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占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製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炮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製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占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占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製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占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占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裏，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製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占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占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占領中環」那麽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占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證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占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製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淩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製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占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占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製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鑒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製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製，「占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占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占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占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占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占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蕩婦遊行宣傳：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蕩婦遊行」將於11月24日舉行。為宣傳來周的「蕩婦遊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時，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香港蕩婦遊行，由中環地鐵站遊行至蘭桂坊。遊行約有十多人參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沿途高叫的口號包括「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D人咪強奸」、「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駐足留意。

遊行隊伍抵達蘭桂坊後，各團體代表開始發言，當中社會主義行動的代表鄧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5月談及強奸案數字上升時，公開建議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說「女性被強奸是其咎由自取，並不是強奸犯的錯」，是公開歧視女性及責備受害者的言論。由於社會和經濟權力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歧視變成責備受害者的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必須走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對抗父權資本主義。

長毛譏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豈料是叫人避免被強奸。

遊行參與者隨後亦在場向路人派發宣單，呼籲參加來周的「蕩婦遊行」。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宣傳婦女身體自主權和人身安全權利。

回應本土派的攻擊：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捍衛群眾運動中的組織和宣傳自由

近日，在《熱血時報》上一篇文章攻擊政治組織在遊行集會中「非法募捐」，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我們反對這些荒謬指控，並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籌款、組織旗幟 － 中共打壓異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時保持合作精神，對抗梁振英政府這個共同敵人。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與中共立場如出一轍！若果縱容這種專製手法，群眾運動必招潰敗。

政治組織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經過復雜的申請程序，對沒有財團資助的基層組織來說，合法籌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聯及民主黨每年分別都獲取來自中共和財團的鉅額資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對其來說，可謂微不足道。打壓街上的籌款權利，只會扼殺基層和工人團體的組織權利，讓有資本家支持的政黨繼續獨大。

群眾有選擇自由，並根據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紀錄，決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團體。例如，在港視事件上，「社會主義行動」一連兩星期在旺角及政總集會進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個簽名，於11月6日集會中，交給港視留守員工代表蔡錦源導演（見圖），大會亦在當晚宣布我們的成績。這是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壓組織自由　本土派淪為幫兇

自從「愛之堆」冒起後，建製派打壓街上活動日趨猖獗，我們的街站亦時常受到流氓騷擾。例如，在八月份我們進行十多次聲援林慧思街站，期間除了受到流氓騷亂外，亦受到警察曾經威脅票控阻街。建製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進組織發展，現在本土派報警指控有團體的街站「非法籌款」，實際上是愛之堆的幫兇。

文章寫到：「警方要『收你皮』，對公關形象之破壞非一隊藍帽子所能承受！」，可見作者天真無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權下警察打壓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壓已經愈來愈露骨，在今年遊行集會或街站上，團體籌款遇到的風險愈來愈大。

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騎劫」、「抽水」- 莫須有罪名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大聯盟為了操控運動，一直以「騎劫」、「抽水」，甚至「冒認學民思潮」等莫須有罪名，排擠任何不受其控製的團體參與。最後，更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領政總。決定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令不少想繼續抗爭到底的參與者深感被出賣。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投票決定。

今次港視事件中，同樣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自封主辦單位，主導了10月20日的遊行，激起積極參與者累積多時的怨憤爆發。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辦單位的不民主，是正確的，但並沒有提出運動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況更惡劣。

在當日港視政總集會中，本土派與主辦單位發生沖突後，間接令港視員工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令集會進一步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爭取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廢除功能組別等訴求，都被排除於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本土派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膠」雖然表面對立，但兩派的所為帶來的客觀效果，可謂如出一徹。去年「反國教大聯盟」煽動反政黨的情緒、排斥政治組織介入群眾運動，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籌款」阻止任何政治組織參與；當日反國教大聯盟與今天本土派一樣，都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將運動去政治化。反國教大聯盟將運動主導權交到教協（民主黨政客）手上，最後妥協收場；本土派則將運動主導權交到公民黨政客手上，消耗28萬人的鬥爭意誌。

群眾運動自身必須民主，開放予不同的黨派參加。在同時在不違背整體目標的前提下，所有團體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和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例如，在反國教運動裏，社會主義行動推動「罷課」這特定策略；在港視集會裏，民間電臺提出「開放大氣電波」的理念。這不僅不會分裂運動，反而是動員更廣泛群眾參與、強化運動的必要手段。

傑瑞米柯賓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傑瑞米柯賓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傑瑞米柯賓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占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占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大專學界「占中」商討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10月13日舉行了名為「大專學界商討日」。在香港的七所大專院校裏同時間舉行有關政製發展的學生會議，總共有724名學生參加，討論氣氛熱烈，可見學生爭民主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商討日以小組形式進行，具體將參與討論的學生分為6– 8個小組，每組12人進入不同房間進行會議。

由於中央政府會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進行篩選，阻止不「愛國愛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所以普選的爭議自然落在提名辦法之上。對於是否認同提名委員會，小組都認為提名委員會是會削減公民的權利，是一個間接和小圈子的題名，各人也是反對需要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的。基本法限製行政長官的產生，學生持有不同見解，例如部分學生認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眾利益出發。

討論項目已經設定圍繞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對於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小組內的學生討論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對它的定義，行政長官的權力、提名權在基本法下的條文、參選權和投票權應否涉及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結論是，學生一致認同對於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上都有一致的認同，並贊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細節上，例如何謂公民的定義，少數種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權利，學生也各抒己見。

在「公民抗命爭普選」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最後結果是82%學生們認為，有效阻礙經濟運作來達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對於合理的阻礙程度、政權會動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現在運動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並在會議內積極發言。我們強調學生（由中學以至大專生）需要準備組織罷課，作為強化「占中」的有效手段，並且應該在第二次商討日進行投票決議。商討日應該是議行合一的大會，討論的結果必須如果大專生要在占中發揮影響力，目前就應該討論罷課議題，不應拖延。

我們贊成公民提名，並以目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門檻的5倍，作為特首的提名門檻，即500個提名。商討日的討論不應限製在選舉辦法的細節上，雖然這是重要的，但學生占中的抗爭路線更需要討論並決定。例如，爭取民主普選必定要透過鬥爭，而非與政權談判妥協，占中必須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組織，開放讓參與者民主決策，容納不同的聲音。

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港府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發牌，但三間申請的電視臺中，只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以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獲得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網路則不獲發牌。政府拒絕解釋不發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審查及黑箱作業之嫌。事件激起群眾憤怒，準備於10月20日包圍政府總部。

