識仍然具有其進步意義。

一直主張關註工人階級抗爭的國際主 義左派卻將這一階級鬥爭重要現象視而不見，實在是令人遺憾。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在科洛同誌的《沖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國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如龔炯的觀點以說 明中日經濟關系緊密和抵製日貨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工人的影響。但很遺憾，這是篤信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緊密聯系 和貿易自由化不是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應該是現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辯護士。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還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堅定反 對外來資本輸出（帝國主義特征）和對本國勞動力的剝削，支持經濟國有化和工人階級為此而進行的鬥爭。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中國毛派力量都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保釣反日運動，如毛派中國工人論壇的活躍分子石秋在8、9月間就從宗派主義角度得出結論，保釣和反日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因此 「工人階級應該更關心自己的工資，而非釣魚島」，並在網絡上積極反對工人階級參與反日群眾運動。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國工人論壇不得不調整立場，承認 「反日運動隊伍中，我們發現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這期間，從各個地方不斷向我們傳來日資工廠工人的「反日」罷工和遊行的消息」的現實，並得出結論「這一 次以釣魚島問題為核心的反日運動幕後主要由資產階級勢力組織和推動；有大量的工人群眾參與運動；運動企圖利用工人，但同時也被工人利用，小資運動演變為工 人運動的現象在某些地區局部上呈現蔓延趨勢。」

民間保釣運動與反對秘密外交

科洛同誌在《沖突》一文中為 了證明保釣運動的反動性，特別有專門章節分析香港的保釣運動是為香港特區政府從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時為中共政權服務，而且接受了大量親中共的建製派人士如 政協委員劉夢熊等人的捐款。但這個分析顯然是有失偏頗。科洛同誌問，如果如同某些保釣活動人士宣稱的，他們的抗議代表了某種向中共政權的挑戰，為什麽這些 民主權利的敵人會資助這一宣傳活動？

科洛同誌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維困境中。正如其承認的，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共政權和香港特區一直是采取 種種手法阻撓保釣運動和民間反日和索賠運動的，而且本次釣魚島沖突激化後，中共當局雖然派了海監船等前往當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釣運動人士再次出海，並且對 參與此次等島的大陸人士進行打壓，禁止其進行宣傳，並企圖迫使他離開深圳。不僅香港的保釣運動曾遭到阻撓和收買（如古思堯等人反映的，中共當局為了阻止他 們出海，甚至采取收買手段，表示願意給參與者個人經濟補助）。而且不僅保釣的反日運動，中國大陸的反日民間索賠運動和慰安婦真相調查人士也屢遭當局打壓。 2005年中國反日遊行的一些積極參與者也被當局重判和恐嚇，而當年反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民間異議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國。

按照科洛同誌的邏輯，我們反問，假如這些行動不被中共當局視為某種挑戰，而只是有助於現政權的話，那麽中共當局為何幾十年來要一貫對民間保釣運動進行打壓呢？

劉 夢熊作為金融資本家又是親建製的政治人物，其資助某一運動本身並不意味著這一運動必然反動，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專製政府進行捐助。正如二戰與德國納粹和日 本軍國主義作戰時期，蘇聯和中國都曾從美國接受軍事援助，並不能因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得出結論蘇聯和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也沒有反對斯大林主義工人國家蘇聯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中國接受美國的援助。

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就如香港極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發生如此激烈的沖突，可見其階級內部的矛盾。而這種資產階級建製精英之間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歐洲各地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甚至保守的工會和教會等組織都反對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而工國委（CWI)在歐洲的基本立場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歐元區和歐 盟。而參與這些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活動的民眾政治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工國委反對歐元區和歐盟是這些右傾的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是相同，並是 在幫助這些右傾政治力量嗎？

而且，與國際主義左派和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設想的相反，中國的國家主義右翼勢力和偽左並不支持民間保釣 運動和反日遊行。譬如不少國內論壇上的國家主義分子和「五毛」們（包括著名的司馬南等人在微博中）紛紛指責香港保釣分子的行為是「害國」，影響中共資本主 義專製當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與代理人。以所謂揭露香港保釣活躍分子都是泛民反對派中的「反華亂港」分子，譬如古思堯等曾經在香港抗議活 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作為論據，甚至推導出香港民間保釣是所謂美國政府陰謀策劃的「反華行動」的荒謬結論。

這其實也反映了當前局勢 下，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和其支持者在所謂「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保釣賣國論」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論」和「抗日亡國論」 如出一轍，其本質就是「群眾運動亡國論」，也就是國家大事應該聽從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幹預，更不可以自發的群眾運動參與。這宣揚的其實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間的保釣運動和反日遊行恰恰挑戰了這種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眾對專製統治者的不信任，同時也是民眾 針對國家事務爭取民主權利的具體表現。因為，我們如果追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是因為學生和市民懷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簽署 不平等的《凡爾賽合約》放棄山東主權而發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最初是臺港等地學生和民眾反對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反對臺灣當局（因為當初在西方 資本主義陣營中，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在代表中國）在此問題上軟弱退讓而引發的。而香港保釣運動更具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集會自由與遊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權利鬥爭的雙重特征。而這一保釣運動延續到今天，則更是直接明確地針對接受香港主權的中共當局和反對其專製政治體系和秘密外交。而這也是香港部分 保釣成員所談及的「挑戰中共當局的意義」。

無論是2010年的釣魚島海域漁船沖撞，還是2012年的香港民間保釣運動人士登島，都是發生 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方面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對釣魚島實際控製且全副武裝的國家暴力機器。中方的保釣人士行為是在日方挑釁下做出的。香 港保釣運動決定8月15日登島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購買釣魚島，此後日本政府宣布國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亞洲太平洋地區二戰 勝利日當天日本朝野政客參拜靖國神社，8月19日將登釣魚島悼念二戰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員在登島後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武裝人員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 人右翼前往釣魚島海域並登島，雖然違反日本本身法律，卻安然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