由於無線亞視多年壟斷免費電視平臺，節目質素每況愈下，題材單一乏味，令觀眾沒有選擇。加上新聞報導政治審查日趨嚴重，時事評論往往偏袒建製一方，分別被謔稱為「CCTVB」和「中央臺」。香港電視是四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新媒體企業，觀眾翹首以待，視之相對獨立的新選擇。香港電視本來打算開6條頻道，即使王維基表明主打娛樂節目，牽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開放免費電視頻道，擔憂未來要審查言論需要更多成本。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成為本港電視史上最大規模裁員。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5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

雖然港視被拒絕發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政府視王維基為難以駕馭的人物，但王維基本身是第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與中共關系密切，其「魔童」稱號只在於他大膽冒險的經商手法，與政治上的敢言沒有關系。他不會出席今次遊行，也不足為奇。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最近又因惡意壟斷的經營手法，受廣管局輕輕罰款90萬元以作「交待」，但這筆數目以10億計的大臺來說，可謂微不足道。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早前，亞洲高層多次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媒體在李氏皇國底下。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於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業手段操控臺灣輿論。擁護北京的旺中集團收購臺灣《蘋果日報》，鬧起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風波，激發數千群眾上街反對。《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談判不成。

可見，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政府立即發牌港視 ，全面開放免費電視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反對一切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320名被裁港視員工立即復職，不扣減工資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由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打倒媒體資本壟斷

十二萬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體壟斷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不滿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不發牌予香港電視，並拒絕公開發牌決策。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遊行下午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下午兩時陸續有大批市民到達，由於人數遠高於預期，東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紀利佐治街及駱克道。社會主義行動在紀利佐治街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準備新一輪的抗議行動。

隊伍於三時起行，有市民不斷途中加入，龍頭到達灣仔修頓球場時，在東角道的龍尾仍未起步，可見人數眾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絕黑箱作業」、「梁振英！落臺！」等口號。社會主義者要求媒體全面公共擁有，舉起「抗議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反對媒體壟斷　媒體全面公營」橫額參加這次遊行。

另外，約二千名香港電視員工下午二時在中環碼頭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藝人和員工隊伍沿途高叫「解釋！解釋！」、「還我夢想！」。藝人遊飆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電視數百員工失業。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由下午三時起，人潮已經站滿政府總部外，人群擠滿添美道及行人天橋。香港電視職工會表示，至晚上7時，參與集會及遊行人數達8萬。大會估計有12萬人參與。香港電視員工輪流到臺上發言，其間有員工及藝人一度咽哽，為香港的媒體前路感到難過。

參加集會的市民普遍對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製度不滿。任職設計的陳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議政府發牌決議絕無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沒有政治考慮」的聲稱。三十歲的何小姐表示，反對無線電視長期壟斷市場，扼殺創意行業，她又言，自己不看無線電視，因其節目內容實在太「hea」（馬虎）。47歲的主婦戴太，帶同一家大細參加集會，要求政府公開拒絕發牌港視的原因，又表示反對無線電視的「河蟹」（和諧）新聞。被問到如何評價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謂」，如香港住屋問題嚴重，但政府沒有興建可讓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滿香港的官商勾結。50歲教師蕭先生，認為政府發牌真正只有一兩人決策，而且沒有考慮過大眾的意見。他認為梁振英施政從沒為人民利益著想。就讀機電工程的Ive學生Jones表示上街為了捍衛新聞自由，指現時官商勾結嚴重，如三月份碼頭工人罷工，勞工處只偏幫資方李嘉誠，並沒真正為工人處理事件。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支持普選的抗爭，並會為爭取民主參與未來的占領中環。

香港電視員工將會通宵留守政府總部。預計明天（21日）會有後續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聲援香港電視的員工。社會主義行動將提出，所有媒體的員工應聯合發動一天罷工，聲援港視員工，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行動。

反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過程中黑箱作業，觸發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至「香港電視網路」，扼殺創意媒體發展，更造成香港電視業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激起港視員工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行政會議盡快交待發牌事件。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六成之多。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2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這場抗爭得到大規模群眾支持，不再局限於香港電視網路本身，由支持發牌予港視，擴展成全港民眾反對媒體壟斷、爭取資訊自由，並宣示對梁振英專製的忿怒。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以「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言論新聞自由，但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全球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傑瑞米柯賓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製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盡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布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滅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沈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什麽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製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尺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 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飲料工人罷工一天

太古飲料約250名運輸工人於10月3日（星期四）發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工會，要求公司增加人手減輕工作負擔，反對業務外判。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影響到全港的麥當勞、7-11、機場、茶餐廳等飲料供應，包括可口可樂、陽光紙包飲品、糖漿等。罷工在一晚內迅速結束，勞資雙方達成三點基本訴求，但當中兩點的落實時間仍未確定。

公司業務外判

運輸工人的工資是底薪加傭金。新入職員工底薪為$180一天，傭金是根據工人運貨量而計定，例如紙包$0.36、罐裝$0.61等等。運輸工人主要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尤其是走一趟運貨量大的業務，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公司近年將賺取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減工人的工資，並打擊工會的力量。去年，工會反對公司將機場禁區運輸的業務外判，最終在公司與客戶簽署協議後，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製依然慢慢滲入公司，例如家興超市的業務已經外判至「安平」、「汝誠」等公司。

取消執貨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負責「執水」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這項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門負責，因人手短缺而將負擔加在運輸工人身上。工人須要預早時間上班「執水」，而不時更因貨品分配不均而發生衡突。公司一直無誠意解決這一問題。

談判結果

淩晨時分左右，工會會長陳慶龍在罷工現場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簽訂草擬的八項勞資協議中的三點訴求，否則會繼續罷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2)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 3) 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

最後，陳慶龍向在場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點訴求，雖然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但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根據職工盟網站的聲明，勞資最終達成四點協議：

1. 集體談判權

1.1 勞資定期會議：公司書面確認，同意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1.2 集體談判框架：工會在會議上草擬了一份集體談判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確認工會為唯一談判對象、公司如有涉及員工的權益和工作的變動，需事先和工會商討、工會理事可享有每月兩天的工會事務假等等。公司書面確認，同意在兩個月內雙方同意草擬與簽署一份有關與工會的合作關系和溝通模式的文件。

目前概況：公司承諾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2. 車長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會在今天和該車長與工會代表開會，即時安排他復職，擔任其他崗位，公司會提供與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況：根據罷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經安排事故司機復職。

3. 沙頭角客戶：公司表示轉由沒有傭金的部門（中央倉車隊）進行運送是客戶要求，絕對不會外判。之後沙頭角的客戶的運送安排會再交由營業部的同事跟進，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分銷部車隊）負責。

目前概況：在沙頭角業務外判問題上，公司答應「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負責，目前仍未有進展，實際落實的情況仍有待觀察。

4. 車隊及分銷部的執水安排：公司承諾在三個月內和工會繼續溝通，雙方同意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

目前概況：工人不應該負責執貨上車，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但公司只表明會於2014年內解決，沒有表明確實時間，不少工人憂慮這只是無了期的等待。

總結

由碼頭罷工、高鐵地盤罷工到今次太古飲料罷工，都與工人反外判有關，可見香港工人的鬥爭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飲料的運輸工人作為直屬工，令工會的團結性更高，更有意識反對外判製度。

占領中環： 北京打擊占中，如何還擊？

占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製派正積極動員反「占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製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沈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占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贊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占中」運動需要前進，就需要回應統治階級的攻擊，解決目前的政治任務。

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占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占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製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製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占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麽宣告運動失敗，要麽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占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占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系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製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占領中環運動，於是采取的是駝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製，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製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占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占中。這表示「占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麽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攏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製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臺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製，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征求聯署已800萬新臺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製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麽臺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哪個政黨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占中會壤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激辯「占領中環」（二），本刊第22期）。建製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占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占中」。

「占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沖突不會嚴重。」社會衡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製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製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占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製，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占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占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占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占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系。「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占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系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復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占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占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製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傑瑞米柯賓

壓榨

赤 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臺，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註資埃國，當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 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 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 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 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 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製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 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 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 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 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 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 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 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采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 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 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 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準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準，這表示了雀巢是一 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 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發白人嬰兒，誤導 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 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汙染，都是不潔凈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汙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 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餵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蒙騙第三世界母親的 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系，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行「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製，以利潤為依歸 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簽更為小心。

鬥 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 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 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系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建國六四周年　十一大遊行

十月一日早上，職工盟發起遊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吳貴軍及在囚工運人士。約五十人的遊行隊伍在早上十一時於西區警署出發前往中聯辦抗議。中國勞工論壇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參與是次遊行。

遊行的訴求之一是釋放不久前因參與罷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吳貴軍，吳貴軍被拘留超過一百天，其間並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開審訊。同時，自習近平上臺以來，除吳貴軍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組織工會或參與罷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遊行的主要訴求亦包括釋放所有工運人士等。

遊行隊伍抵達中聯辦後各團體開始發言。張蜀傑因為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及本網站宣傳罷工而被逮捕，被監視、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恐懼，而本年九月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的成功，指出中港兩地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中港兩地的工人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獨裁政權，只有共同團結鬥爭才能奪回勞動成果和民主權利。

職工盟代表在所有團體發言後遞交請願信，但中聯辦方面拒絕接收。最近代表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大門的門牌後散去。

支聯會、正委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註組等團體於中共建國六十四周年之際發起遊行，由銅鑼灣時代廣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約有一百名市民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是次遊行，舉起「反對白色恐怖　釋放所有政治犯」的標語。

支聯會一行人掛上近日被捕的140名異見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吳貴軍及許誌永)，戴上面具，並綁上繩索，而遊行全程並無高叫口號，象征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沈默。遊行隊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

遊行隊伍到達金鐘政府總部後，參與者高叫「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及「釋放許誌永」等口號，並將遊行時的名牌除下，象征被捕的異見人士最終獲釋。集會結束後人群陸續散去。

另外，社民連發起，並聯同保自聯、社會主義行動等參與組織，近百人下午二時由中環皇後像廣場計劃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中共一黨專政，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一如往年擡著棺材遊行，悼念在中共政權下被迫害的群眾。但遊行開始未幾，當隊伍步行至皇後大道，匯豐總行後方時，警察突然將遊行隊伍攔下，指遊行未根據公安條例向警務署申請批準，因此屬非法集結，要求示威者撤離馬路並服從警方指示。

「長毛」梁國雄公開反駁，指警方過去數年來一直允許同樣的遊行，指責警察的執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壓。其後，示威者與警察一直原地對峙數小時，並高叫「中共政治打壓可恥」、「我有權示威，無須警方批準」、「警察開路」等口號。示威期間，有十數手持五星紅旗的親建製人士在馬路的另一方集結，並向社民連等的隊伍叫囂，但警察並無阻止。

至大約四時，警察突然組成人鏈縮窄防線，警告會拘捕在場的示威者。最後，有包括梁國雄、古思堯、嚴敏華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鎖包圍，至晚上約七時全部被警察強行搬離馬路。遊行正式結束。

過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沒有申請而順利進行，顯然今年梁振英加強對抗議聲音的打壓，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傑瑞米柯賓

香港：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一天現已答應復工

葵湧石蔭昌榮路的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今早發動罷工，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半小時工資，遲到十五分鐘或早退，則要扣減一小時工資。

工人曾經發動簽名行動，投訴工作環境差劣，卻沒有得到資方回應，終於要發動罷工抗爭。約200名日更工人參加罷工，地盤工程全面癱瘓一天。地盤早晚更分別約有200名直屬工人，另外約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罷工一天，約150名外判工雖然沒有留守罷工現場，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夜更工人已經復工。

今次罷工迫使資方立即作出讓步，可見工人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時間短促，但罷工工人均為承辦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團結鬥爭的潛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罷工就付出會費加入工會，是罷工工人之決心的證明之一。

這地盤工種超過20個，包括泥水工、釘板（木工）、紮鐵工、爆破工、運石司機、督導員等。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南亞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爾等。公司工工時為12小時，視乎工種，每月底薪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級（九小時）：

雜工－$400/ 9小時
力架 －$500/ 9小時
釘板（木工）－$600/9小時
－另加3小時 x 1.5的超時補水

罷工工人的主要訴求：

取消遲到克扣工資
改善工作環境，特別是隧道內的空氣質素
午飯時間可以到地面用膳
增加工資，減少工時

工作威脅安全，損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溫度高達攝氏40度，而且通風設備嚴重缺乏，空氣極度汙濁。工人表示，進入隧道必須配戴口罩，但十分鐘內便會變黑，每天至少要更換十多個，因此對於公司強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憤怒。工友阿豪怒斥：「現時還要求我們十二小時不見天日，在隧道裏吃飯，飯盒十分鐘已經變黑和濕曬，點接受？」

爆破工程進行時，地盤工人不被允許離開隧道，工人即使帶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轟頂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後的煙塵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統的健康。很多時工人感到難以呼吸、心短加速，前兩天才有兩個工友缺氧暈倒。更嚴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會割傷眼角膜，因此地盤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時又可能有石頭跌下，非常危險。

此外，地盤工人喝的是「環保水」，即用廢水簡單過濾後用來飲用。周生憤怒地說：「空氣差、水質差！老了後，後遺癥就會出來，血管病、腦退化、肺塵病甚至肺癌。」

公司對員工的安全都是茍且了事。阿豪說：「之前在隧道，暈過很多人，多到數不到。如果我們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離開，要公司『安全部』人員下來批準才可以。」

前地盤工人才哥表示，工傷次數多不勝數，但公司不會公布。 「公司會在病假裏給你工資，以避免公布工傷，工人的後遺癥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蓋事件，只會打給救護車，或用私家車直接送入醫院，不會打九九九。」

外判製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個月，公司突然聘請150名外判工（稱為「代工」），現時另外還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訓，工資比公司工更高，工時卻較短。燒焊工人孫先生指，這是利誘並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雇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後更易打擊工人。

以雜項工人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為$400多元，但外判工卻高達$1,300元。工友來哥任職信號員，俗稱「力架」，是公司工，負責指揮吊運，工時為12小時，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時為10小時，工資卻有$1,700。

從碼頭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盤工人，外判製度都是剝削的罪魁禍首。

女工權利受壓

地盤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導和指揮，沒有男地盤工人般體力勞動，但環境同樣惡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說：「你看（她把手掌攤開讓記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長了濕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樣。汗一直長時間腌著，非常痕癢。」

女工放工後還要照顧家庭，但公司想通過新條例，延遲下班時間，由過往的六時左右延至七時十五分。 「現在規定，離開隧道的時間是七時十五分！」從隧道離開，還要洗澡換衣服，離開地盤時已經八時。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經九時；煮好飯給子女時已經十時了！」

地底隧道沒有女廁，只有流動廁所，衛生極度惡劣。 「打開門連早餐也想吐出來！我們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時怎辦？」

「我從來不會在下面解決，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飯時間一次，下班一次。現在連午飯時間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談判結果

晚上，八名工頭作為談判代表，與資方達成協議，工人已經準備復工。資方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及設置冷氣貨櫃讓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須在地底隧道內用膳。但改善空氣質素的實質方案卻未有談好，而加薪的訴求亦落空。

碼頭罷工展示了香港工人鬥爭的新一頁，雖然只有「半杯水」的勝利，但工人階級逐步認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盤業勞資的短兵相接。如果職工盟希望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鬥爭，對抗腐敗官僚的工聯會，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組織工人，讓工人集體決定協議，提供罷工抗爭的策略。可惜，從碼頭罷工到地盤工人罷工，讓工人民主決策及發聲的平臺始終欠奉。

雖然今次罷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長遠的工作條件尚未得到解決，包括公司有可能預謀解雇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較為優厚，但這只是資方利誘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計劃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分化本勞與外勞，壓低工資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內地人」的族群情緒。工人鬥爭需要以堅定的政治路線避免工人墮入狹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團結本勞外勞的鬥爭，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抗議教育局政治迫害聲援林慧思老師

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約十五人，於昨日中午遊行到灣仔的教育局辦事處，抗議教育局向培靈學校施加壓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場偏頗的報告。社會主義行動攜同過去一星期「聲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數千個市民的簽名，表達對林慧思老師的支持。

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反對警察偏袒建製流氓組織，是為教師的典範，卻因講粗口而遭到建製陣營無限上綱，進行政治迫害。培靈校董局早前突然發表偏頗的聲明指責林慧思，而吳克儉於期後稱贊培靈校董會「客觀」、「專業」，教育局實有向培靈校方施壓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將是對整個民主運動的打擊，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組織和人士，都必須公開以行動支持林慧思。

反國教占領政總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臺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製推行。

國 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製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雲雲，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占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占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占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占領現場，象征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系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臺「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製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占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占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占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製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 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占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誌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製人」地於九月九日淩晨解散占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貍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註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占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占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註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占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淩晨兩時宣布解散占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沖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製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盡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 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意誌，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恒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占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製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占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占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正 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蒙騙大眾。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行動堅決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資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營化，反對商品化教育

3.  由學生、家長和教職人員民主決策教育製度，民主管理教育機構，享有獨立自主，拒絕背後獨裁及商業製

聲援林慧思老師　抵抗建製組織打壓言論自由！

小學教師林慧思因不滿親政府組織「青年關愛協會」騷擾法輪功街站，以及警方執法不公。被指「粗言穢語」謾罵，其影片被剪輯上傳上網。頓時引起建製團體群起圍攻，先是於網上製造輿論，將「粗言穢語」放大成焦點，並向林老師所屬學校投訴要求將其撤職，更於八月四日動員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如此謊謬的集會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自發動員反遊行，使得當天雙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頭對壘。整個事件可以看到親北京團體的組織本質，其甚囂塵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當局打壓反對聲音日趨猖獗的表現。

事件的起因源於七月十四日，法輪功團體如常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街站，和平抗議中共打壓以及一黨專政，並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期間，青關協成員帶同標語橫額，包圍並阻擋法輪功的攤位，引發許多在旁路過市民的不滿。及後，警察到場封鎖該區，但並未阻止青關會對法輪功的騷擾行為。警察的縱容與青關協的野蠻行為引發民眾憤怒，許多途人開始斥責抗議，林慧思老師亦是其中一人。最終，青關協成員在群眾的叫罵聲下落荒而逃。

過後，有人將事件的錄像剪輯上載網上，刪除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突出林老師用「what the fuck」斥責警察不公的片段。親北京的所謂愛國團體（「香港家長聯會」、「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乘機藉此攻擊林老師，將焦點完全擺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罵執法警方，並公開支持警方執法。而代表警察上層的「警察員佐級協會」更發出聲明譴責老師「侮辱」警員。及後雖然林老師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長聯會」不斷寫信要求校方開除老師，更動員集會支持警方。這完全是毫無掩飾地為政府與國家機器站臺的行為！

事實上， 這幾個團體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壓其他團體的民主權利。「青年關愛協會」長年騷擾法輪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橫額遮掩及包圍法輪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傳。而「愛護香港力量」早前亦闖入「占領中環」的論壇叫囂，以圖破壞會議的進行，其成員亦曾在遊行期間襲擊記者。社會主義行動在5月19日的旺角宣傳街站，亦曾經遭到「愛港之聲」成員的騷擾，拍跌我們成員手上的電話，並將其推跌在摺臺上。顯然，他們已經熟練地運動流氓般的暴力手法來打壓異己聲音。

雖然掛著「民間」名義，這些名稱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實際上也與中共專製、官方建製黨派，或資本家們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愛港之聲」的召集人高達斌是新民黨員， 而「愛港力」的陳靜心早前亦被揭發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誌祥在深圳密會。而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只不過是建製派控製的空殼機構，其主席李偲嫣被揭發受聘於建製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進民主派因反對長者津貼的入息審查而發起議會「拉布」戰時，這些建製團體發起「反拉布」集會遊行支持政府， 參與者後來被揭發是日薪300元雇用來的，當中許多人都是流氓，亦發生辱罵，襲擊徒人的情況。說穿了，這些建製組織就是中共專製，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雇傭兵！

這是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使用暴力手段打壓群眾民主運動，並煽動極端的愛國主義，是極右勢力的一貫手法。雖然將香港的愛國極右勢力稱為法西斯，實為言之過早，但如果這些組織繼續激進化，脫離政府控製，是有可能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組織的。在日本，極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躍。其組成背後獲得右翼政客及財閥支持，通過黑幫聘用打手來執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圍攻、滋擾、恐嚇等行為。這些團體嘴上掛著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實際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嚇和打壓社會上的民主進運動與工人鬥爭。而極右團體因勾結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嚇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臘的警方被揭發與金色黎明成員勾結，打擊外來移民社區。

事件中，警察執法顯然縱容青關協的流氓行為，才會惹起林老師與一眾徒人的憤怒斥罵。而「警察員佐級協會」的聲明，和休假警司劉達強在八月四日的集會中為建製派站臺，赤裸裸地看到警察並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與建製組織互相勾結。社會主義者指出，警察從來並不是中立的，隨著群眾鬥爭走向激進的局面，警察為資本家犬馬的角色，將會更暴露出來。

自梁振英上臺後，警察打壓不斷升級，這些親建製的團體如今亦變的囂張起來。今天林老師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眾，統治精英正朝著更專製更右翼的方向前進。社會主義者雖然不認同法輪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場，但我們捍衛一切組織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借助極右勢力打擊反對聲音，可見群眾鬥爭已經進入更激烈的階段，我們必須組織起來，嚴陣以待。

訪問何生：碼頭罷工過後，生活怎樣？

「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

記者：左仁（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何生（碼頭罷工工人）、譚生（電話訪問、碼頭罷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碼頭罷工工人之一，在罷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員工，亦不見公司日後會有什麼重大改變，唯有轉行至建築地盤業。罷工完結後，何生考獲了地盤鏟車的駕駛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關職位，因此先任職雜項工人，在港鐵車廠外判的一間上市承辦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我與何生會面，談談近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他皮膚變得黑黝黝，身體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為$530，早上八時上班，下午六時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處，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氣酷熱，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話，泥鏟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貨櫃，沒有冷氣風扇，只有一堆雜物，一扇小窗子，空氣不流通。「有天，我午飯後在休息室內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盤的工作環境惡劣，工作設備和指引嚴重不足。何生幹了一星期多，發了工作安全大有問題，擔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會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臉地說：「地盤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裝備都不足，跟碼頭差不多。新人沒有上頭帶領，對初入地盤的新人，是比較危險的。」他續說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獨自工作，中間又有雜草遮擋，上頭多個小時不在，什麼都無安排，聯絡電話也沒有。」

工作與工具不配合，上頭要何生拆除鐵絲網的焊接位，但沒有磨機，只有鎚和鑿可以用。「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但鐵粉可以飛入眼睛，非常危險。」地盤的工作環境比碼頭更為危險，因為工場都是臨時搭起的。

「這職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驗自己，阿頭的指示我都服從。」每次談起工作經歷，何生如數家珍，常常強調不要計較小得小失，應該盡力去幹，但他不會盲從老闆。記得有次，他談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經歷，為了保護雙手多帶一對手套，老闆卻怪責他浪費物資。「我保護好自己的手，都是為了搬多幾罐呀，他卻來跟我計較，這老闆跟不過！」他當時立即辭職了。

在地盤，上頭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開始上班頭幾天，判頭呼喝道：「（上頭）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憤憤不平，又以嚴正的態度批判，說：「一睇就知這個阿頭無料到！這天氣，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難道不停一下嗎？工作表現不是一時一刻的，做阿頭要懂得判斷夥記的狀態。」

其他工友有不滿嗎？「全部都很不滿，但只會埋怨，不敢出聲。」何生未知會否長做這份工，但已成為了職工盟地盤建築工會的理事。「建築行業的職位比碼頭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觸爭取權益的事。要在他們身上灌輸概念，帶給他們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礎。當有事殺到埋身時，有個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談及碼頭的近況，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幫忙聯絡另一位碼頭罷工工友譚生，做一個電話訪問。

譚生說：「判頭名義上說加9.8%，但就如培記，根本加不到9.8%。」

「現在，有15分鐘的食飯時間，有飯鐘錢的，總算不用邊工作邊吃飯，但還是很倉卒，而且還是用繩子把飯盒吊上去，在吊機內進食。機手可以選擇一小時午膳時間，但沒有飯鐘錢。」

「機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車接送去廁所的，但地勤很多時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鐘，因此機手很多時還是在吊機內解決。」

「塔機手有40人左右返到碼頭工作，但HIT從其他碼頭（例如MTL）聘請機手，都不想找回我們。一些在罷工期間拋頭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單。」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言，「半杯水的勝利」蒸發了，罷工展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但與勝利相距甚遠。對未來再罷工抗爭，還有信心嗎？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無贏的信心，但這運動是大家的一種團結，保障工人的一種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罷工的經驗，何生有信心未來可以助一臂之力。「紀律要明確，工人代表與工友商討後的決定，應該在大會一起講、一起聽，決定後人人遵守。」何生憶起，上次罷工時，消息發布比較分散，很多時工人自發進行小組討論，商討的集體性不足夠。此外，何生認為，要培養工人集體紀律的意識，有事宣布時，大會要集中精神去聽，去想，每個工人都應有規定時間留守碼頭或中環。

列寧說過，罷工是工人階級「戰爭的學校」。從碼頭罷工經驗裡，何生學習到工人鬥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鐵的紀律、集體商討、一致行動。記得罷工期間，我跟何生略談過俄國革命史，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當家作主。訪問完結後，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紅色T-shirt，以作戰衣，何生說：「紅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議埃及軍方血腥鎮壓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社會民主連線舉辦到埃及領事館的抗議，反對軍方政權屠殺數以百計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參與，高呼「反對血腥鎮壓」、「埃及工人獨立鬥爭」、「打倒軍方、穆兄會」的口號。

埃及軍政府卻在8月14日以裝甲車，堆土機，真槍實彈大規模血腥屠殺穆兄會支持者，最後導致超過2千死亡，1萬多人受傷。穆兄會支持者對軍方政權並無構成即時威脅，可見屠殺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軍隊的實力。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埃及軍方鎮壓任何政見的陣營，因為加強專製暴力最終的傷害是工人階級。軍方政府現在把反對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並利用官方工會煽動支持軍政府的遊行，同時竭製罷工。

穆爾西絕對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軍方或穆兄會任何一方的陣營。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數為3,400次，是過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爾西六月上臺後發生的。穆爾西鎮壓示威、罷工和占領的力度與穆巴拉克時期並無分別。

現時，穆兄會將會利用軍方的鎮壓，包裝自己為親民主的受害者，並煽動伊斯蘭宗派分裂的情緒，攻擊被視為擁護軍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優勢。伊蘭斯教派的反動思想亦增加了開羅廣場的性暴力事件，軍方甚至對強奸受害者進行「處女驗身」。極右的伊斯蘭派光明黨亦企圖在反對運動中獲得增長。

只有透過團結工人階級的鬥爭，跨越不同的宗派團結起來，才可以打倒軍方的殘暴統治，並帶來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資本主義的舊政權。

香港：林慧思不滿校方屈服　必須加強聲援行動

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

寶血會培靈學校於今天發表聲明，內容單方面指責林慧思的個人操守，並指會給予「適當處分」，卻只字不提事件背後的根源：青關會打壓言論自由、梁振英動員流氓勢力、警察縱容暴力，顯然屈服於政府底下的政治壓力。林慧思亦公開表示不滿學校的聲明。

建製派目前的攻擊只是開始，之後必然繼續窮追猛打。兩星期前的天水圍論壇，梁振英高調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報告；警方重案組高調調查林慧思「阻差辦工」；組織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更準備在九月開學日動員「林慧思下臺日」。建製派一旦加大施壓，校方將會進一步屈服，令林老師有可能教席不保。這場抗爭是民主運動中重要的一役，絕對不能逃避。

建製派的打壓激起了普遍民眾的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一星期以來舉辦多次聲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過民眾支持，總共收集到2千多個簽名。動員支持林慧思將會得到龐大的群眾支持。

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妥協民主派，在聲援林慧思的立場上避重就輕，立場模糊不清。民主黨政客控製的教協亦立場軟弱，表示「尊重學校處分林慧思決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對這群紳士淑女來說，粗言穢語乃「敏感話題」，可以蓋過言論自由的民主大義！

建製派不會就此罷休，對林慧思一人的攻擊，是對整個民主鬥爭的傷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團體和人士，必須支持公開的反擊，以街站、集會、遊行以至動員罷課的手段，建立捍衛林慧思的運動，要求校方撤回聲明，保衛林老師的教職，揭破政府、警察與愛國流氓組織的暴行。

傑瑞米柯賓

在香港的爭議

今年的晚會較往年有更多的爭議和宗派分歧。這是政局不斷激進化和政府危機深化下，群眾對資產階級「泛民主派」希望幻滅的結果。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以「無膽」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對中共的敵意異化成對「本土主義」的支持（一個香港獨立國），甚至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

主辦晚會的支聯會是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小圈子」委員會，近年和「溫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於長期以來向中共獨裁作出政治妥協，接受中共統治為必然，並因而降低訴求。這表現在今年的大會口號，淡化了「結束一黨專政」而強調「愛國愛民」。此舉適得其反，支聯會尋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支持，後者卻抨擊新口號「愚蠢」和「與中國脫節」。支聯會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協助抵抗「本土派」的攻擊，向針對「愛國」口號而號召抵製晚會的香港自治運動反擊。

在燭光晚會的前四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棄有爭議的口號。他表示與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實上，支聯會在香港亦備受批評，甚至擔心會被杯葛會見效。杯葛行動最終失敗，揭露出「本土主義」勢力背後缺乏真正的力量。燭光晚會的高參與率，反映了廣大群眾對六四仍未忘記，並希望繼續民主鬥爭。但同時，支聯會的領導人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已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冒著暴雨參加的人表示，他們是為了悼念六四，而不來支持支聯會！

需要民主的組織結構

燭光晚會後，支聯會表示在明年舉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紀念時，將作出重大「調整」。但只是次要的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而不是調整支聯會政治立場，主導支聯會的「溫和」泛民不會沖擊中共政權，也不會提供大規模反獨裁鬥爭的戰略。

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貫批評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來由於被支聯會企圖壟斷晚會，令其他團體難以籌集資金而變得限製重重。民主黨在支聯會中占有主導地位（諷刺！），並拒絕將支聯會開放和民主化。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以維持對支聯會的控製，並遏製那些反對向中共妥協的更激進的力量。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中以「小圈子」強加控製，在去年九月的反國教和（泛民發起的）2014年「占領中環」方案中，都看到一個相似的模式。

社會主義者和所有真正爭取民主權利的戰士，都必須反對這種自上而下組織抗爭的模式。這模式將令運動一次次地錯失機會，並面臨失敗。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群眾鬥爭的民主架構，共必須建基於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 － 工人階級和青年。這種路線需要連系到大規模行動的策略，並有意識地連結上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及其親資政策的群眾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戰勝獨裁，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護告密者斯諾登

前美國CIA網路技術人員斯諾登來港，成為告密者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通訊網路。不僅包括普通民眾的電話和互聯網，連香港的政府部門、大學和普通學生也受監控，全面威脅人民的私隱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被揭發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億項情報。

斯諾登亦揭發「稜鏡行動」，國家安全局在美國以至全球從私人帳戶中獲取資訊。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軟、蘋果和雅虎也有與稜鏡行動合作，可見網路大企業的惡行。美國政府其身不正，卻經常指控中國政府不民主，打壓民主權利。

斯諾登警告，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諾登洩露美國監控資料，會對他展開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國」英國亦急急列斯諾登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要求航空公司拒絕斯諾登乘往英國航班。

梁 振英作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張，要等待北京阿爺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其關心的不是人權和言論自由，而是地緣政治的利益考慮。中美局勢 愈趨緊張，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資本，向美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又緩和來自美國的壓力（在貿易、貨幣戰爭、美軍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方面）。中國政 府自己的監控系統不相伯仲，如果斯諾登事件過了火，會造成中美的雙輸局面。

美國「民主」的虛偽

2010 年，維基解密洩露美國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罪行。美國政府不擇手段追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軟禁在厄瓜多爾駐英國 的領事館。而另一洩密者曼寧，因為向維基解密提供70萬份以上的機密文件，被美國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間受盡酷刑，今個月才受審。美國政府打著「人權」的 旗號，但一旦言論自由威脅到統治菁英的利益，就會如中共獨裁一樣瘋狂打壓。正如金培力在《南華早報》(6月5日)指：「中美不僅在經濟上愈趨睇齊，兩國對 真相的詮釋權和對資訊的控製力亦愈來愈近似。」

美國政府聲稱保護全球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其最重視的是企業的利潤。此外，近年美國政府通過不民主的法案，限製網路自由，因而激起群眾抗議。斯諾登事件證 明，美國政府將「民主」作為政治武器，向中共獨裁施壓，為的是本國資本家的利益。民主權利、私隱權利、免受政治打壓的權利，並不是靠帝國主義政府賜予，而 是透過群眾鬥爭贏回來的！

倡議「占領中環」的戴耀庭講過，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標準」。斯諾登事件正是一幅諷刺的寫照，揭示1%的統 治階級不民主地控製著美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如果群眾不去抗爭，不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們的權利就會被統治者不斷侵蝕。「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為 全面民主權利而鬥爭，我們警告，資本菁英會竭力阻止我們，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確保穩固的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護斯諾登行動：

反對引渡斯諾登，要求其政治難民身分
停止迫害斯諾登，釋放告密者曼寧
停止「稜鏡行動」，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老大哥」國家，廢除秘密和反民主的國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報局(CIA)
停止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學民政改方案妥協　引起成員退出潮

「學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場，建議立法會選舉將地區直選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認保留功能組別，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此外，「學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並由全港選民組成提名委員會。這實際上與循序漸進的路線自相矛盾，因為在北京的普選（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開放提委 會讓全民提名。

雖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強調，方案在成員全數贊成下通過，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後，其妥協的立場激起成員不滿，近日不少更紛紛退出組織，促成近來反對派組織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們一貫指出，「學民思潮」的領導人物不過是溫和泛民的一塊年青面紗，掩飾泛民老政客的陳腐守舊。民主黨的妥協立場令其近年進退維谷，恰巧學民推出政改方案後，亦陷入同樣窘境。

學民發言人張秀賢在《NOW TV》節目「時事全方位」時表示：「學民思潮現時十分尷尬，因為他們在被人罵保守的同時，亦被人視作激進。」所指被視作「激進」，不過是建製派的輿論攻擊。

「學民思潮」領導層妥協素有前科。在反國教運動時，學民領導層依循教協的妥協路線，拒絕嘗試號召全港罷課運動，最終在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下，突然解散運動，連不少學民成員事前亦矇在鼓裏。由於抗爭的不徹底，不少國民教育中心繼續營運，梁振英的洗腦計劃將會死灰復燃。

從這事件可見，亟需戰鬥性的、具民主架構的青年學生組織。社會主義行動會與任何真誠的力量共同奮鬥，包括對「學民思潮」幻想破滅的前成員，去建立這個運動。

香港：43萬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權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獨裁的16周年。自從2003年，50萬人七一上街後，七一變成群眾表達不滿的抗議日。今年是2003年大遊行的十周年，在三號臺風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眾堅持上街。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有43萬人參與遊行，而警方數字則只有6萬。如此眾多的遊行人數是反映群眾不滿的指標。建製派勢力為了降低遊行人數，斥資巨額大搞維穩音樂騷和購物優惠，但都無功而還。然而，中共的喉舌《環球時報》將遊行貶低為「新傳統節目」，是港人撒嬌的好機會，擺出無視群眾對民主權利和社會公義的訴求。統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絕改變，將會繼續累積民憤。

「梁振英下臺」的口號在人群中響徹天際。去年梁振英上任時，40萬人要求他下臺。在過去一年，由反洗腦國民教育的群眾鬥爭，到警察鎮壓社運分子，到逐一打破選舉承諾，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謠言指出中共正在討論「B計劃」，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將他撤換，因為他的不受歡迎會令政府更難在普選問題上蒙騙群眾。政府幾名局長相繼爆出醜聞，有些甚至被迫下臺。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去年上任12天後，被揭發騙取租金津貼而被辭職，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級的犯罪官員。

參與遊行的團體包括溫和泛民（例如民主黨和公民黨）、較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有從人力分裂出來的普羅政治學苑。很多細小的民間團體和政治組織也有參加。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及灣仔擺設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臺」、「廢除外判製」、「民主公營企業」、「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的口號。

占中集會

今天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花園，作為「占中預演爭取民主」的象征。從「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團體籌得80萬元，可見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的歡迎。人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反對現存製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領袖沒有表現出真正鬥爭的決心和意願。占中三子在集會中的發言，強調需要「愛與和平」，而沒有提及所需的戰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獨裁。

七一的集會令現實與理想的隙縫更明顯，令很多有意識的青年失望。根據《蘋果日報》的調查，6成受訪的遊行人士表示會參與占中，而7成更支持罷工和罷課去爭取真普選。群眾特別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運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更有決心、更激進。社會主義行動是目前唯一清晰宣傳推動罷工罷課的組織，在支持占領行動作為開始的同時，解決民主鬥爭需要更果斷的方法和戰鬥性的訴求。

可見，現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決心的戰士（特別是工人和窮人）尚未足夠地組織起來，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相反政治上既軟弱又無經驗的資產階級明星突然跑到鏡頭面前，獲得短暫的人氣。在未來爭取真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裏，亟需一支以戰鬥性工人和窮人為基礎、並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左翼力量。

學校轉直資：埋下拉闊貧富懸殊的種子

最近多間傳統名校，如聖士堤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聖保祿中學等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在中西區內的12所津貼中學裏，已有3所轉為直資。直資製度的支持者聲稱這可令學校享有收生自由、財政獨立、課程自決等「優勢」，說穿了，這不過是方便學校篩選有錢學生入讀的途徑。但是，追捧直資製的名校往往會把學費提升。有統計顯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資學校裏，有近4成的全年學費高達2萬元以上。面對教育商品化，貧窮的基層巿民奈何喪失更好的教育機會，畢業後在職場上吃虧，造成隔代貧窮，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義嗎?

直資製始於1998年，現時直資學額占總學額的12.3%。名校相繼擁抱直資製，其中一個原因是學校可以自行彌定學費，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堤反書院的學費高達每年5萬元或以上，讓教育進一步進入市場製度，集中為富人服務而牟利。教育局長吳克儉指，超過三成的直資學院學費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據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指出，單單是2002年由傳統津校轉直資的12所學校，他們的平均學費已是3萬多元了，所以這直資趨勢和學費加價風潮絕對不容忽視。在喇沙書院升讀中五的Derek同學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產家產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頗大，而因為現時學校仍是津貼學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費和書簿費，但如果轉為直資模式後，相信家裏也不能支付起學費。而對於直資製度，他則表示這是對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十分不公平。

審計署揭露直資監管不足

現時有規定直資學校要提供至少1成學費收入作為助學金以紓解基層家庭在學費上的壓力。但是，在2010年審計報告揭發有22間直資學校助學金撥款不足，直資學校更使用捐款作為那1成的助學金，這揭露教育局的監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場化做就直資學校財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長熱捧直資製度同時，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卻撰文指，直資製削弱平等教育機會，原因是直資學校擁有收生自由的權利，它們可以跳過中央派位機製收取學生，令經濟困難的優異生失去入讀名校的機會。

教資會腐敗　教學經費被操控

當高中受到直資製度的張牙舞爪的同時，大學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風下被一一整頓。教資會(UGC)和大學學術研究發展關系密切。教資會負責管理大學資源經費分配。可是實際上，教資會成員卻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在沒有民主的管理架構之下，權力傾側於行政長官，令他可以操縱各大學的校監人選、校董會成員，令教育資源調配更切合搞「教育產業」的資本家所需。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響起警號。如在最近4月時，在反對聲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製研究中心總裁張誌剛上任的教資會委員，引起學界人心惶惶。張誌剛曾公開表明支持國民教育，又撰文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民望調查混肴視聽，都顯出其聽命於梁振英和中央的號令。此外，曾經支持廿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的「梁粉」，準備九月上任為嶺南大學的新校長 － 鄭國漢，激發起200多名嶺大學生在6月17日的假諮詢會上示威。嶺大學生不排除在九月發動罷課抗爭，要求由學生選出校長的聲音開始響起。

在2011年，教資會更推行學額回撥機製，要求八大資助學院撥出百分之六學額重新競逐，令院校為了爭回學額數目而加大競爭，機製欠缺透明度之余，亦令院校為取悅教資會，開設迎合巿場的課程，令冷門的科目更被邊緣化。在互相競爭之下，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學術的需要和價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後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師不再中產　政府津貼成泡影

教師一向被視為中產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師協會」一項調查發現，在761名教師中，約三成受訪教師沒有自己的物業，加上合約教師前景難料，而政府也一直對教師的津貼輔助不足，令教師士氣低落，而正直暑假來臨，有6成教師也表示暑期內充斥補課、當值等工作，長遠令教學質素受影響。在以利潤為依歸的巿場經濟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情況不斷惡化，社會只有透過真正的民主規劃，消除政府以至財團對工人的勞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學質素。

傑瑞米柯賓

反洗腦占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占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製，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松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占領中環」運動裏，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占領政總還是占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誌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製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製占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占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占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采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占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占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占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占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占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製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香港：六四悼念晚會，警告中國新領導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數以萬計的人集合於香港維園，抗議中共一黨專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傘下的蠟燭。狂風暴雨在公園裏灑下了每小時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電，令燭光集會在僅僅開始50分鐘後就不得不中斷。

六四當天，工國委（CWI）香港和大陸支持者在維園周圍擺設三個街站裏，進行了一整天的活動，籌得了超過三萬港元的款項，用來支持我們社會主義者結束一黨專政的鬥爭。感謝所有捐款支持我們鬥爭的人，很多紙幣被雨水弄濕，但仍會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國唯一能進行這樣的集會的城市。據主辦單位統計，當晚約有15萬人出席。出於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數上打折扣，聲稱只有54,000人參加。許多全身被雨水沾濕的參與者（包括本文記者）流露出熱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共產」獨裁的新領導人必定憂心忡忡，擔心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鬥爭，這同時也是審度中國反政府情緒的指標。

加大審查和鎮壓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八九年鎮壓時街上坦克和裝甲車的照片遭到嚴格監控。廿四周年前幾星期，政府如常加強對異議者和維權人仕的鎮壓和日常監控。今年，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鎮壓力度比過去更為大。死難者家屬和批評政府的人再次被軟禁家中，而且更為嚴格。天安門老將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向《南華早報》表示：「我們被軟禁了幾天……甚至現在跟你說話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陽在一九八九年嘗試組織罷工，後來拒絕妥協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采訪後不久，於去年六月六日發現被吊死。

一位來自福建的年輕人被香港的電視臺拍攝到舉起寫上「感謝香港」的標語牌，在回程的時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強了威脅和騷擾，估計仍有超過一萬名大陸遊客參與了集會。

新一屆由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下，六四的鎮壓加強政府鎮壓的一部分（太子黨是前「共產黨」領袖的後代，包括習近平本人）。這屆領導層承諾，會推動自十五年前朱镕基改革以來最大一波親資的結構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寬的希望都已經破滅。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聯署的公開信予習近平，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

同時，主辦燭光晚會的支聯會領導人李卓人表示：「習近平上臺後，我們只見到收緊，而非放松。」

害怕革命

習近平統治下加強鎮壓，反映了統治菁英的共識，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在去年十一月領導換屆期間對中國自由派不切實際的幻想的警告。他們只會繼續沿著六四屠夫鄧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同時獨裁的控製不減。

在新上臺最初幾個月，習近平發表了民族主義的言論和一些象征性的反腐敗措施，兩者都只是中共用來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他愈來愈多地談論到毛澤東的名字，但只不過是用作維護中共持續及不可挑戰的統治，並非有意效法毛澤東「左」經濟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製定了「七不講」，七個大學課堂不能討論的話題」，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權利等，值得註意的是還包括了「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可見，獨裁統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統」來保護中國鉅富菁英的權力和「私隱」。

太子黨在新一屆領導層中大力掌權，將是中共政權演變中的一個轉折點。統治菁英拒絕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會令公眾監督更有力，揭露他們坐擁鉅額財富，並可能因此打開大規模反抗的閘門。然而，中共獨裁者面臨著兩難的困境，愈來愈加強鎮壓的話，令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即將到來的鉅變可能比歷史性的八九六四更為波瀾壯闊。